主题: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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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年轻人作息矛盾有进化意义

据新华社电美国科学家最近提出,老人与年轻人作息时间的差异,可能曾帮助远古人类群体在夜间保持警醒、防范危险。 美国杜克大学研究人员观察了非洲坦桑尼亚一批狩猎采集者的睡眠模式,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作息不...即将发布

日期:2017年7月18日 - 来自[待分类信息]栏目

如何破解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结构性矛盾

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配置失衡加剧看病难

事实上,看病难问题既表现为绝对性的看病难,又表现为相对性的看病难。绝对性的看病难是由医疗资源绝对不足导致的,表现为“缺医少药”。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目前绝对性的看病难问题已基本解决,但相对性的看病难问题却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城市。老百姓在城市大医院就医经常出现“三长一短”的现象,即排队挂号、交费和拿药的时间长,医生问诊及检查时间短。“挂号起五更,排队一条龙”,这是当前我国老百姓看病难的真实写照。

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供给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是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医疗卫生资源绝对供给量不足是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的基本原因。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卫生总费用却仅占世界总额的3%。与此同时,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在区域和机构间的配置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看病难问题。从区域和空间结构来看,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稀缺;城市医疗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农村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相对稀缺。从资源在医疗卫生机构间的配置来看,医疗卫生资源在各级各类卫生机构间的配置也很不均衡。医疗卫生资源在机构间配置的失衡,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越是医疗卫生资源集中的医疗机构,老百姓越是趋之若鹜,从而使得医疗卫生资源愈加稀缺;越是医疗卫生资源缺乏的医疗卫生机构,越是无人问津,使其医疗卫生资源更显浪费。

“以药养医”导致看病贵

看病贵问题关系到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性。这一问题较看病难问题更显重要。虽然国家多次降低药价,但一些企业采取换名、换包装、换成分比例、重新审批等办法避开降价约束,以至于老百姓事实上并未彻底享受国家降低基本药物价格所带来的实惠。同时,由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逐渐淡化,形成了“以药养医”的模式,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医院忽视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的应用,通过开大处方、重复检查、过度检查等增加收费项目。这些不当医疗行为直接导致医疗费用大幅攀升,个人医疗卫生费用负担过重。此外,看病贵也与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偏低、个人自付比例仍然较高有关。

由此可见,看病贵问题主要是由医疗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价格超过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导致的。这一问题既与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价格相关,又与老百姓的支付能力相关。相应地,看病贵问题也表现为绝对性的看病贵和相对性的看病贵。绝对性的看病贵与医药供给价格相关,相对性的看病贵与医疗费用分担结构相关。其中,药价高低取决于药品定价标准、流通环节费用和医院加成政策;医疗服务费用则取决于医院采取的诊疗行为、收费标准和收费模式。

医疗卫生费用负担结构不合理是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医疗费用负担结构中个人负担比例过高,是造成相对性看病贵的关键所在。因而,医疗保障制度对于减轻个人医药费用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卫生支出总量增加,但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水平和规模相比,增幅并不可观。笔者认为,要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既要从医药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彻底杜绝药价虚高、过度医疗和以药养医的局面,降低医疗产品和服务的绝对供给价格;也要通过改变医疗卫生费用的负担和支付结构,加大政府的医疗卫生投入和社会卫生支出,降低个人卫生负担比例,进而降低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的相对供给价格。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医疗机构转移

如上所述,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内的结构性矛盾既包括由于医疗卫生资源和要素配置不平衡造成的静态结构性矛盾,又包括由于医疗供给方与医疗需求方互动与结合形成的动态结构性矛盾。因此,要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就必须化解医疗卫生领域内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对医疗卫生资源进行结构性调整。尤其是要对存量医疗卫生资源进行结构调整,改变其配置失衡的现状。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和政策手段,鼓励、引导和推动一些优质医疗资源从大型公立医院向中小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转移。如此一来,既可解决大型公立医院人满为患、超负荷运转的问题,也可解决基层医疗机构资金和人才短缺的困境;既可解决大型公立医院资源越集中越短缺的矛盾,也可化解基层医疗机构资源越短缺越浪费的悖论。此外,还应对增量医疗卫生资源进行选择性投入。以中国现有的经济体量来看,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支持无论从规模还是总量上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对增量卫生资源的投入必须要有选择性,如重点将增量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到中小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

