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科研

作为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共同推动的科教体制改革创新试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以下简称“生命中心”），自2011年4月18日挂牌以来，在争议声中奋力前行。

中心是我国在生命科学研究与教育领域的一次重大改革。“既然是改革，就会与原有的观念理念、体制机制乃至条块利益发生冲突，有争议也是正常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说。

创新人事制度

教师是提高科研、教学水平的根本所在，人事制度则是改革的第一关。生命中心打破了铁饭碗和学校及院系间的藩篱，严格按照国际惯例聘人、用人，以期建立一支国际水准的生命科学研究与教学队伍。

在聘用标准上，新聘教授的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岁，其学术水平明显高于此前清华、北大该领域的平均水平。以2011年生命中心首批PI（首席科学家）招聘为例，两校各相关院系共有119位教授递交申请，经过海外评审专家组评议，最后入选的只有39位，通过率约1/3。

在薪酬体系上，生命中心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既然要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招聘国际化的优秀人才队伍，其待遇也要基本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住房、子女教育等消费水平较高的北京。”施一公认为，“这是对创新人才的尊重。”

当然，高薪也不是白拿的。“聘任满5年，生命中心会对教授们的科研表现进行国际同行评估，只有达到本领域世界领先水平者才可以续聘，否则就得走人。”施一公说，“生命中心招聘的大门，向两校所有的相关院系敞开，希望能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

创新科研管理机制

PI负责的实验室是生命中心科研组织的基本单元。“科研管理改革遵循的原则，是尊重科研规律，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能全身心投入科研，天高任鸟飞。”施一公说。

当前科研人员最苦恼的，莫过于花大量时间编写项目报告、申请课题经费，甚至还要向“潜规则”低头。为此，生命中心利用财政部每年提供的专项资金和学校自筹的配套经费，借鉴美国HHMI（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成功经验，激励科学家自由探索未知前沿。

对于新招聘的年轻PI，联合中心采取“柔性支持”，使他们能顺利地建设实验室、尽快开展研究工作；同时，这三年可以先不上课，全身心做科研。

在科研项目上，生命中心采取“自由主义”，即不规定具体的课题、不设具体的考核指标，PI们可以“我的科研我做主”。

“对于一个好的科学家，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其科研工作是一种浪费，甚至是对其创造力的扼杀。因此，中国一定要有一些这样的地方，可以让有能力的人无拘无束地发挥。”施一公说。

创新教育机制

以卓越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带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生命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从根本上改变“在国内上本科、研究生出国留学”的局面，生命中心利用两校优质的教授资源，建立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

据介绍，从今年下学期开始，北大和清华的生命科学学院将各提供10门课程，供双方的本科生自由选课，学分互认；两校研究生的共享课程也将在明年开放。

此外，生命中心计划在今年暑期面向全国的大二、大三本科生，举办结构生物学、化学生物学、干细胞研究等3个暑期班，把一些先进的科学理念、实验方法教给他们。

生命中心甚至把培养创新人才的触角延伸到高中教育。据了解，今年夏天他们将在清华大学举办一个高中生物教师研修班，面向全国重点中学，为丰富和拓展一线高中生物教师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生命中心还计划与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三所学校合作，组织教授对学生进行科普教育，并把优秀学生带到实验室进行科学“催化”。

“培养创新人才，环境的潜移默化尤其重要。”施一公说，我们把世界上优秀的博士后招进来后，整个的科研环境就会大为改观；这些博士后会影响博士生，博士生会影响硕士生、本科生……长此以往，整体的教育水平就会水涨船高。

优势互补、协同创新

据施一公介绍，清华、北大的领导之所以对生命中心都高度重视、倾力支持，主要原因是两校对于科研、教学的改革理念高度一致。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排头兵，两校联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

两校联合招聘PI、同步面向海内外招收优秀博士后及博士生，实验设施设备互通有无，科研上相互合作，教学上资源共享……“尽管在具体的工作细节中偶有碰撞，但我们的联合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

