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成宿命？

“是第一部正面展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成功企业从起步到领先的商业成功精髓的研究著作，也是第一部不以西方管理模式为参考，专注于研究中国自身理论的、深入分析中国企业特有成功模型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叫《领先之道》，引言是此书的卖点。３位国内学者在书中试图探索中国企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其中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视点，深以为对实践着的中国企业界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想必这也是我的同事向我推荐此书的原因。但我在拜读后，对作者颇以为得意的一观点却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书中提出了一个似乎是新的中国企业管理说——“中国理念，西方标准”。何为“中国理念”，又如何拿来“西方标准”？ 
     
    先让我们切入一个现实。医改引起了全社会的讨论，为了缓和舆论的愤怒，有医疗部门提出了一个并不新鲜的倡议：取消门诊挂号费！这一倡议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这是出于中国的什么理念，又是哪家的西方标准？几千年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物质轻民生的中国理念：劳动的价值、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价值，远远不及劳动的对象和成果——物质重要。所以，人的智能和经验活动的诊断、处方之类非物质消耗性的劳动是可以免费的，但药品和耗材之类物的费用是万万不能少收的；所以，医院存在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对医生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价值肯定上，而是建立在看谁能把药卖得多、更贵、更黑的超级价差上。这已经不是医改的失败，是物重人轻的“中国理念”的失败了。 
     
    “中国理念，西方标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表里”，可能从来都是以为像两层皮一样，是可以彼此剥离、独立存在的。果真如此吗？看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几乎是同一时代，洋务运动失败了，明治维新成功了。当中国坚守着“中学为体”的时候，西学之用真的能够附着在中体之上吗？北洋水师当时在亚洲是最强的，但中学式的管理，却是可以在炮筒上晒大裤衩、可以让日本军官发现炮管里是黑的，难道李鸿章在花费巨额银子购进军舰的时候，没有拿来西方舰队管理、训练的标准吗？那些西方的标准又哪里去了呢？再看看日本人，打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意识到西学之用如何附着于日学之体，他干脆一骨脑儿地脱亚入欧，如此一体化的强国之策使得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一个撮尔岛国，也可以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 
     
    再回头看看令国人骄傲又惋惜的晋商。晋商５００年，其对客户的信用与人才的培养，其治理与传承的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的理念与标准：家族伦理与宗法社会。因而，一方面，晋商的模式对异姓和外族具有不可复制性；另一方面，晋商文化本身对其他商业文化也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所以，当西方现代商业银行进入中国，并带来建立在资本主义契约理念基础上的信用委托责任的商业操作标准时，晋商的使命与价值便都结束了，只能黯然退场。 
     
    理念与标准，是一个命题的两面，互为前提，互为依存。有什么样的理念，必然派生出什么样的标准；有什么样的标准，必以什么样的理念为依据。中国落后了，落后的不是标准，而是理念。当西方列强纷纷走向海洋扩张的时候，中国在禁海；当西方已经从“封土地、建诸侯”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孕育出皇权、政权、文化、艺术、科学等多元化，并走向近代社会的时候，中国却依然固守着自秦始皇以来的大一统的集权专制，政治、权力、文化的高度一元化，扼杀了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甚至也扼杀了这个民族的判断力。 
     
    当代中国的改革，至少在企业界，其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基本上都是向西方学习的。虽然我也看到过有那么一些做得还算成功的企业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很喜欢大谈其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用什么传统文化等，但我更愿意说，那些与“中理西标”不相干。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信用委托责任经济，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是政治民主的基本理念。没有这一基本理念，郎咸平所说的政府信用、公司信用，所说的工序流程等等，无论拿来什么样的标准，都是无根之木，这也是郎咸平最难以令人信服的地方。 
     
    “中国理念”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千余年科举制度训练定型的皓首穷经的考据和奉旨阐释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中国有太多这样的所谓学者了，被禁锢却自鸣得意。难道“中体西用”真的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宿命？ 
     
     
     
     
     
    医药经济报2005年　第1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