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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杀手”步步紧逼 救治土地沉疴还须技术为先

来源:中国环保在线 作者: 2014-9-3

摘要: 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土壤污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层关心的重大问题。由于土壤污染面积大,自然条件复杂,污染程度不一,治理技术和工艺要求极高,让各国在污染治理治理上举步维艰,进展缓慢。虽然不像灰霾和污水那样直观,但被称为“隐形杀手”的土壤污染绝对不容小觑。我国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历时近9......


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土壤污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层关心的重大问题。由于土壤污染面积大,自然条件复杂,污染程度不一,治理技术和工艺要求极高,让各国在污染治理治理上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虽然不像灰霾和污水那样直观,但被称为“隐形杀手”的土壤污染绝对不容小觑。我国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历时近9年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发现,截至2013年底,全国20厘米以上的表层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如果以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推算,约有16余万平方公里的表层土壤已处于中度及以上的污染水平。  

这种威胁不只停留在数据上,近年来“镉大米”、“稀土茶叶”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频频被曝光,更让人们感受到土壤污染的步步紧逼。 

为土“疗伤”三类方法各有利弊  

上海市环科院固废与土壤环境研究所朱江博士介绍,为土“疗伤”,目前主要有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3类方法,各有其利弊。  

物理修复目前“流行”的做法有两种:“气相抽提”和“热脱附”。前者利用气压,抽取土壤中的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污染物。后者通过加热土壤,使污染物蒸发出来,已在受到苯系物、多环芳烃、多氯联苯和二英等有机污染的土壤修复中得到应用。这两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处理范围广、操作简便、修复效果好,但需要购置的设备昂贵、处理成本过高、处理不当排出的烟气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化学修复,是向土壤中加入化学物质,通过对重金属和有机物的吸附、氧化还原、拮抗或沉淀等作用,降低土壤中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或毒性,主要包括土壤固化、稳定化、淋洗、氧化还原、光催化降解和电动力学修复等技术。其中,土壤固化、稳定化技术采用率最高,即利用稳定剂或固化剂使土壤中的有毒重金属变“老实”,将其转换成“不活泼”的形态,阻止它在环境中迁移和扩散。常用的固化剂、稳定剂有石灰、沥青、水泥等,这种修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同时处理多种重金属复合污染的土壤,操作快速简单、费用也比较低廉,但一旦采取固化、稳定化手段,土壤的性质和用途也被“固定”了。  

国外常用的化学修复方式还有淋洗,是用水或化学溶剂给土壤“洗澡”,相当于把污染物“冲”到“沐浴露”中去。不过,淋洗法比较适合砂性土质,而对颗粒过细的土壤如上海这样的黏性土质来说,功效较差。同时,“淋洗”还要解决废液的处理问题,治理成本相当高。  

生物修复是上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利用生物特有的代谢分解有毒有害物质的能力,减少土壤中有害物的浓度或使其无害化,主要包括植物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技术和生物联合修复技术。虽然对环境友好、成本低,但这种方法修复土壤耗费的时间太长,城市中土地开发建设讲进度、追求快出效益,因而更倾向于采用更快速的土壤修复方法。  

中国“制造”土壤修复技术  

日前,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等单位在纽约联合主办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上,中国农业生物领域代表、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农业委员会成员党永富研发的“2项土壤治理技术”在各国专家鉴定后为之震惊。  

“大力士肥料减量技术”和“奈安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的成功,不仅能有效治理土壤污染,缓解大气污染问题,而且还能解除除草剂药害,提高作物产量。“这是世界尖端‘肥料减量及土壤修复技术’,具有生物农业科技领域的里程碑,为推动世界生物农业科技的发展,为人类生态安全做出巨大贡献”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安瓦鲁•乔德哈瑞大使激动地说到。  

8月28日,党永富应邀参加“联合国文明联盟第六届全球论坛”,其中,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拟将这两项技术签入各国的农业战略当中。  

作为我国生物农业科技领域的领先成果,党永富所在的科研所是我国亚洲最大降解酶、我国首个生物技术生产快速降解农药残留的新型生物肥料生产基地,基地拥有100多人的国际顶尖研发团队、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线,目前生产能力可满足10亿亩次耕地使用。按照中国每年使用除草剂15亿亩次,有效提高粮食产量10%预估,每年可为国内增产粮食1500亿斤,按每人年均400斤粮食计算,可解决3.75亿人口一年的口粮。  

土地是人类生存发展之本,目前,全球肥料使用量的逐年递增,让土壤以不堪重负,严重影响人类生态的安全。保护土地人人有责任,让我们积极的行动起来,捍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相关】  

日本  多方面阻断污染源  

“痛痛病”学名是镉中毒导致骨骼软化(骨质疏松症)及肾功能衰竭,患者最主要特征就是全身疼痛,最后在疼痛中死去。土壤中的镉正是日本1968年发生“痛痛病”的元凶。“痛痛病”事件导致了日本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不过,该法案当时仅适用于农村地区。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城市地区频繁出现的大量土壤污染事件,1975年,“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频繁爆发。在此背景下,2002年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此外,日本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外围”立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质污浊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对大气污染、物质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来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  

德国  区别对待土壤功能  

工业化给德国造成了许多污染场地,高峰时期有15%的德国土地需要治理。对土壤,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其特殊功能,对不同功能的土地要区别对待。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  

德国共有800多个土壤监测点,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会对所有怀疑可能受污染的地块进行登记造册,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有哪些污染物、浓度多少,哪些污染物在什么时候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水环境、土壤、大气以及文化资产等造成危害;然后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最后制定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规划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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