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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黄帝手植柏有了“克隆苗”

本报讯(记者黄明明 通讯员王建兰)记者从中国林科院获悉,由陕西省林业厅主持,中国林科院承担的攻关任务——“黄帝手植柏无性繁殖技术研究”,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该所研究人员采用扦插繁殖,近日成功获取了黄帝手植柏克隆苗。

据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江泽平介绍,自2013年4月开始,研究人员先后5次赴黄帝陵调查取样,采用扦插、嫁接、组培等无性繁殖方法,先后在中国林科院科研温室和全光照喷雾条件下进行扦插繁殖,共扦插繁殖了1500多杯。截至目前,该所已成功将8株黄帝手植柏幼苗从营养杯内移栽至盆内生长。 

据悉,古树无性繁殖是世界性的技术难题,也是制约古树基因资源保存的瓶颈之一。黄帝手植柏树龄高,已逾5000年,树体自身生理机能明显下降,加之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严重的衰弱现象。 

“获得黄帝手植柏克隆苗,不仅是在保存基因资源,也开创了保护珍贵古树木的一条新路,对黄帝手植柏等古柏的克隆繁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江泽平介绍,为了保存其基因,2012年底,陕西省林业厅在陕西省人民政府与中国林科院达成的省院合作框架下,委托中国林科院对黄帝手植柏进行克隆繁殖。 

江泽平表示,因为树龄太高,目前生根率还不到百分之一,无论是从内因遗传学角度还是从外因生长素促进、清除抑制因素角度,黄帝手植柏无性繁殖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非常之多。另外,这8株黄帝手植柏克隆苗经过一段时间的温室盆内生长,待其成长稳定后,将被送回陕西,在桥山栽种。

《中国科学报》 (2014-03-17 第1版 要闻)

日期:2014年3月17日 - 来自[企业观察]栏目

我国获得黄帝柏克隆苗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近日在温室实验室中,成功采用扦插繁殖将陕西省黄帝陵黄帝柏幼苗从营养杯内移栽至大盆生长,这标志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采用无性繁殖获取与黄帝柏基因一样的新个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黄帝柏是黄帝陵最有价值的历史遗存之一,传为黄帝亲手所植。成功克隆黄帝柏将为扩大繁殖保护黄帝柏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日期:2014年2月18日 - 来自[企业观察]栏目

顾植山:中医之魂在《黄帝内经》中

  顾植山,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江阴柳宝诒四传弟子。历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学术编委、新世纪全国《中医文献学》教材主编、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文献学》主审等。现任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中医疫病预测预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课题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龙砂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人兼项目负责人、中华中医药学会五运六气研究专家协作组组长等。出版独著和主编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黄帝内经》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的医学著作,冠以“黄帝”之名是标示该书汇编的内容在学术上属于“黄帝之道”。其基本思想形成于周、秦之前。

  ●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对领悟《黄帝内经》确有触类旁通的作用,但他们之间是同源异流互通的关系,中医之本、之根还是在《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的许多理论可以给国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填补一些缺失。通过对《黄帝内经》文化源头的梳理和阐述,有助于恢复和弘扬被湮没和已被曲解的古代文化的原貌,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正本清源,作出新的评估。

  《黄帝内经》植根于周秦之前的黄帝文化

  我们自称“炎黄子孙”,常说“上下五千年”,这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讲的,五千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古文献讲伏羲画八卦,伏羲比黄帝早得多,为什么不把起源定于伏羲而要定在黄帝时代?我的理解,伏羲时代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是八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古代的二分制思想模式,虽已表达了阴阳的概念,但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比较单一,在解释事物之间相互的生克关系时尚不能应付裕如。黄帝时代的文化特征是什么?阴阳学说上升到了五行的层面。《史记·历书》说:“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阴阳五行合起来,就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大桡作甲子、容成造历等文化创造都是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代表我们民族文明的文化,虽肇始于伏羲,却是到黄帝时期才基本定型,以阴阳五行作为标志的。

  阴阳五行在夏代以前已成为重要准则,早期的许多文献可以互相映证。如《尚书·洪范》讲“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尚书·甘誓》记载了夏启讨伐有扈氏的一篇檄文,列举有扈氏的第一条罪名就是“威侮五行”。夏代将“五行”(所讲“五行”包涵了“阴阳”)作为九条建国大纲的第一纲,强化了阴阳五行的文化核心地位。在此文化背景下围绕五行而形成五时、五方、五色、五味、五星、五音、五谷、五官、五志、五德等概念顺理成章,构建以五藏为中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也就不难理解。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谓“中国自西周以前,本为阴阳五行之世界”,其说可信。故阴阳五行决不如某些国学权威所讲是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的思想。中华民族的第一次文化高峰也应该是在黄帝时代而不是“春秋、秦汉”时期。