生命中心运作一年来，成效已见端倪。单从科研上看，生命中心PI已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国际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联合举办学术报告及专题讲座百余场。

“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需要时间。十年以后回头看，生命中心一定会培养出一大批世界级的优秀人才，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世界顶尖的科研、育人机构。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施一公说。

本报讯（记者黄明明）中国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研院所建设战略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会上强调，现代农业科研院所建设应正确把握农业科技创新方向，紧扣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要求。

“中国农业科学院要合理布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韩长赋强调，要着眼长远发展，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又要从现实紧迫的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他进一步指出，要按产业链条来组织科研攻关，促进技术配套。着力加强现代种业、农业农机与农艺融合、农业防灾减灾、节本增效、资源环境保护、农产品加工质量与安全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切实解决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

同时，韩长赋强调加强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强化为农业产业服务的责任、推进现代农业科研院所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国农科院建设现代院所的重要任务。

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则指出，只有全面认识现代农业的公益性和市场特性，通过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的联动，实现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才能真正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

会议由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主持。（黄明明）

据《自然》网站消息，来自全球50多个科研机构的负责人，5月15日在美国科学基金会总部举行的峰会上宣布成立全球研究委员会（GRC）。该委员会将以论坛形式运行，旨在讨论全球科研资助机构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促进国际科研合作。

GRC不仅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场所，更是“实现科学进程步伐统一的第一步”。美国科学基金会主任Subra Suresh如是说。

GRC成员来自全球50多个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目前，各成员已就科研项目“同行评审”的六条普遍原则达成一致，包括专家评审、透明、诚信、公平、保密和适度。明年，GRC将通过论坛进一步讨论科研诚信、数据公开和发表等问题。

部分成员表示，GRC有助于世界科研资助机构设计多国合作项目。未来，GRC可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组织，来协调科研管理和实施，提高国家间科研合作。（科学网 任春晓/编译）

　　有没有药物能像导弹一样“精确制导”地铲除病原体？这已然不是梦想。一些用于治疗晚期癌症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药已经上市，遗憾的是我国还不能大规模生产。 

　　为了实现“中国抗体药物产业化之梦”，2004年，42岁的孙乐博士义无反顾从美国回国创业。抱着把最先进的单克隆抗体技术“带回新生”愿望，孙乐把回国创立的第一家公司叫做“回而生”。在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和海外学人创业基金的支持下，孙乐领着一帮人，建立了人源性单克隆抗体和单克隆抗体化疗药交联物研制平台。 

　　仅两年时间，孙乐的团队在抗体制备技术上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单克隆抗体制备最快35天（生产平均值）得以实现，兔多抗制备14天，居世界领先地位。2006年，孙乐将他的公司改名为现在的京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并在当年获得了北京市1000万元的项目基金。 

　　创业似乎很成功，但孙乐很快意识到有限的项目资金，对于动辄几百万元的研发高投入而言，就是杯水车薪。2009年，京天成几近撑不下去了。忧心忡忡的孙乐找到了他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教授。陈教授直言：“生物制药是高技术、高投入、高失败率的行业，在中国目前产业环境下，很难吸引天使投资资金。” 

　　怎么办？在陈教授的指导下，孙乐对研究方向做了一些市场化的调整，将科研成果进行了市场开发，迅速研制出狂犬疫苗质栓试剂盒，以及用于预防手足口病的疫苗，双双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同时，陈教授发现，京天成拥有世界上最快最好的抗体研制和服务平台，“完全可以开放公司科研平台，为国内外科研机构、药企和生物技术公司提供研发服务”。 

　　这一转，转出了新天地。原本奄奄一息、默默无闻的京天成，很快在业内声名鹊起。“我们仅用2年时间就帮助国药集团完成了手足口疫苗的临床前试验，而国外基本要经过10到14年的时间。”孙乐说。 