其次,积极探索更为合理的就医模式。针对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区域之间配置不均衡的现状,在人口集中、交通方便、设施齐全的地区,可以维持现有的就医模式。而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设施和设备短缺的乡村地区,老百姓求医问药成本相对较高,有必要改变现有就医模式。通过医生找病人,采取上门服务的就医模式,或许更为合理。就城市而言,可推行大医院看大病,小医院看小病。大型公立医院可维持现有的就医模式,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则应积极探索新的就医模式,如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推进社区全科医生制度和家庭医生制度。

最后,构建更为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是人的基本需要,而医疗卫生需求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医疗保障制度不仅要争取做到全覆盖、保基本和多层次,同时还要增强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当前,我国医疗卫生筹资的渠道主要是政府、社会和个人。在总筹资规模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政府投入比例的提高将带来卫生筹资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换句话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有所提高,以医疗保障为主的社会卫生支出也将随之增长,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重则会出现显著下降。

日期:2014年9月28日 - 来自[业界动态]栏目

种鱼之惑:以养代捕矛盾何解?

本报记者 何苍报道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要播种太阳。播种一颗就够了,会结出许多的太阳……”“种太阳”当然只是梦想,发展迅猛的海产养殖却使“种鱼”成为现实。不过,在渔业资源日渐匮乏和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的双重因素夹逼之下的海水养殖,其猛增的规模背后却是堪忧的质量。 

方兴未艾 

由于过度捕捞及海洋生态恶化,近海渔业资源逐渐枯竭,传统捕捞业日趋衰落,有些地方甚至已无鱼可捕。 

2012年,海疆万里行报道组在浙江舟山采访时,樟州村一渔民惋惜地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以前就算是钓都能钓上来不少,现在小船出去都基本没用了,得用大船出去个两三天。” 

资源枯竭,各地纷纷推出休渔政策以挽救生态,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报道组在沿海各市县镇走访时了解到,只要天气好,渔民就会出海,只不过在休渔期是“偷偷”出海罢了。海南万宁港下村的渔民跟《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谈论起休渔期时,都毫不在乎,除了要靠灯光吸引的“灯光鱼”在这期间不敢打,其他鱼照打不误。 

其实这完全可以理解。一方面,这是渔民的生计。以港下村为例,每年从5月15日到8月1日是休渔期,如果这两个半月真的不打渔,那以此为经济来源的渔民在这段时间里就无力支付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各种费用以及全家人的生活费。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鱼虾需求量逐年迅速增加,市场一片大好。海南某水产养殖公司的副总经理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我国2012年对虾产量在140多万吨左右,国内需求已经占到了80%以上,而同时又从越南进口20%以上。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我国产的对虾已经不够自己吃了。 

在渔民与市场一推一拉的双重作用力之下,想依靠禁渔来维护我国的渔业生态显然不切实际。“种鱼”之举——以养代捕便自然而然地开始风行全国。记者在万宁市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2012年,万宁海洋经济收入9.5亿元,其中捕捞为3.5亿元,而养殖则占到4.7亿。从全国的数据看,2011年,中国渔业总产量为5603万吨,占世界渔业总产量的36%;中国水产养殖产量为4023万吨,占中国渔业总产量的72%,占世界渔业总产量的26%,占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63%。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渔业大国。 

弊端重重 

目前,常见的鱼虾品类绝大部分已实现人工养殖,甚至培育出一些自然界没有的新品种。 

海南省东方市市区20多公里外有个台商投资的鱼场,主要出产石斑鱼。在养殖老虎斑与龙胆两个品种的同时,该场还利用人工授精技术培育出外形更美观、肉质更好的“珍珠龙胆”。场长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该技术在台湾已风行多年。 