  明确了阴阳五行学说产生的时间,才能讨论《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问题。现在的教科书认为,《黄帝内经》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著作。至于书名为什么冠以“黄帝”两字,教科书往往引《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之论,判为托名之作。其实,《黄帝内经》的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依据的是刘向父子等编著的《七略》,《黄帝内经》是刘向等分类汇编医经类文献资料后形成的一部书,其书名也是他们整理图书时所题。《汉书》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刘向父子整理图书做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大概不会有需要“托名”的动机。《黄帝内经》的命名,是标示该书汇编的内容在学术上属于“黄帝之道”。《汉书·艺文志》上另有一部《黄帝泰素》的著作,书目下有刘向《别录》的注文:“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黄帝内经》恰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的医学著作,冠以“黄帝”之名是从学术思想上的判别。

  由于黄帝时代文字尚不成熟,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帝内经》不可能是黄帝时代的原作,只能是经后人记述并不断整理补充后的面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黄帝素问》条下云;“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这句话的关键在“传述旧闻”四字,说明原创在周、秦之前。但现在有些人依据传世本《黄帝内经》载体的时代特征去判定该书的成书时间,《中国医学史》教材云:“有人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人说是秦汉时期的作品,还有人断定成书于东汉,甚或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都是仅据传世本载体的时代特征去进行判断而出现的歧说。对于流传久远的古籍来说,文献载体的时代特征,不能代表该文献中学术思想的形成时间,这应该是文献学的一个常识。《黄帝内经》有不同时代的人记述整理,就会留下不同时代的载体特征。

  明确了《黄帝内经》的基本思想形成于周、秦之前,就可以来讨论《黄帝内经》与当今“国学”中其他文献的关系了。

  四书五经等先秦文献与《黄帝内经》同源异流

  有学者认为,《黄帝内经》的理论源于先秦的四书五经及春秋战国诸子的思想,因而号召中医学子要饱学四书五经。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对领悟《黄帝内经》确有触类旁通的作用,但他们之间是同源异流互通的关系,中医之本、之根还是在《黄帝内经》。

  医与易的关系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引古人“医源于易”,“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等论而认为《易经》是中医之源,主张学中医者先要研读《易经》,这是对古人“医源于易”论的片面理解。

  “易”和《易》

  “易”是易学,《易》是《易经》。为了避免 “易”的不同概念的混淆,需要对“易”的历史源流稍作说明。

  相传古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故易学的范围远不止今本《周易》。有人把“三易”理解为《连山》《归藏》《周易》三部书,笔者更倾向于三大易学流派的解释。因为“连山易”时代是否有书籍这种载体形式尚存疑问,更重要的一条理由是,《汉书·艺文志》除列于儒家“六艺略”中的《易经》(即今本《周易》)外,另有“周易”书数种,如《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随曲射匿》五十卷等入“术数略”中。可见作为三易之一的“周易”是一个易学流派,而不是仅指《周易》一部书。后世流传的《周易》只是“周易”流派中的一个分支——“儒家易”的代表著作。由于汉前古易传世者仅有《周易》,也由于《周易》成为儒家“五经”之首后产生巨大影响,后世学者主要依据《周易》研析易理,就常把“易”和“《易经》”作为对《周易》的专称了。

  “医易同源”与“医源于易”

  对医易关系,前人有“医易同源”说,又有“医源于易”说。有人认为两说矛盾,不能并存,其实这是两个不同角度的命题,并无抵牾。“医易同源”的“易”是《周易》,“医源于易”的“易”则不是《周易》,而是指上古易理,也即“医易同源”的“源”。

  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医易同源的是明末张介宾的《类经附翼·医易义》,与张介宾同时而稍早的名医孙一奎虽未有“医易同源”的提法,但他在《医旨绪余》中有意思相仿的论述。张介宾将《内经》与《周易》对举;孙一奎认为阴阳太极之理“经于四圣则为《易》,立论于岐黄则为《灵》《素》。”可见他们所讲“医易同源”之“易”,确是指《周易》而言;而“同源”之“源”是阴阳太极变化之理。

  “医源于易”是在清代医家中出现的提法。清代医家提出“医源于易”时,“易”的含义已有所不同。如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说:“易象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唐宗海《医易通说·考辨》谓:“上古之易,并无文词。至文王、周公、孔子,乃作《彖》《象》《爻辞》《系辞》,皆是‘易’之注脚。”在这些清代学者看来,“医易同源”论者所讲的医和《易》的共同之源——阴阳太极变化,其实是“上古之易”的“易象”,因而他们就直接说成“医源于易”了。“医源于易”说是清代学者对“医易同源”说的深化和补正。

  《周易》非中医学之源

  上述医家所讲的意思很明确:儒家的《周易》和中医学的《内经》是同源的关系,它们共同的源是阴阳太极变化之理,也即易理。而易理是在《周易》出现之前早就反映在“上古之易”的易象中了。故不管是医易同源还是医源于易论者,都没有把《周易》看作是中医学之源。 