　　面向市场的科研实力助京天成赢得了国内外广大客户。现在，全球排名前10的制药企业，有6家是京天成技术和服务的客户。公司一步步起死回生，“2010年就扭亏实现盈利158万元，2011年396万元，今年能达到1000万元。”孙乐说。 

　　在采访中，孙乐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宝贝——国内顶级的抗体库。记者看到，这里保存着国内外最大的新发和重大传染病病原体抗体库，涵盖所有已知的重大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已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应对突发传染病和生物防恐的重要战略资源。 

　　据介绍，今天的京天成积极为国内科研院所、制药企业提供抗体制备和研发服务，仅肿瘤、心脏病等抗体库就打破了我国目前面临的诊断试剂原材料依赖进口的困局，仅此一项就为国内诊断企业每年节省约3亿美元。而其研制的疫苗质检试剂盒，使其成为全球首家能够生产疫苗质检试剂盒的厂家。 

　　“京天成转型取得了科研与市场的双丰收。”孙乐表示，“十二五”开局，京天成一口气承担了北京生物产业发展急需建设的10项技术平台中的4项，到2015年公司营收有望突破6亿元。

中国烟草科研队伍仿佛一支“神秘部队”，长期以来低调又默默无闻。

然而，“烟草院士”谢剑平和“中式卷烟申报科技奖”所引发的争议，却将这支队伍推到了风口浪尖。

谁在研究烟草？在研究什么？究竟缘何能够屡获表彰？这些疑惑像是一颗颗种子，渐渐在公众心中生根发芽。

隐形的科研队伍  

中国烟草科研队伍在人们眼中似乎是“没名没分”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烟草界资深研究人员曾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烟草研究都在低调地进行。这是一个“没有名分的研究专业，服务于一个备受争议的行业”。

当然，这支队伍也有领军人物。谢剑平，52岁，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在历经了4年3次提名之后，2011年当选为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士。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质疑声，众人矛头皆指谢剑平所做的研究——卷烟“减害降焦”。

事实上，谢剑平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对烟草科研人员科研水平和成果的一次肯定和表彰。

虽然烟草研究涉及很多方面，但涉及烟草生产工艺领域的研究无疑是这支队伍中的绝对老大。

由于与“吸烟有害健康”的理念相悖，烟草研究饱受诟病。于是，许多研究活动都是在行业内部低调进行的。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很少能够像其他领域的科研人员一样，成为台前的“科研明星”。

其实，这并不是烟草科研人员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线。2011年春天，在全国烟草行业政治工作会议上，国家烟草专卖局授予谢剑平等9人为“烟草行业学科带头人”，这一行动，揭开了烟草研究队伍的神秘面纱。

从这份“烟草行业学科带头人”名单中，可以窥见当前中国烟草研究的主要阵地——郑州烟草研究院、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州烟草研究所、红塔集团、河南农业大学等赫然在列。

被公认为中国烟草科技奠基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尊权曾总结说，“中国国家级、省级和地方的科研机构中有700多名科研人员常年从事烟草农业科研工作。”

烟草研究团队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同其他领域科研力量一样，广泛分布在中国的科研院所、企业和大学。

在这些结构中，由朱尊权担任名誉院长的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无疑是“带头大哥”。

这家研究院成立于1958年，也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唯一直属的综合性科研机构。目前，郑州院共有各学科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257余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中原学者”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7人，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90人，其中研究员25人。上述“烟草行业学科带头人”当中，就有2名来自于这里。

事实上，中国的烟草研究队伍，并不缺乏人才。这支研究队伍并不孱弱，而是一支隐形的强力军团。

正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在2012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及，在国内已经启动的7个烟草科技重大专项中，共设立33名首席专家。其中，在卷烟调香领域认定3名高级卷烟调香师，在烟草育种、减害降焦等5个关键技术领域认定9名学科带头人。