这样的新品种当然是自然界所没有的。但即使是自然界本来有的老虎斑与龙胆,在塘、池甚至是箱中“种”出来,与野生的老虎斑和龙胆也有了很大差异。 

6米见方,水深1.3米,养鱼2200条左右,这是该鱼场养殖池的规格。当鱼还比较小的时候,连在这样大小的池中畅游的资格都没有,而是被用一个目测1米乘0.8米乘0.8米的小网箱“圈养”起来,以方便喂食。场长告诉记者,这样一个小网箱中,最多可以放4000条鱼,不过因为过于密集会影响鱼的生长速度,所以一般是放1000多条。 

“我们都是高密度的养殖,不过也要控制,因为如果太多,长得就慢。小的时候可以多一些,慢慢长大的话,就要搬池子,大概放到1600条左右。”场长说。 

集约化养殖符合工厂的经济原则,却绝不符合鱼类的生长原则。以石斑鱼中成长速率比较快的龙胆为例,在养殖池中大概8个月能长到1.6斤,而野生的只要6个月。 

前文提到的那位副总经理也谈到对虾在海中与在养殖池中的生长差异:“从苗长到60头(X头表示1斤有X只)大概要50多天,同样的苗种海里长的话,长到60头一般不会超过40天。”他谈道,这是因为整个海区容量比较大,而养殖不管是高位池还是低位池基本是集约化养殖,密度比较高。 

记者与渔民交流得知,野生鱼身长、尾长、须长且粗壮,因为它们要经常游动找食,而养殖鱼不用四处找食,所以退化了。“好羡慕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这个小学生作文中的经典句子如今看来真令人叹息。 

除了活动空间的限制,水质也是养殖鱼虾的一大掣肘。该副总经理介绍,目前我国基本是区域性养殖,环境不是很好,基本是在无序的状态,你养我也养。“目前广东、广西、海南这一带,养殖成活率都非常低,达不到50%。广东广西的成活率最多也就30%。” 

以南美白对虾为例。该品种进入中国将近20年,感染各种病毒,再加上近亲繁殖等因素,种质在不断退化。“整个海南的苗种市场,像我们这个规模的,不少于50家,但大部分都做不到SPF(不带特殊病毒)。”这位副总经理介绍,与商品虾只要成长到一定规格就可以上市不同,种虾要求相对较高,如性腺发育、水压等都有一定要求。 

最难的还是养殖过程的可控性问题。他形象地说明道:“你要去海上抓一万斤虾,网起码要拉四五公里,而这里一个塘随便就是一万斤。还有死亡藻类、粪便、菌类,所有东西沉积下去之后,都会产生胺氮、亚硝酸盐,处理不好还会产生硫化氰,这些都会危害虾的生长。而且,虾在成长过程中要褪壳无数次,褪壳时的虾十分脆弱,容易染病。” 

正因此,养殖过程中对于水质调控要求非常高。“有些企业会投放一些抗生素,这不能否认,因为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处理,有病害时只能依赖这个东西。”该副总经理说。 

“现在的鱼已经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味道了。”65岁的舟山原渔民、现在的渔家乐老板董爷爷颇为怀念地说。 

矛盾何解? 

东方市八所渔港泊船无数,码头上的集市从早喧闹到晚。记者向卖鱼的妇女们询问,她们刚开始都说所卖之鱼全是自家男人数小时前刚从海里打上来的。但经过数次交流,记者又指出一些疑点后,部分卖家又改口说其中有些是养殖的。据与报道组中海南成员关系不错的人士透露,这些鱼绝大部分是养殖鱼,人们特地带到码头上冒充野生鱼,以求卖个好价钱。 

这种心态不难理解。即使有越来越完善的水质监测与机器增氧、定期搬池等人工技术手段,商品虾的品质也无法与生长在大自然环境下的原生态鱼虾媲美,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更高的价钱购买原生态的鱼虾,更高的价格和更大的需求促使鱼贩偷梁换柱、鱼目混珠。 