  有些学者未能很好理解“易”的意思,把“医源于易”的易,混同为“医易同源”的易,因而号召大家必需攻读《周易》;也有人专门去进行《周易》与《内经》文字上的对照考察,因而得出“在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中无法找出什么内容是直接来源于《易》”,易“未必对中医有重大影响”等结论。这些都是将“易”和《周易》混为一谈产生的误解。

  研读《周易》固然是了解易理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选择。由于《周易》文字古奥,又是以占卜的形式写的书,要读懂《周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再说《周易》是儒家为阐述其治国做人的道理而撰写的著作,前人已指出:“《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要了解《黄帝内经》中的易理,不是一定非要去啃《周易》那样难读的书的。让中医学子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去攻读《周易》,再从中悟出与中医相关的易理来,实在是绕了大弯子,不但事倍功半,还要防止被引入占筮歧途。

  四书等先秦文献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四书和道德经等先秦文献与《黄帝内经》在文化上同样是同源异流的关系。由于医史界误把《黄帝内经》的思想定位为秦汉时期受了四书五经等影响后才创立的学说,有些人就刻意到儒家、道家及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去找中医理论的源头了,只要发现《黄帝内经》与这些先秦著作有相似的内容,就断言《黄帝内经》的论述来源于这些先秦文献。若从寻本求源的目的去强调读四书五经的作用,甚而要用四书五经的思想来“重铸中医之魂”,则有“援儒入墨”之虞了。

  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黄帝内经》在理论上自成体系,其中有些概念与四书五经并不完全一致。如《黄帝内经》讲三阴三阳,太阴太阳的“太”是初生的意思,而《易经》只讲太、少二阴二阳,有些人用《易经》的太少概念去解释《黄帝内经》的三阴三阳就错了;还有人用八卦的六爻去解释“六经”,就更牛头不对马嘴了。又如《黄帝内经》讲的“其生五,其气三”的“三”是开阖枢的三种气化状态;“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故不能用《易传》的天、地、人“三才”的概念去解释这儿的“三”。二是近现代一些国学研究在许多地方已严重背离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本义,例如将阴阳定性为“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把五行说成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论”等。中医教科书中的有些错误,恰恰是错引了近代一些国学大师们的观点产生的。

  《黄帝内经》与文史书是主客关系

  有学者推荐梁启超列举的五类137种和“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25种文史类书目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号召中医去攻读,认为熟读了这些书,“就能真正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医。”用意固然不错,俗云“秀才学医,瓮中捉鳖”,其他文化书读多了,肯定对学习中医有用。学中医要多读文史书,也是笔者一贯的主张。但关键要看学习的方法,方法不对,就会出现“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情况。试看对经史类文献饱拥如梁启超先生,既不信中医,又竭力排斥阴阳五行;在近现代的文化名人中,类似梁启超先生那样的饱学之士而反对中医、乱批阴阳五行者触目皆是。

  清代乾嘉以来研究国学的学者,大多偏重于对文献的文字考据。文献虽然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但“文不尽言,言不尽意”,前人强调做学问要有悟性,要从无字处下功夫,学经典尤其如此。再说历代文献散佚严重,先秦文献能流传下来的已是“百不及一”,原文献就只有出土文物了,研究古代学术思想仅据现存文献考证自然局限性很大。近代疑古派们在古史考证上的一大弊端就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内学问的圈子,故考据虽精,结论多错。他们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腰斩一半,什么都从春秋战国开始讲了。

  对于像太极河图洛书这样的上古思想的研究,更要超越以文献证文献的窠臼。犹如庄子讲的“赤水遗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就是说,用“知”、“离朱”和“吃诟”等一般寻找知识的方法不行时,需要考虑用“象罔”的方法去“索珠”。

  读文史书时要摆正与中医经典的位置,分清主客关系,避免出奴入主。对中医来说,《黄帝内经》是主,文史书是“他山之石”,不要轻易用某些文史书的观点去乱解《黄帝内经》。有时《黄帝内经》的讲法与其他文史书不一样,本来《黄帝内经》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有些文史书错了,可以通过《黄帝内经》去纠正其他书的错误,例如对“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理解,《淮南子》的地理说就有问题。现在中医教科书反而引《淮南子》的错误讲法来注释《黄帝内经》,“以讹校正”就不可取了。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医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而我们有些同志似乎缺乏对《黄帝内经》的自信,只是一心想到四书五经中去寻找打开中医学的钥匙,这就反客为主了。