2012年，中国烟草行业完成6个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新增行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数363人。

饱受诟病的科研

谢剑平之所以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因为其在烟草的“减害降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

事实上，同其他产品的研究类似，烟草研究也努力追求覆盖产品生产整条流水线的各个方面。

不过，与烟草技术改良方面的研究项目相比，烟草与健康领域的研究明显处于“先天不良”的地位，两者之间的研究比重呈明显失衡态势。

郑州院的烟草研究覆盖了从烟草栽培至卷烟生产的全过程。这些研究涉及到了烟叶栽培调制技术、卷烟加工工艺和配方、香精香料、烟草化学，烟草加工设备、甚至计算机应用、烟用仪器仪表等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同时还承担卷烟厂、烟叶复烤厂工程设计和技术改造任务。

然而，对烟草经济的服务仍是科研的重点。这从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份名为《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编制2012年度科技项目计划的通知》（下称《通知》）的文件中清晰可见。  

在《通知》中，重点项目包含了围绕烟草育种、烟叶原料、卷烟调香、特色工艺、减害降焦、技术装备、循环经济、数字烟草等战略性课题和重点领域。

其中，重大专项项目计划要围绕烟草基因组计划、卷烟减害技术、卷烟增香保润、中式卷烟制丝生产线、特色优质烟叶开发、超高速卷接包机组研制、造纸法再造烟叶技术升级等重大专项进行编制。

而有关吸烟对人体危害的研究就相对较少。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卷烟降害技术、烟气有害物抑制与消除、烟气生物效应及机理和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等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非常支持对烟草与人体健康的探索。

不过，这些研究由于无法对“烟草经济”直接作出贡献，而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而谢剑平入围工程院院士，实际上也是因为他在探索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卷烟“减害降焦”法方面有所贡献。

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研制开发“神农萃取液”正是谢剑平的主要研究方向，而降害的理论源于美籍华裔科学家左天觉。

在他看来，卷烟烟气中99.4%左右的成分对人体无害，0.6%左右的成分对人体有害。根据这一依据，如果将烟草中对人体有害的0.6%的成分降低，那么就既可以保持烟草的传统本色，又可以减轻因吸烟对人体健康的伤害。

然而，原本是探索降低烟草对人危害的“减害降焦”技术，却饱受质疑。

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认为，“降焦减害”实际上是烟草业做出来的一个推销卷烟的营销策略。

而谢剑平毫不平顺的院士登顶之路，更是众人对“降焦减害”质疑的集体体现。钟南山告诉《科学新闻》，谢剑平所有申请院士的资料、文章、专利没有一点是减害的。

“众所周知中草药一般都是熬制，加在香烟中的中草药都被烧掉了。这能起到减害作用？”钟南山对谢剑平的研究质疑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则刊发博文也明确表示了对“减害降焦”的“羞愧”。

陈君石立场很坚定，驳斥道：“我实难想象香烟的‘降焦减害’会成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降焦减害’不可能降低烟草的危害，反而能误导烟草消费，阻碍控烟活动，这早已是全球公共卫生学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专业机构的共识。”

早在2003年中国签署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第11条中就有明确规定：“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不得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或可能对其特性、健康影响、危害或释放物产生错误印象的手段推销一种烟草制品，其可包括‘低焦油’等词语。”

“没有烟草消费的安全标准，烟草低危害的宣传，通常都是烟草公司试图欺骗公众，鼓励吸烟技俩。”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新闻官于海伦告诉《科学新闻》。

同时，受访的科学家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了对正确研究烟草与健康关系的支持。

“我认为研究如何让人戒除烟瘾的工作就十分必要。”钟南山说。

被围剿的获奖

10年来，烟草行业已陆续有7项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事实上，能够登堂入室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烟草类研究不胜枚举。一篇题为《中式卷烟减害新探索》的文章，罗列了21世纪以来全国烟草行业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名单。“2002年《红河卷烟厂自动化物流系统》、2003年《提高白肋烟质量及其在低焦油卷烟中的应用研究》、2004年《根结线虫生防真菌资源的研究与应用》、《降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的技术研究》、2005年《二醋酸纤维素浆液精细过滤及高密度生产技术研究》和2010年《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