一方面是不得不行的种鱼之举,另一方面却是令人担忧的养殖质量。解决这二者的矛盾,唯有从改善养殖环境的角度来考虑。 

“这些桶是用来发酵微生物的,所有东西都通过微生物来处理,而不是药物。”上文中的副总经理向记者展示了其每个养殖池边的桶。他告诉记者,使用微生物调控水质、防治病害,具备不少优势,“我们用这个东西就是想形成一个优势种群来与市场上其他种苗抗争。” 

但是,“微生物调控技术不是简单地把菌类放进去那么简单,什么阶段使用哪种微生物、用多少量,还有纯度、含氧量等,都要考虑,这些都是很专业的技术;而且微生物拿来的时候并不是活体,包装生产的时候已经是休眠状态,使用过程中如何激活,这又是一个技术;拿来之后,几乎每十天八天就要用一次。总之,这需要很专业的人才。”该副总告诉记者,因为我国目前这方面的人才较为缺乏,所以很多企业尽管也意识到微生物的优势,却难以纯熟、合理地使用它。 

使用微生物调控水质只是我国水产养殖亟待推广的技术之一。再如上面养鱼、下面养海带的立体养殖模式也在试行当中。海带可以作为鱼的食物,鱼的粪便又可以当海带的肥料,而且海带可以净化海水。 

当以养代捕从无奈变成常态,提高技术、创新模式,加强监管,改善养殖环境,或是破解“种鱼”之惑的途径。

日期:2014年4月22日 - 来自[技术要闻]栏目

我爱矛盾的对立ShubhankarRay专访

  “RAW”意味着纯正、未经雕琢、不因循守旧。

  Shubhankar Ray讲述中的G-Star RAW,是一个带着奢侈品质,又保留了街头野性的牛仔品牌。他将各种看似对立的矛盾风格混搭起来,增加品牌的知晓度、信誉度,并保证所有传播内容都符合品牌的核心和文化,让品牌做到不断创新、体验和成长。

  G-Star RAW全球品牌总监Shubhankar Ray专访

  人物介绍:

  Shubhankar Ray,G-Star RAW全球品牌总监。15 年来致力于为Camper、Levi's、Caterpillar、Stride and Travel Fox等众多世界时装与生活品牌改头换面。作品和电影曾先后登上全球著名博物馆和画廊,同时收获众多奖项。

  G-Star RAW会向中国清晰传达奢侈牛仔的品牌定位。

  G-Star于1999年正式开始中国的零售事业,发展到目前G-Star已有170多家专卖店和专柜。我们最近在香港揭幕了G-Star全球最大的旗舰店,香港对于亚洲市场具有非常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在这样的大都市开设旗舰店,可以非常清晰地传达G-Star作为奢侈牛仔的品牌定位。

  中国消费者也正处于从对初步街头时尚文化向更深层次街头时尚文化探索的发展时期。

  中国时装市场充满着年轻和活力,对于全球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心市场。现在的中国具有对于时尚的高需求,上海和香港这样的城市已经与全球同步,甚至与伦敦、纽约、东京和巴黎等时尚之都并列,全球性的文化艺术不断入侵这些城市,全球最棒的时装秀也正在上海和香港上演。G-Star是一个时尚现代都市牛仔品牌,与美国牛仔复古风潮不同,突出的是潮流和时尚,因此在中国的时尚都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我们很希望可以得到市场的肯定和发展。

  “RAW”意味是G-STAR的核心DNA。

  G-Star品牌基于“本真”的概念和哲学,意味着无论是产品设计和品牌定位都遵循纯正、未经雕琢、不因循守旧的方式去表达。“RAW”原始是G-Star的核心DNA,由这一点出发,并将未洗水牛仔的个性和品牌的个性相互关联。G-Star的产品基础是牛仔裤,我喜欢牛仔作为标志性的街头时尚单品,它可以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生活品位、种族和语言,无论是具有叛逆精神、改革精神的人、摇滚歌手、饶舌歌手都可以穿着它。