  中医之魂是中华文化之魂的展现

  前面已谈到,《黄帝内经》的文化基础是黄帝时期发展成熟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大道之源”是上古太极阴阳之理的“易象”,这既是中医学思想之魂,也是中华文明中其他各学术流派共同的“魂”。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凝聚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学之所以能成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笔者个人体会,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医学具有如下突出优势:一是中医学理论的经典《黄帝内经》直接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源头——黄帝文化,根基最为正宗;二是《黄帝内经》整合了太极阴阳、开阖枢三生万物和五行学说三大基本理论,反映中华文化原创思维的系统最为完整;三是《黄帝内经》的理论受后世封建迷信等思想的掺杂最少,保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净内涵;四是中医学研究的是天人相应和强身健康的道理,是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瑰宝”;五是《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模式推衍总结出来的藏象经络、五运六气等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已达最高学术层次。

  阴阳五行的源头在太极——河图洛书

  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较为突出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而在近现代的国学中,阴阳五行的许多重要概念被严重曲解。譬如阴阳,近现代的一些读物认为:阴阳的涵义很朴素,“是指日光的向背”,“是对日月、男女、水火等概念的哲学抽象”;因而将阴阳概括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把阴阳学说定性为“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对五行学说的解释则是“五种物质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学说,是“朴素的唯物论”。其实,仅据日光的向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不足以形成阴阳学说;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也产生不了五行学说。阴阳五行的源头在太极——河图洛书。

  太极阴阳的概念

  中国古人由察日影和昼夜的短长而产生太极阴阳的概念。冬至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日影也最长。随后白天不断增长,到夏至白天最长,日影最短。通过观察日影并结合自然气息的变化,容易得出冬至阴极而一阳生,夏至阳极而一阴生,冬至到夏至的上半年为阳,夏至到冬至的下半年为阴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象表达就是太极图。太极图表示自然界的阴阳气是具有盛衰变化的节律运动,阴阳代表了气化运动的两种象态:由衰到盛——阳象,由盛到衰——阴象。这就是“太极生两仪”。

  太极图用数字来表达就成了“洛书”,“河图”、“洛书”都是数字化的太极图。太极河洛图式是中华先祖们对自然变化规律的深刻领会和形象描述。先哲们从这些图式中悟出许多道理,形成哲学理论,而不是为了说明对立统一等哲学观点而人为地去设计的这些图,这就是文献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将阴阳概括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用阴阳来阐释事物属性及相互关系,是从哲学角度对太极阴阳的理解和演绎,不是阴阳的原始概念。

  发明太极、河图、洛书,是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一大杰出创造,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也是中医药理论的根本。读懂了太极图、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和中医理论最基本的道理都在里边,此所以中医界和讲阴阳五行者都要以太极图为标志的缘由。

  过去有些人认为河图洛书是神话传说,是宋儒的伪造,或谓即甲骨文,但出土文物证明古代确有其物,而且是上古人传布思想的重要方式。看看安徽凌家滩出土的5300年前的玉龟,就会明白“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载是可以采信的。张光直先生在《考古人类学随笔》中说:“数十年来的考古工作,的确产生了一部崭新的古史……也同时证实了传说中的古史里面很多内容的可靠性。”考古学愈是向前发展,就愈加证明传统古籍记载的古史框架及基本面貌是准确的。

  自然界的阴阳气不是静态的比对,而是具有盛衰变化周期的节律运动,古人将自然界阴阳气的盛衰变化理解为一种周期性的“离合”运动,《黄帝内经》中有论述阴阳离合的专篇《素问·阴阳离合论》。《史记·历书》:“以至子日当冬至,阴阳离合之道行焉”。气化阴阳的离合过程形成开、阖、枢三种状态,由开、阖、枢三种动态的“气”升降出入往来变化而生万物。此当为“三生万物”的本义。万物又可归纳为“五行”象态,故《黄帝内经》云:“其生五,其气三。”   

  阴阳各有开阖枢,就产生了三阴三阳六气。三阴三阳说是中医学对阴阳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挥和创新,是中医阴阳学说的精髓,指导中医辨证意义重大。阴阳被蜕化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后,中医教科书中的三阴三阳已不知所云,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

  三阴三阳的开、阖、枢是人体气化运动升降出入的主要依据,关系到中医基础理论的方方面面。但在近现代国学研究中,开阖枢三阴三阳几乎是个盲区。

  五行的概念

  梁启超等近代国学大师们对国学最大的误解是五行。

  读了《黄帝内经》就会知道,五行首先是一年中五个时段的气息特征的概括和表达,《汉书·艺文志》云:“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把一年分作五个时段,就会依次出现木、火、土、金、水五大类自然气息,也就产生了五行。时令的顺序是春→夏→长夏→秋→冬,所以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

  因为五行是随时间演变的五类气息表达,古人靠观察天上的星象来定时,故《史记·历书》说:“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考定星历”就是考定五行的时间定位。若云五行是五种物质,或仅仅是讲相互关系,何以要“考定星历”?

