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培养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职业精神
近期，哈尔滨、北京等大城市接连发生数起震惊全国的杀医、伤医恶性案件，这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医患矛盾的极大关注。因医疗纠纷引燃的冲击医院，殴打、杀害医务人员及干扰正常医疗秩序的社会乱象，凸显了我国医患矛盾正在走向激化。
“引起医患冲突的成因固然十分复杂，但不可否认医疗行业过于市场化、技术化以及过度医疗的倾向无疑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和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黑龙江省医学会医学伦理分会主任委员、哈医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尹梅指出，从医院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应从根本上避免科学主义至上、人文主义缺失的弊端，既要重视科学文化建设，更要抓好人文文化建设，尤其要从源头抓起，在医科学生的核心价值教育中植入人文精神，让莘莘学子从开学典礼第一课到学有所成跨出大学校门，都能形成崇高的职业价值理念和深刻的医学伦理意识。
“医学不能治愈一切疾病，也不能治愈一切病人，从医学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希望和遗憾并存。因此医生的职责更多的就是帮助病人、温暖病人，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尹梅指出，当代医学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情况也表明，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引发的疾病比例在升高，片面地追求和倚重医学技术的提升在面临日益复杂的疾病面前显然力不从心。医生在做出任何一种诊疗选择的同时，必须对病人生存状况和尊严、心理要给予更多的思考与关注。医学的本质也决定了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医学发展都不能脱离医学的人道性质。这就要求医生必须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精神。
三方面问题成为困扰医学人文教育“瓶颈”
尹梅介绍说：近年来，关于医学生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在医学教育界已获普遍共识。在这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走在了我们前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为增强医学的人文特征，提出一系列颇具操作性的现代医学人文教育理念，将基金设立、机构设置、教师配备、课程设置、课时分布等人文教育教学的各方面纳入了整个医学教育规划中。
与国际相比，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起步较晚，尽管学科建设在发展，课程体系在逐渐完善，国际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但整体上看，高校校园里人文课程“走过场”的情况仍然很常见，学生选修医学伦理课的热情不高。哈医大的一项统计显示，目前国内医学专业人文课程课时数占总学时8%左右，而美国、德国占20%~25%，英国、日本约为10%~15%。
“同时，国内一些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设置也欠清晰，不仅开设的课程门数少，学时也寥寥无几。”尹梅教授将目前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学科定位不明。迄今为止，我国的医学人文学科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各医学院校往往只是根据各自的师资情况开课。
二是高等教育大环境使然。教学偏重于专业知识的灌输，对相关的哲学、文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门类学问涉猎甚少，并且越来越弱化对学生人性、人格操守的培养。
三是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脱离。基础专业课的教学上，教师对于将人文关怀融入专业课中，带来的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临床带教医师与实习生朝夕相处，亦师亦友，都在言传身教中默默感染着实习生。他们与病人的交流，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过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渗透体现着他们的人文素质、职业品德。所以在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医学专业的教师同样义不容辞。
医学人文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个现实是，目前国内对于医学人文教育中的医学人文学科的界定还没达成一致。尹梅认为，其应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与医学相关，直接服务于医疗实践为目的的医学人文学，这是一个包括医学史、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科群，其中医学伦理学是其核心性的课程；医学沟通学、医学法学是其支撑性的课程。另一类是所有高等教育层面都要开展的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素质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
根据医学生的特点和我国的国情，以及当前医患关系的现状，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近些年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教学改革探索。该校的人文教育注重对本科生、硕士到博士生进行整体一贯性的通盘考量。针对不同层面的学生群体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上做出不同的设计。
尹梅介绍了本科生的人文教育现状。在医学生的本科阶段，哈医大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的政治信仰教育，以医学伦理课、沟通技能课、医学法学课程为主的医学职业素质、技能培养训练，以及在第二课堂进行的传统文化渗透。