“10年7奖”，在学者熊丙奇看来，是行政主导的政府科技奖励、科技评审导致的结果。

“创新不是靠奖励奖出来的，政府应该退出科技奖励，把学术的交给学术，把市场的交给市场。”熊丙奇在博文中写道。

除此之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公示显示，此次参选的烟草研究成果的应用“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近三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新增利税1421.8043亿元”。

这些数据似乎表明，在烟草类研究获奖的背后，正是一条通往巨大经济利益的“康庄大道”。

其实，从科技部、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开的相关法律条文来看，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本身就包含了对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的考量。

翻阅《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获奖成果的应用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安全和人民健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九条则规定：国家禁止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面对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种种便利与好处，其隐含的道德、伦理问题很容易被忽视。”中国科学院研究科技哲学的胡新和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杨功焕也表示，前几次的获奖，已经被许多烟草商用在烟草营销上，给烟草业带来了利润。而谢剑平能够在去年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也与他曾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有关。

    回国科研揭示鼻咽癌的基因奥秘，带领团队持续投入恶性肿瘤发病机理和生物治疗的研究中，现年50岁的院士曾益新孜孜不倦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科研难题。在他眼里，回国做科研让他“着迷”。

　　曾益新1990年获得中山医科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7年，他先后在日本东京都老人综合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深造，从事信号传导及肿瘤抑制基因调控机理的研究。1997年，中山医科大学一举召回十多位海外学子，曾益新就是其中之一。归国15年，曾益新带领同事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

　　鼻咽癌即“广东癌”这一世界上唯一被冠以地名的恶性肿瘤的研究领域，高发于中国南方一些省份，全球有80％的病例发生在中国。2002年年底，他的研究团队成功地将家族性鼻咽癌的易感基因锁定在人类4号染色体上，2010年他们又找到了一些散发性鼻咽癌的易感基因，从而揭示了鼻咽癌成为“广东癌”的奥秘。

　　在这个领域，他的团队在国际期刊共发表研究论文200余篇，其中包括国际顶级专业杂志《自然遗传学》、《癌症研究》、《癌基因》和《生物化学杂志》等，被引用2000余次，也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内的多项奖励，同时还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4项。

　　2005年，曾益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3岁的他成为当年中国医学界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2008年，曾益新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原第三世界科学院），2011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曾益新密切跟踪国际科研动态，带领和推动了广东肿瘤学学科发展。曾益新院士团队先后培养了3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5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日前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了最新研究进展：普通肿瘤细胞由于基因组不稳定可演变成导致肿瘤复发和转移的元凶“肿瘤干细胞”。他们设计了一种序贯疗法，首先清除鼻咽癌的“普通”肿瘤细胞，继之以一种专门针对肿瘤干细胞的药物，目前已经在动物实验中取得较好效果，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进入临床研究。

　　在这位上世纪90年代前往日本和美国留学的青年才俊眼里，十几年间国家的科研氛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科研氛围比以前浓厚很多，社会重视科研、重视创新、重视人才的氛围建立起来了；科研的硬件也好很多，无论是实验室和科研经费、试剂采购都与国外接近。此外，国家的人才评价体系越来越科学、合理、客观。当年回国赶上了‘好机遇’，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能亲身经历并参与到国家这些年快速发展、进步的过程之中。”

　　“从自己归国发展的经历来看，回国发展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每一个勤奋工作的人都有机会、有舞台。更重要的是找到了精神上的文化认同感，这个层面上的‘回归’让我着迷。”他说。