  对化学的理解使我将时尚品牌看做是化学反应的培育器。

  在大学时代我所学的专业是化学,之后又在MBA的课程中退出,很偶然的机会接触时装产业。当我在学习化学专业的时候,也在曼彻斯特的夜店做兼职,从那里我了解到80年代的最著名乐队,这使我对于80年代后期的音乐、时尚和品牌形象文化有了独特的视角。化学和创造力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需要自然的催化反应。在Levi's学习了品牌形象、广告和品牌定位之后,我有幸可以有机会将品牌化学运用到实际,为若干个全球时尚品牌重新定位。与此同时,因为来自与时尚圈截然不同的背景,使得我可以在全世界演讲,并可以在博物馆和画廊展示我的一些艺术作品,如伦敦的Victoria &Albert博物馆、伦敦的设计博物馆、巴塞罗那的Museo del Mar等。

  我喜欢矛盾的对立。

  我觉得几乎没有喜欢做设计的人不喜欢电影和书籍,它们会是我们寻找灵感以及慰藉心灵的很好途径。其实我的兴趣很广泛,但是现在我会用更多的时间来陪我的家人,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了。

  在南非,我和曾在我年少时做出了最棒的唱片封套的设计师成为朋友。

  我很幸运可以在世界各地的研究所里教授一些特别的课程,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将积累的经验传递给那些年轻人,使他们有所体悟。我也喜欢他们提问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使我自省和验证自己的概念、想法是否正确。我对于在南非的Design Indaba的讲授过程印象尤为深刻。我参与到南非民族会议,寻访当地的小镇,认识到世界一流的设计师,并与Peter Saville成为朋友,在我青少年时期,他为那个年代创造了多张很棒的唱片封套。

  孩子们的成长让我有种真实的感觉。

  我有一些工作狂倾向,但音乐、电影、艺术和家庭都是对工作的调节和补充。现在我生命中最大的成就是我的家庭和两个孩子。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我更喜欢看到孩子们成长的那种真实的感觉。

日期:2014年3月28日 - 来自[流行设计师]栏目

人大代表谈医患矛盾:做梦都是患者误解和纠缠

  医生子女为何不愿当医生?人大代表谈医患矛盾带来的困惑

  “我女儿不愿当医生,也不肯嫁给医生。”全国人大代表、眼科医生李甦雁说,“这一现象在我的身边非常普遍,我同事的后代大多也不愿从医,这背后的原因要引起重视。”

  李甦雁说:“我的父母是医生,他们让我体会到帮助病人是件快乐的事情,因此尽管当时工资不高,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生职业。可轮到我女儿时,她却表示给再高的工资也不干。”

  李甦雁的一席话,在江苏代表团引起了热议,来自医疗界的代表们纷纷表示,感同身受。

  “我的孩子也一样,坚决不当医生。”李甦雁话音未落,全国人大代表、肺移植专家陈静瑜说,医护行业本是受人尊重的行业,但近年来随着医患矛盾不断增多,并经常出现暴力事件,让这一行业的吸引力大为降低,甚至被一些人看做危险的职业。加上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这样下去,将来医护行业怎么吸引优秀人才?

  陈静瑜说,身为一名外科医生,压力真的很大,连做梦的内容经常是患者及其家属的误解和纠缠。

  对于李甦雁和陈静瑜的感受,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王咏红代表深表理解。她说,医护人员不被社会理解,与当前医疗资源稀缺有关,目前政府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卫生服务,还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本就怀着不满情绪的病人及家属,很容易和医院产生对立情绪,甚至出现纠纷。

  王咏红表示,解决医患矛盾,一方面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快修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提高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水平。

  “医生都是为患者着想、为患者负责的,希望社会消除对医护人员的误解。”李甦雁说,“也希望医患纠纷有更好的解决渠道,让医生能够安心治病,医护行业后继有人。”(记者 蔡玉高 桂涛)
日期:2013年3月15日 - 来自[医患关系与医疗纠纷看板]栏目

