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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个月，“小弥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坐上了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试验卫星“实践十号”，它们在太空飞行12天后，回到地球。
“宇宙射线被我‘猎捕’进了基因组”“微重力对我的细胞产生了影响”“交变磁场让我的蛋白质组发生了变化”……5月27日，在周至猕猴桃航天育种新闻发布会的会场上，经历了空间诱变的10克约8000粒猕猴桃种子传达着这些可能。它们由中国航天基金会转交到陕西省周至县手中，继续进行优株选育、品种培育的研究，实施试验栽培、示范、推广等工作，以期5年内结出太空猕猴桃。
那么，未来的太空猕猴桃会是什么样？航天诱变育种会让“小弥们”发生哪些变化？“小弥”还要经受住哪些后续使命的考验和筛选？为了寻求答案，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猕猴桃首席专家雷玉山研究员，同时也是承担后续科研工作的陕西佰瑞猕猴桃研究院的院长。
“我选育的种子我能认出来，这个叫‘华优’，是黄肉中华猕猴桃，比搭载上天前看起来更泛黄一些，”雷玉山拿着看起来无差别的3小袋太空猕猴桃种子，细细讲解，“黄色肉质是它特有的，感觉它的特异性状比之前更加突出了。”
筛选出特异性状突出的变异单株，是研发团队后续系列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通俗地说，就是让长处更加‘长’，”雷玉山说，此次进入太空实验的猕猴桃种子有三个品种，分别为华优、翠香和瑞玉，“翠香是美味型，果小，口感好；瑞玉是大果型，规则、润绿。”这些优势在“太空一游”后会得到“不一般”强化，“大果更大了，可能大得多；果香更香了，可能香味奇异。”
雷玉山介绍，基因发生突变的几率高也是这三类“小弥”被选中“太空游”的重要原因。它们会有千分之几的概率能选育出优株。
然而，并不是所有变异的奇特优株都会被“照单全收”。从优株到最后的新品种，“小弥”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以往的研究表明，品种性状有‘此消彼长’的现象，果大了，口感可能变差了，香奇了，抗病力可能弱了。”雷玉山说，要成为新品种交给果农种，就要满足4个要求：优质、高产、抗病、耐储运。经过田间试验和区域性试验，“小弥们”要经得住这四门功课的考试，综合性状的培养和评价优良者，才能达到被审定为太空新品种的标准。而那些落选却“偏科”的优株，会由于特异性状的强化被继续用做杂交育种的研究材料。
“回去后，这些种子会马上进专门的育苗温室，给予不同的生长条件，保证苗子成活。”两个月时间的旅行，从周至到酒泉到太空到内蒙古再到北京，再返回周至，让雷玉山对珍贵的8000粒种子有点担心，“可能会失水，所以需要催芽等特别看护，没问题了再播种。”
“5年后，只要见果实，就能当年测试出来质量性状和外观性状。”面对可能的收获，雷玉山对自己团队的技术储备很有信心，“我们有成熟的猕猴桃快速育种体系，测试出的好苗子，第二年嫁接，后年就能再挂果，新品种选育将马不停蹄。”
在随后的产业化推广方面，被誉为“中国猕猴桃之乡”的陕西省周至县已形成了成熟的产品销售网和合作社运行管理机制，建立起品种结构合理、标准化程度高、优质安全高效的猕猴桃产业集群，形成了鲜果、冷藏、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发展格局。在商业模式成熟的基础上，预测再过10年左右，公众就可享受到太空猕猴桃。（科技日报北京5月29日电）
世界首条转基因鱼诞生在中国。彼时，该技术领先美国同行三年时间。二十五年后，美国实现世界上首例转基因鱼的商业化，而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首创技术依然在围城中徘徊。
最近，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正式批准转基因三文鱼上市，从而使美国成为转基因动物消费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转基因鱼的上市之路中，美国其实是后来者。
1990年，一则关于世界首条转基因鱼的报道刊登于《纽约时报》。这条鱼的“主人”是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水生生物所研究员朱作言。彼时，该技术领先美国同行3年时间。
遗憾的是，25年后，美国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鱼的商业化，而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首创技术依然在围城中徘徊。
领跑者的无奈
1983年，由朱作言领衔的团队通过“显微注射技术”，成功将重组人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鲫鱼受精卵，获得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鱼。
“当我们做出第一条转基因鱼时，国外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朱作言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之所以萌生转基因鱼的想法，是受到了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先生的启发。“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我们不可能拿到鱼的基因，所以只能把总体的DNA转进去。”