“其实我很平凡，就是认定一个目标，然后脚踏实地地去实现它。”生工学院的博士生张闽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谦虚地说道。他就是凭借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念，完成了发表10篇SCI论文、总影响因子高达50.0的目标。

曾经挫折

张闽身边的许多同学都不会想到，具有如此学术水平的他曾经是一名高考(微博)落榜生。当年高考落榜后，张闽没有放弃学业，而是踏上了复读之路。“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在这个目标的鞭策下，张闽承受住了高考失利带来的巨大压力，在一年的努力学习之后，考入了内蒙古科技大学生物工程系。

由于家中经济条件的原因，张闽在大学期间不得不多方兼职，以赚取生活费。“当时我白天上课，晚上要做两份家教的工作，几乎没有娱乐活动，不过也很快适应了。”张闽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轻描淡写地诉说这些在许多同学听来十分艰苦的经历。

对于出生在闽南的张闽来说，内蒙古的气候和饮食习惯本身也是一项较大的考验。不过，张闽对此也表现得十分淡然：“刚开始肯定有些不适应，但是后来习惯了就好了，毕竟，这也是生活中必须经历的。”

考研之路

说起考研，张闽的话就多了起来：“当时我想一定要考研，而且要考我心目中全国最好的生物化工专业，于是我选择了华东理工大学。”从大三结束的那年暑假开始准备，张闽在大半年时间里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考研科目的复习中，一天只睡六七个小时，而且除了睡觉就是学习。

由于经济比较困难，张闽没有参加考研辅导班，而是凭借较强的自学能力，用“韦编三绝”的学习精神与辅导书展开了“战斗”。一本辅导书，他做了一遍又一遍，仔细分析每一道错题，总结各种不同题型的解题方法。考研的道路不平坦，张闽有过徘徊、想过放弃，但是为了心中的目标，他努力调整心态，最终战胜了自己，成为了我校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致力科研

考上华东理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之后，张闽很快发现了自己与本科毕业于华理的研究生之间的差距。

“内蒙古科技大学的实验条件不够，我以前缺少必要的实验训练，在动手能力与思维方式方面，都比不上周围的同学。”张闽说，本科时，他学的是生物信息，研究生阶段的方向是生物分子与纳米粒子界面性质研究及功能传感器件的开发应用，属于生物工程与分析化学的交叉领域，刚入学时，他的分析化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甚至连平板都没有涂过，几乎每一个操作、每一个知识点都要从头学起。

回想刚成为研究生时的经历，张闽最想感谢的是他的导师叶邦策教授和那时帮助过他的学长、学姐。在导师和学长、学姐的指导之下，他阅读大量文献，反复操练实验技能，终于在短时间内消除了和其他同学之间的差距。

张闽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活动，除了在寝室休息、偶尔跑步锻炼身体以外，就是埋头在实验室做实验。有一次，由于实验设备第二天就要搬走，而他又十分想用这台设备进行分析，就通宵在实验室里完成了实验。从2008年9月入学至今，他没有过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所有的假期都在实验室里和一大堆仪器、试剂、数据一起度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闽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在读博士期间，他在国际知名刊物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10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项、国际PCT专利1项。此外，他还荣获了上海化学工业区理工教学奖创新奖学金、第二届长三角地区高校研究生“学术之星”邀请赛一等奖及最佳人气奖、生物工程学院院长特别奖学金、我校第十五届研究生论文年会一等奖、校“优秀学生”称号等荣誉，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前期培育项目的资助。

对于未来，张闽又有了新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还将继续脚踏实地，不断奋进。

    4月26日，在“2012清华—杨森公共健康日”上，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表示，清华大学将在结核病等传染病领域展开科研攻关，并有望在结核病基础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 

　　施一公说，清华大学已建立了106个医学及生命科学领域的独立实验室，在结核病等生物医学、生命科学领域展开攻关。4月26日，20位专家及学者加入“清华—杨森联合传染病研究中心”，参与结核病科研领域的攻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