  五行的相生相克是自然规律,不是人为的牵强附会。阴阳和五行都是古人对天地自然运动变化规律的理解,首先是古代的自然科学模型,然后才有哲学层面的推演和说理。至于后来有人机械教条地应用,甚而搞成封建迷信的东西,那是应用者的事。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五运六气学说

  阴阳和五行强调的是动态、时态。天人相应的关键是要把握天地阴阳动态节律中的盈虚损益关系,“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和“七损八益”等都是对天地阴阳动态变化盈虚损益的描述。《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提出调和阴阳的大法是“知七损八益,则两者可调”。“七损八益”是启示我们辨时机、抓先机、治未病的思想,治病治国皆然。

  五行学说和三阴三阳六气的组合,形成了五运六气。近年来有关科研课题对大量气象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自然界的五运六气周期是客观存在,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现。正确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可以为疫病的预测和疾病防治提供重要参考。

  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医学中综合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等多学科知识,全面运用阴阳五行和开阖枢理论的最高层次的学说,也是中华文明精华的集成。中医学的许多重要法则出在《黄帝内经》的运气九篇大论。已故中医名家邹云翔先生说:“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是讲人体的生理功能是由人生存的时空环境——天地四时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中医的“藏象”讲的是天地自然变化之象在人体的表现,《黄帝内经》讲“各以气命其藏”。自然界有五运六气,故人有五藏六府。近贤恽铁樵先生讲中医之五藏是“四时之五藏”,也强调了五藏的时态概念。这样的五藏六府不同于解剖学上的器官实体,但也不是纯抽象的哲学概念。

  《黄帝内经》理论给国学研究提供新视角

  仅从上述《黄帝内经》思想的举隅,已可以让我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近年来,中医药正在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习总书记8月20日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表示要促进“中医药在海外发展”。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要向世界“讲清楚”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针对目前中医在学术上“丢魂落魄”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要“重铸中医之魂”,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医之魂就在《黄帝内经》之中,中医之魂就是中华文化之魂的展现!它是我们智慧的先祖们在黄帝时代就为我们铸就了的。我们坚信只要让中华文明之魂回归中医,中医的发展创新之路必将无限宽广,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担当起重要的角色。

  《黄帝内经》的许多理论可以给国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填补一些缺失。通过对《黄帝内经》文化源头的梳理和阐述,有助于恢复和弘扬被湮没和已被曲解的古代文化的原貌,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正本清源,作出新的评估。

日期:2013年9月17日 - 来自[经典研习]栏目

黄帝的养生秘诀

  据传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是花甲重开的寿星。他的寿命达到了人类自然寿命的高峰,活了120多岁。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孙也皆善养生之道而寿高百岁。据史料记载,黄帝之子少昊活了1 00 多岁,少昊之子帝喾活了105岁,帝喾的儿子尧更是享年118岁的寿星。黄帝的长寿之道是什么呢?

  据说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善于养生的“真人”“至人”“圣人”“贤人”。黄帝打败了炎帝、蚩尤,统一华夏后,国泰民安,于是他就去四方寻访高人名士以期长生。

  他曾去崆峒山向一位已经得道的“仙人”广成子请教养生之道,广成子告诉他:“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清必静,勿劳汝形,勿摇汝精,乃可长生。”黄帝受教之后大受启发,奉行一生。
  记载黄帝的养生术最详细的是《内经》。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养生大纲:“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这就是说养生的最基本条件,首先要顺应自然变化的规章,根据四时的寒暑变化而变换衣着,安排作息时间,对自然界的气候变化要敏感,在春夏季节多多保养阳气,秋冬季则要注意培补阴精;其次,要把调摄精神情志作为养生的重要措施,做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保养正气在养生中占据着主导作用,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根本上说,各种各样的锻炼方式、营养食品都只是养生的辅助手段,而最根本的还在于人体自身的抵抗力强大。

日期:2013年8月8日 - 来自[中医养生]栏目

《黄帝内经》的问答体与岐伯的实在

《黄帝内经》用问答体的体裁著述医书以示黄帝诸先师之教。问答体又称“对问体”,是诸多文体的一种。《左传》已孕育了颂、铭、诔、隐语、檄文、论辩、赋、歌、诗、谣、诵等多种文章体裁。《淮南子》中包含了论体、注体、术体、式体、格言体、诠释体和序体等七种体裁,称之为“七体”。问答体是受论辩体和赋体影响而产生的应用文体。《黄帝内经》中每多见有韵语,是受赋影响之明证。
《周礼》一书中,已经记有很丰富的医学理论。战国时代已经因于传承和治法之异有学派之分,例如有扁鹊学派、汤液学派、黄老学派等。汉初黄老学派的医学家们,整理了战国和秦代的医学著作及口传学术,整编成《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汉书·艺文志》还记载着当时尚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白氏旁经》。称谓内者,作者本家本人之学;作者之外包括弟子们的发挥为外;与此派有联系着为旁。《黄帝内经》的内容是黄老学派医家作者世代继承先师们的学术。但后来其他诸经都亡佚,仅有《黄帝内经》传承至今。