人大代表把脉医患矛盾:需要引导群众依法维权

  人大代表“把脉”医患矛盾
  频繁发生的“医闹”事件,给本不平静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造成医患双方两败俱伤,既解决不了问题,又干扰医院正常的诊疗活动。这一现象也成为两会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
  “很多医疗事故发生后没有得到医院重视,总想减轻、推脱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主动承担、解决问题,给患方造成不‘闹’不得、医院欺软怕硬的形象,加之诉讼程序复杂,必然造成‘医闹’频发。”全国人大代表、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院长甘善泽说。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张福维分析,一些医生责任心不强、医疗水平不高;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难沟通或沟通难;患者对医生期望值过高,这些都是“医闹”频发的原因。“目前我国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都设在卫生部门,有‘老子为儿子鉴定’嫌疑,难以让患者及家属信服,也是医患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张福维说。
  张福维建议,建立由医学专家、法医、法官、律师、卫生、司法等部门组成的第三方调解机构,改变现行的由医疗部门调解的现状,完善有关配套制度,使患者及其家属有一个合法的、有公信力的医疗纠纷解决平台。同时,完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制度,通过医疗事故第三方赔付,化解医疗事故带来的赔偿风险。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唐农建议,公安机关应加大对“职业医闹”的打击力度,绝不能让“不闹不得、小闹小得、大闹大得”的错误观念蔓延,引导群众依法维权。(记者 李斌)
日期:2013年3月15日 - 来自[医患关系与医疗纠纷看板]栏目

论食品安全十大关系—并非政府机构改革就可解决一切

  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也是一门专门探讨在食品加工、存储、销售等过程中确保食品卫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隐患,防范食物中毒的一个跨学科领域。

  食品安全问题举国关注,世界各国政府大多将食品安全视为国家公共安全,并纷纷加大监管力度。

  食品安全的概念可以表述为:食品(食物)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该概念表明,食品安全既包括生产安全,也包括经营安全;既包括结果安全,也包括过程安全;既包括现实安全,也包括未来安全。

  当前,食品不安全的原因在哪呢?我们应当客观分析,不能不调查研究就把食品安全归责于某一方,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首先,食品的内因是决定性因素。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指一事物内部矛盾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和斗争。食品不安全,也就是食品中有毒有害了,食品中有毒有害成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是主导因素,具体包括:腐败变质、色素、激素、毒素等,这就是食品不安全的内因。

  其次,食品的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它通过内因而作用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进程。食品不安全的外因对食品安全就起着加速或延缓作用。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个大系统中,都与系统内外的其它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食品也不例外,它存在于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与人类这个大系统和大系统外的自然界有着各种联系,从中分析基本矛盾如下:食品与食用者、食品与生产者、食品与销售者、食品与生产原料、食品与储存器物、食品与储存环境、食品与政府、食品与科学技术、过去食品与现在食品等。这些矛盾都是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的,它们是如何影响到食品安全的呢?

  食品与食用者是上述数对矛盾中最基本的一对。食用者对食品消费的倾向直接左右食品的各种性状,也促使食品是否向安全的方向发展,因为食用者如果倾向于追求食品的外观、口感和食用便捷就使食品的食用价值打了折扣,并且因为食用者的需要食品也就被食品生产者掺入了其它物质,不安全因素难免不会渗入;有的食用者不是追求感官效果而是对食品安全知识知之不多,使他误购误食了有毒有害的食品而全然不知,如对烟熏食品、油炸食品、腌制食品、过期食品的危害认识不足。

  食品与生产者是上述数对矛盾中最主要的一对。生产者为了生产的食品成本低、利润高、市场前景好、符合食用者的意愿,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行技术改进,有意无意地运用了不合适的手段,使食品的不安全因素从生产者这一关产生了。

  食品与销售者之间的矛盾是从食品与生产者之间派生出来的,食品销售者为了使销售的食品成本低、利润高、市场前景好、符合食用者的意愿,也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伙同生产者进行技术改进,有意无意地运用不合适的手段,使食品的不安全因素进一步增加,也可能销售者对其销售的食品进行再加工使其便于储存或更符合食用者的意愿。