牛刀小试后，朱作言信心倍增。1991年，他又对黄河鲤鱼进行了“改造”。“我们克隆了草鱼生长基因，并换上鲤鱼自身的肌动蛋白基因启动子，然后转移到黄河鲤鱼的受精卵中，让黄河鲤鱼带有促进草鱼生长功能的蛋白质。”
研究显示，在同等养殖条件下，转基因鲤鱼的平均生长速度比普通黄河鲤快52.93%～114.92%。经过多代筛选后，研究人员获得了稳定的“转全鱼生长基因黄河鲤”品系。此项技术可将养殖周期缩短一半，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和风险，也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我国鲤鱼年产量在500万吨以上，应用潜力很大。”朱作言说。
嗅觉敏锐的美国商人很快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难得的商机。2000年，培育转基因三文鱼的美国公司AquaBounty Technologies首任总裁埃利奥特·恩提斯曾专门来到武汉，与朱作言寻求合作可能。
“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兴趣，但由于鲤鱼在美国没有太大市场，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果当年做的是三文鱼，很可能第一个上市。”朱作言表示。
那么，世界上第一条转基因鱼为何没能在中国本土市场化？
“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朱作言说，“尽管在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但要第一个进入市场，我没有信心，政府也不会有这个勇气，特别是面对着转基因被长期误解的社会舆论。”
科学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尽管未能最终撞线，但朱作言依然对美国转基因三文鱼上市感到欣慰。
“这是一件好事。”在朱作言看来，转基因三文鱼上市的意义不只在于事件本身。“它打开了转基因动物进入市场的大门，对于食用转基因农产品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科学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其实，在转基因三文鱼的上市过程中，美国也可谓步步为营。FDA直到2010年才完成了食品安全评估，2012年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估。“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最终上市，一方面是顾及公众反应，也有来自传统三文鱼产业的压力。”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最终上市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府的决定至关重要，说明它能判断出这个事情代表着未来的生产力和发展方向。”朱作言强调。
不仅如此，科学家也对自己的职能有着清晰的认知。“美国科学家非常清楚做到哪一步、该由谁来接力，不像我们的科学家，从研究到市场化都要由自己完成。”朱作言说。
这样的底气来自美国社会强大的研发转化机制。“一项新的科学发现，不用科学家去跟社会沟通，市场观念强烈的企业会自动找上门来。”美国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时的那份执着，令朱作言感慨不已。“AquaBounty Technologies公司在被审批程序拖得濒临破产的情况下还继续坚持申报，而我们当时没有经验，也没有信心。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责任的。”
需要更多反思
在转基因研究方面，中国丢掉的或许不仅仅是一条“鱼”。
“朱作言先生的转基因黄河鲤鱼，是我经常提到的案例。”罗云波表示，这样的遗憾会让中国在转基因战略上陷入被动。“未来我们在健康、环境、制药、营养领域的研究都会受制于人，绝不仅是转基因食品的问题。”
在罗云波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认识或许存在一定偏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的胰岛素是转基因的，乙肝疫苗也是转基因的。”
政府的态度也让学者们感到无奈。“在转基因重大研究专项中，只要是涉及科普的内容，不是被政府部门砍掉，就是经费被压缩。它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科普需要这么多钱。”此前，罗云波曾申请500万元经费与农影厂拍一些转基因纪录片，但经层层审批后，只剩下100万元。“这样一来，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了。” “政府在对待创新的态度上，不能是锦上添花，应该雪中送炭。”朱作言表示，政府的任务是鉴别和排除创新驱动发展中可能产生的任何障碍，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引导和扶植。“在国家转基因重大研究专项中，转基因鱼这样有优势、有应用前景的研究却并未被纳入其中。”
朱作言呼吁，中国未来一定要形成完备的研发转化机制。如果企业不能成为创新主体，科学家无论出多少成果，也无济于事。“我们的转基因黄河鲤早已准备好了，现在只缺政府决策准入这临门一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