《黄帝内经》一书的整理者,以书称“经”,不仅是称经以示重,称经以示道,更主要的是此学术源出于圣人。汉·扬雄《法言·学行》说:“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在经学盛行的时代,“经”的价值重于“书”。晋·张华《博物志》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称经是要有依据的,特别强调的是它的价值量级。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目叙》总结道:“盖经也者非他,盖天下之公理而已。”“经”当是圣人之教的天下公理。

《黄帝内经》冠名黄帝,固然是溯本崇源。从诸篇的答问,如《灵枢·口问》、《灵枢·师传》等篇的记述,有关理论是经师徒世世代代传承而保存的,当属敞露本真。因纂述于后人,惟用问答体最洽。使用问答体,既可以据问题为中心而立论,又可以在对话中表述多重要点。整理者的随进所得,也可随语补益。如同儒家的《论语》一样,《内经》也采用了问答体。

《内经》一书设问作答的人物,皆有文献与口碑史学的依据。如岐伯,《路史》称:“古有岐伯,原居岐山之下。黄帝至岐见岐伯引载而归,访于至道。”《帝王世纪》称岐伯为黄帝臣:“黄帝使岐伯尝百草木,定百草经,医方,以疗众病也。”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说岐伯及其家族居住之地所迁徙的事:“岐氏,周故都也,今凤翔岐山是也。太王居之,至文王始迁于丰,其支庶留岐,故为岐氏。又古有岐伯,为黄帝师。”当代学者郑怀林、王作人、宋书云诸人,在河南新密市岐伯山、岐伯洞、岐伯墓等地,进行了系统的野外考察,又结合《内经》中岐伯之论、现遗存诸经中岐伯的论言,以其与《河南通志》、《密县志》的记载中与岐伯等人有关的口传资料相结合,运用口述史学的方法,田野作业与书斋作业相结合证实了岐伯是医学家确有其事。新密岐黄文化故地的发现,也在历史真实的认识中发现了社会真实,以其克服文献研究的局限性,将以往的“解释岐伯”推向“重现岐伯”的方向前进。

涉及《内经》的其他先师也皆有来历,如伯高,在《山海经》、《管子·地数篇》皆有记载,名为大鸿的鬼臾区是天文学家,在陕西凤翔有鸿冢,在新密有大鸿山。《素问·移精变气论》中的僦贷季,据《路史》记载:“僦贷季,岐伯之师也。天师岐伯对黄帝云,我与僦贷季理脉已二世也。”是说岐伯也有师承。《汉书·艺文志》:“太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扁鹊、医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宋代苏颂《本草序》中称“雠校岐黄内经,重定针艾俞穴。”后世医家也把岐伯列于黄帝之先,以岐黄为医家之祖,是对史实的尊重。《黄帝内经》以黄帝与岐伯等人的对问形式著书,既是溯源医史,又以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为医学建立了理论规范。(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日期:2013年4月8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黄帝内经·素问》流变小史

【关键词】  《黄帝内经·素问》;流传演变

  《黄帝内经》之名始见于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3年)成帝·刘骜(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代,由光禄大夫刘向及其子侍中俸车都尉刘歆共同编撰完成的《七略》中,这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虽然《七略》早已散佚,但其内容保存在东汉(公元25~220年)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黄帝内经》其权威性犹如孔孟之书于儒家,老子《道德经》于道家,堪称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历代均被奉为圭臬。《素问》之名首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他在自序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1《黄帝内经·素问》的作者黄帝

  “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辞海》)另一说黄帝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伟大的氏族-黄帝族,至春秋时代又称之为“华族”,也就是汉朝以后的“汉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因此有的学者为了体现学有根本,将著作冠以“黄帝”之名以取重,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云:“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由此可见,《内经》冠以黄帝仅是托名而已,非为“黄帝”所著,他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医家的论著汇编。

  2《黄帝内经·素问》的成书年代

  虽然《黄帝内经》见于西汉时代,实际上西汉以前的医学著作并无整部保存下来的例子,后世所见者均是东汉之书。前人对于《黄帝内经·素问》成书时代的辨析,首在指出其非三坟旧典,成书当在战国诸子峰起之时。其后因见书中有“黔首”、“正月太阳寅”等秦(公元前221—前207年)、西汉时期方才出现的事物,以及“中正之官”这种东汉末年、三国曹魏(公元220—265年)始出的官职名称,及“上角、大角、左角、釱角、判角”这种汉朝时出现的音律名称,由此判定其成书年代下限当为东汉。北宋(公元960—1127年)林亿又云:“是则《素问》之名著于《隋志》,上见于汉代也。自仲景已前,无文可见,莫得而知。据今世所存之书,则《素问》之名起汉世也。