  食品与生产原料之间矛盾是上述数对矛盾中最直接的一对。食品的生产原料是决定食品安全与否的主要因素,其中主要原料是初级农产品,辅助原料多为工业品。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农产品中转基因产品的危害因素,辅助原料的合法添加在食用后排解情况,辅助原料的非法添加,食品加工过程和储存中新生有毒有害物都是食品不安全的直接原因。

  食品与储存器物之间的矛盾。食品的储存器物自身存在有毒有害物质或其与食品接触会产生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也是食品不安全的原因。

  食品与储存环境之间的矛盾。食品的储存环境在一定情况下会使食品变质或使食品中产生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从而使食品不安全。

  食品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上议论最多的也是最敏感的一对矛盾。客观地说,政府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有:食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方面,政府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所以食品安全政府负有监管的责任;食品商品化是政府财税的重要税源之一,政府的财税收入最终来源于消费者的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生活,食品是最基本的一部分,而食品的深加工使食品的税收额进一步增加,但多一个加工环节就多一个食品安全隐患。

  食品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是食品安全中最隐蔽的矛盾。科学技术使农产品增产,使食品加工后越来越适应食用者的“需求”,也使食品安全性难以让食用者知悉。

  过去食品与现代食品之间的矛盾是食品安全最值得思考的一对矛盾。食品安全为什么过去没有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呢?因为过去食用的都是初级农产品,而且是在种养过程中没有渗入科学技术的初级农产品,人们只有吃得饱与不饱的矛盾,没有食品安全的忧虑;而现代食品中农产品种养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撑,食品加工更有科学技术直接推动,这其中科学种养和加工不会或基本不会有食品安全隐患,而不科学地种养和加工甚至非法滥用科技成果就会让食品安全难有保障了。

  综上可见,食品安全不能归责于某一方,而是整个社会多方面都出了问题。而主要问题就是社会上食品消费的观念出了问题,社会上食用者的主流消费倾向推动了食品市场向着不安全的方向发展,生产者和销售者跟着市场走,科学技术为市场提供服务,政府不遗余力确监管无门。

  那么,到底如何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呢?应当标本兼治。

  首先要加大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力度,让全社会养成正确的食品消费观念,拒不安全食品于千里之外,这才是治本之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真正的英雄,革命依靠人民,建设依靠人民,筑就食品安全的钢铁长城也要依靠人民。

  其次要完善食品安全的立法工作,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作保障,才能使食品安全生产和销售有章可循。

  再次是政府要对市场加强监管,对食品生产、销售、农产品种养和相关科学研究进行规范。

  最后要保障食品的原料包装和环境都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

  总之,食品安全问题要从深层次多方面找问题,也要从本质上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食品安全问题是这样,其它社会问题也是如此,只有人民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问题才能很好地解决。(六安市寿县工商局 张文成)


日期:2013年3月13日 - 来自[安全快报]栏目

卫生部副部谈医患矛盾:让病人了解医学不完美

  “我今天不是部长,我从一个从医几十年的老医生的角度谈点感触。”今天上午9时,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用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一段85分钟的真情表露。

  在此之前,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的第一天,被记者问起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篇《年轻医生含泪十问》时,黄洁夫表示自己已经看过了这篇帖子,“内心百感交集”。

  这篇网帖以一个年轻医生的亲身经历,列出十条语气强烈的问题,直接拷问医院利益、医生收入分配、医患关系、超时超负荷工作等现象,在国内最著名的医疗卫生交流平台丁香园网站上,这篇网帖激起了许多医护人员的共鸣。

  黄洁夫说,医生和病人是医改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没有医生的满意,也就没有病人的满意。否则医改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十问网帖的第一问,是“医院是服务行业,为什么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

  黄洁夫说,我国没有一所政府全额拨款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在市场中要计算成本、追求经济利益,取得合理的经济报酬,但医生的职业精神要超出社会的道德底线,“医院的公益性不是不要钱,应该是医院不把牟利当成主要目的。”