  ”3《黄帝内经·素问》的释义“经”的含义

  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云为“常也、法也、径也”,就是常道、规范、门径的意思。《黄帝内经》的“内”,是于“外”相对而言的,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医经”七家中就有《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素问”的含义,历代医家大致有以下几种解释。其一,南北朝(又称六朝,公元420—581年)齐·梁间人·全元起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其二,北宋林亿云:“按<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疴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其三,明(公元1368—1644年)·马莳《内经素问注证发微》说:“<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平素问答之书”。同朝代人张介宾亦持此说,他在《类经》中云:“平素所讲问,是谓<素问>。”近现代医家中比较中肯的解释有二,其一,许半农《内经研究之历程考略》说:“余以为<素问>者,为秦汉方士伪托黄帝与岐伯等平素问答医学之书也。”其二,范登脉《黄帝内经·素问校补》云:“<素问>就是‘问道’,犹<天问>即<问天>;<太素>就是‘大道’,别无深义。

  ”4《黄帝内经·素问》的版本演变

  《素问》原为九卷八十一篇,但大约在魏、二晋(公元265—420年)之际亡佚了一卷,阙失第七卷,至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期并阙《刺法论》和《本病论》两篇。齐·梁间人·全元起是已知最早完整注解《素问》的医家,全氏《素问》注本即缺第七卷,该注本北宋时尚存,后亦亡佚。全氏注本的祖本是《素问》九卷本,至唐·代宗李豫(公元762—779年在位)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道号启玄子的王冰,鉴于《素问》“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而“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历时十二年,在全氏注本基础上,连同其“旧藏之卷,先师秘本”,对《黄帝内经·素问》篇卷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编排,对内容进行全面注释,将《素问》九卷八十一篇改编为二十四卷八十一篇,其中《刺法论》和《本病论》仅存篇目,无内容,而《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这七篇“大论”系王冰据其“旧藏之卷,先师秘本”增入充作《素问》原属亡佚的第七卷,宋人考证疑系古医籍《阴阳大论》被王冰增入《素问》并全文作注。至北宋·仁宗赵祯(公元1023—1063年在位)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国家设立校正医书局,朝奉郎守国子博士同校正医书上骑都尉赐绯鱼袋高保衡、朝散大夫守光禄卿直秘阁判登闻检院上护军林亿等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又对《素问》进行了全面校正,其篇卷结构仍沿王氏之旧,改题书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此本乃后世各种《素问》传本的根据。内容大致可概括为,第一、第二卷为养生和阴阳五行学说,第三卷为脉象,第四卷为治法,第五、第六卷为诊法,第七、第八卷为病机,第九至第十三卷为疾病,第十四至第十八卷为腧穴和针道,第十九至第二十二卷为七篇“大论”,主要涉及运气学说,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卷为治则和医德。现行流通的《黄帝内经·素问》即是由唐·王冰分合增删,大为次注,并经北宋·高保衡、林亿等承乏典校,正其缪讹而流传至今的。

  

日期:2013年2月27日 - 来自[2012年第10卷第10期]栏目

岐黄文化在新密

  “岐黄”是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和中华医祖岐伯两人的合称,如今成为中医的别称。近期参加了在河南省新密市召开的“岐黄文化高层论坛”,期间参观了黄帝宫、岐伯山、药王庙等有关遗址,才体会到岐黄文化在这里的浓厚氛围。

  黄帝宫

  黄帝宫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圣地”。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蚩尤兴师作乱,侵犯中原后,黄帝当时因缺将少术,九战九败于蚩尤,便退守至云岩宫一带,建筑宫殿,练兵讲武,成为当时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

  黄帝宫位于新密东南刘寨乡境内武定湖北岸,西部是黄帝时期为18员大将居住所修的窑洞,对岸有三座鼎立的城堡,近前左右两座犹如宫阙,左为龙凤岛,右为清心岛。龙凤岛宝殿内,黄帝塑像庄严肃穆,两边壁画龙飞凤舞,香烟缭绕,钟罄悠扬。天然的人祖洞内,黄帝与风后的塑像栩栩如生。嫘祖洞为纪念黄帝之妻教民种桑养蚕、织布做衣而建。城堡有唐代独孤及所撰、元代石刻的风后八阵图碑,记载黄帝与风后研创要领,此珍贵文物对于研究古代兵法有重要意义。

  清心岛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黄帝明堂”,此为一处重要的议事场所。“明堂”之词虽最早见载于西周,但其雏形可上溯到神农时代,据《辞海》释云:“明堂,古天子宣明教政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与医药密切相关。古代的口述言传身教,是医药传承的主要方式。而明堂是黄帝与岐伯等君臣进行学术探讨、传授经验的所在,也是我国中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最早产生之地。经考证该书162篇中,有关岐伯与黄帝的医论为112篇;而今本《黄帝外经》则是岐伯与伯高、雷公等24位医家的问对记载而成。

  此外,还有讲武场、祖师殿、嫫母殿、御花园、养生园、原始部落村、黄帝手植皂角树等,近年考古发现网纹黑陶、蛋壳陶、鼎腿等陶器残片,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遗物,距今有4700年历史。

  岐伯山

  岐伯山位于苟堂镇大鸿山东侧,海拔473米,是黄帝与岐伯论医谈药之处。《路史》云:黄帝西巡访贤,“至岐见岐伯,引载而归,访于治道。”据考即来到此地,为臣民采药治病,这一千古之谜终于解开。岐伯是上古时期著名医家、黄帝的老师,又称“岐天师”。《黄帝内经》就是以黄帝和岐伯、雷公、鬼臾区(号大鸿)等对话的形式写成,后人据此称中医为“岐黄之术”,而且把岐伯置于黄帝之前,可见岐伯在中医药史上的重要地位。

  岐伯山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很适合中草药生长,目前查明有草药170余种,以当归、白芷、白术、麻黄、金银花、益母草等常见药材为主,是防治疾病的天然药圃。

  药王庙

  相传,药王庙是唐代名医孙思邈行医采药之地。当地村民们自发集资修建了药王庙,内有药庙牌坊、拜殿、钟鼓楼等。大殿敬奉孙思邈,其塑像手擎“撑虎圈”,旁卧一老虎,形态逼真,惟妙惟肖。并有秦琼、敬德、罗成、程咬金伴随左右。镌刻楹联:银针逢山开经路,良药斩草除病根;横批:济世活人。现在庙内华佗、孙思邈同祀,还有句芒、祝融、风后、力牧左右配祀,俞跗、桐君、僦贺季、少师、雷公、鬼臾区、伯高、少俞、高阳十大名医从祀。并有皇宫救国母、金殿封药王,药王为民治病,华佗为关羽刮骨疗疾等壁画,生动反映了中医药发展源远流长。

  自庙宇落成之后,将每年的农历9月15~22日定为庙会日,久而久之便形成规模很大的药材古会,河北、安徽、陕西、山西等省的商人,纷纷来此进行药材贸易。由于此地山势平缓,沙性土壤,适宜中药材生长,其中以盛产“密银花”而闻名遐迩,具有“花条长,骨茬硬,色泽佳,质纯净,味浓清香,为全国同类之冠”。曾有“全国银花看河南,河南银花看密县”之说。加之是邻近“四大怀药(地黄、山药、菊花、牛膝)”的产地,所以药材品种很多。
日期:2012年2月16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岐伯与岐黄

岐伯是我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医生,由于是传说,关于他的籍贯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岐伯家居岐山(今陕西省岐山)一带。而新近有资料表明,岐伯为甘肃省庆阳县人。如清·乾隆年间《庆阳县志·人物》记载:岐伯,北地人,生而精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为医书之祖。岐伯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还懂音乐,会做乐器,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后见许多百姓死于疾病,便立志学医,四处寻访良师益友,精于医术脉理,遂成为名震一时的医生。黄帝为疗救民疾,尊他为老师,一起研讨医学问题。《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即以他与黄帝答问的体裁写成。所以,记载岐伯的最早的文献是《黄帝内经》。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专门修建了岐伯庙。如《庆阳县志·坛庙》载:岐伯庙,在县城南。据《辞海》说:北地,郡名,战国秦置。泊所在义渠,西汉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
岐伯又尊称为岐天师,意为懂得修养天真的先知先觉。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卷一:天师,尊称岐伯也。天者,谓能修其天真。师乃先知先觉者也,言道者上帝之所贵,师所以传道而设教,故称伯曰天师。
据有关史志书目记载,托名岐伯的著作约有8种:1.《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岐伯按摩》十卷;2.《隋书·经籍志》载《岐伯经》十卷;3.《新唐书·艺文志》载《岐伯灸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黄帝问岐伯灸经》)4.《宋史·艺文志》载《岐伯针经》一卷;5.《通志·艺文略》载《黄帝岐伯针论》二卷;6.《通志·艺文略》载《岐伯精藏论》一卷;7.《崇文总目》载《黄帝岐伯论针灸要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岐伯论针灸要诀》)8.《竹堂书目》载《岐伯五藏论》。
以上诸书皆已佚,仅存书目,因此只能从书名知其与岐伯有关,内容主要是针灸,另外有按摩、藏象等,而不能确定为岐伯所著,因为古代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所以托名岐伯的医书,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岐黄为岐伯与黄帝二人的合称,相传为医家之祖。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以黄帝、岐伯问答的体裁写成,因而后世用即以岐黄代称《内经》。并由此引申而专指正统中医、中医学,更多的则是作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同时,由岐黄组合的新词,也各有自己相应的意义。如岐黄之术岐黄之道指中医学术或医术、中医理论;岐黄家指中医生、中医学家;岐黄书指中医书;岐黄业指中医行业等等。有关岐伯与岐黄的研究发现,其中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由此说明中医药学与其母体文化的密切关系。

日期:2010年1月14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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