  他说,医生应该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失业的职业群体,大家健康不找我们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他警告,如果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医疗行业就会走上邪路,就会动摇医护人员的道德和信仰,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

  “医务人员劳有所得,在社会上有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是我们应该做到的。”黄洁夫由此引出医院科室追求高业绩问题。作为一名医生,黄洁夫知道奖金是医生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部分收入,90%以上是由医院自己挣得的。

  “按照每个科室的盈利情况发奖金,院长就会主动或者被动地用各种方法极力创收。”黄洁夫坦言,就是这个问题导致老百姓有意见,过度治疗、大处方、大检查使得医疗费用的增长明显快于GDP的增长。

  政府公共投入的弥补作用也并不明显,虽然现在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比以前提高,个人负担的比例减少,但因为使用新型医疗手段导致医疗总花费增加,让黄洁夫感觉老百姓负担还是很重。

  “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不足的矛盾造成的。”黄洁夫说,卫生方面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也没明确卫生投入要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当前的问题要解决还不能一蹴而就,法制环境需要改善。

  黄洁夫由此把话题引向了十问帖子中最尖锐的医患矛盾问题,“医生和病人在医患冲突中都是受害者。”

  黄洁夫提醒年轻的医生要实事求是、坦荡地和患者交流,还要有医患沟通的艺术,要让病人了解医学不是一个完美的科学,我们对人体的认识是最不够的,“我们连自己从哪里进化来的都远远没搞清楚,SARS到底怎么来、怎么去的,也不完全清楚。”

  他想送给发帖的年轻医生一行字,这行字刻在一位美国医生的墓碑上:医生需要做的是有时治愈疾病,经常帮助病人,总是安慰病人。

  黄洁夫觉得,医学是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学科,是最有人情味的职业,敬畏生命是医生的第一品格。

  黄洁夫同时认为,十问帖子中年轻医生的情绪是有道理的,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北京很多医院每周工作70个小时以上的医护人员占大多数。”

  黄洁夫说,在超负荷工作、医疗服务报酬很低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如果承认医生的工作,医生心里还舒服一些,但是负面评价多,医生就会很消极,受害的是病人。

  他同时认为,和医生辛勤劳动不相匹配的,是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下滑。他举例说,现在做一台肝脏切除的大手术,七八个人忙活大半天,劳动成果是一起分2000元;一张病床一天收费40元,护士一天护理费9元,而市场上一个护工一天最少收120元。

  “这样的劳动服务费用太低,不能体现医生超时劳动的价值。”黄洁夫不得不承认,阳光收入太低就有了灰色收入滋生的空间。他认为,医疗服务支付体系改革是当务之急,取消以药养医是个好的突破口。

  黄洁夫看见有网上有消息说80%的医生不愿意让子女去学医,心里很难受。他认为文明的社会一定是尊敬医生的社会,让守护生命的医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又有体面的收入,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

  “医改就在做这个事情,总理说要医院医护人员受鼓舞,就是这个目标。”黄洁夫点了点头。

  黄洁夫说,没有医生想做一个小医生,都想做一个大医生,但首先要明确社区也有大医生,农村也有大医生,不在于他的技术,更在于他的道德。

  现实的问题是,行政上的评价体系不能满足基层医生的需要,为了获得更高的职务、职称只能往大医院跑,许多建好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好医生。

  “应该有一个更符合医生梦的评价体系,为什么没有呢?”黄洁夫说,大医院迅速扩张,超过2000张病床,每天1万多人的门诊量,不能成为医改成功的标志。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才是医改的方向,要让年轻医生、基层医生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能找到幸福感、满足感。

  黄洁夫注意到,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的新提法,他认为就是在释放新的信号,“新机制不能叫总理来建,需要我们来建,医护人员不能沉默,卫生部要多听一些不同的意见。”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日期:2013年3月7日 - 来自[医患关系与医疗纠纷看板]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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