在大三学年（临床课间实习阶段）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便于与医学实践相结合。在大四学年，开设沟通技能训练课。沟通是医生最重要的职业技能之一。课程虽然开设时间较短，但这门课程因为贴近专业的实用性和教学形式的新颖性，而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追捧。
从我国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中汲取力量
尹梅评价指出，现代医学发展的人文转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人文资源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为加强医学生人文领域知识的习得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也使中国传承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得以弘扬与光大，哈医大从2007年就鼓励人文学院的教师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选修课程。同时陆续选派教师到人文底蕴深厚的重点综合高校进行相关领域的进修学习。他们计划通过开设选修课和平台课陆续加大教学力度，以中国的深厚文化思想底蕴对医学生进行养成教育，怡养其性情，提升其情操，涵养其精神，使这些精神内化为未来从医者们所需要的基本人文素养和精神力量，最终实现“医以载道”的医学理想。
“当然，医学人文教育要具有很强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其教育效果可能在未来才能显现，因此不可急于求成，任重而道远……”尹梅如是说。
2011年10月18日—12月6日，我校组织了对人文社会科学部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此次评估由黄桂成副校长带队，专家组由7人组成：科技处处长王中越教授（组长）、心理学院副院长吕航教授（副组长）、校教学督导曹贵珠教授、外国语学院冯新华教授、经贸管理学院高山教授、体育部副部长李志刚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吴启南教授。观察员由教务处郭胜伟副处长和学工处屠宏斐副处长担任。此外，教务处刘跃光处长也参与了此次评估工作。
740)this.width=740" />
10月18日，高评中心根据工作要求组建了专家组，并对专家进行了培训，随后专家组召开了评估工作预备会议。从当天开始，专家组进入了全面听课阶段，专家组抽样听课共14人次，组织学生问卷调查420人次。11月30日下午，金鑫主任依据《南京中医药大学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要求对人文社会科学部近3年的本科教学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专家组及观察员听取了金鑫主任的自查情况的汇报。12月6日，专家组及观察员进入人文社科部进行现场评估检查。专家组查阅了相关档案材料；分组走访了毛概教研室和基础教研室，与教研室教师进行现场访谈，查看相关教学文件，抽样评估试卷4门；分别召集师生座谈会。在全面考察并交流汇总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人文社科部的教学评估反馈意见。
反馈会由副组长吕航教授主持。组长王中越教授代表专家组全体成员向人文社科部领导班子和各教研室作了意见反馈，他肯定了人文社科部在教学中心地位、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教学管理、教学效果等方面的成绩。他指出人文社科部坚持“政治理论课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思想素质教育与素质拓展活动相结合，文化教育与医学、哲学特色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及“教师关注教学改革，独具个性特点的教学方法”的教学特色鲜明。同时他也衷心地希望人文社科部进一步加强对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以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学术及思想政治工作中主渠道作用；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
黄桂成副校长发言，他认为学院评估既是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教育部第二轮审核性评估的重要评估内容之一，同时也为下一步岗位设置、绩效工资考核等方面做准备。另外，黄校长还就学生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文化素质教育培养等方面，谈了人文社科部工作的重要性，并希望人文社科部能从规模发展逐步转化到内涵建设方面，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服务。
740)this.width=740" />
金鑫主任代表人文社科部发言，他对专家组给予人文社科部工作的肯定表示感谢，并表态人文社科部一定会贯彻“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的20字方针，将专家组的意见进一步内化落实到教学行动中去，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提高，为学校的事业发展作贡献。
教务处刘跃光处长就“质量内涵与质量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希望人文社科部结合不同时期的不同质量标准，思考下一步的教学改革，在医学与人文的渗透、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融合方面作出贡献。
“当前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不踏实。”在昨日召开的纪念广东省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痛批当前科技界的浮躁风。他说，多家国际专业杂志主编批评中国某些科学研究论文存在“四宗罪”：一是伦理问题，二是造假，三是抄袭，四是一稿多投，并互相提醒对中国论文“多加注意”。
钟南山呼吁医生找回医学人文精神
浮躁不踏实是当前科技界最大问题
“作为科技工作者，我认为，文化建设不单是指文化界、文艺界，也包括科技界。”会上，钟南山说，科技界更需要一种科学的、正确的人文思想。这种人文思想不仅包括做事，也包括做人。
他说，在做事上，科技工作者做研究不仅要敢闯，还要实干，“可是，当前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不踏实。”
“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刺激我。”接着，他颇为沉痛地说，上个月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在去年年底，在包括《新英格兰杂志》等在内的11家世界著名生物医药类杂志主编参加的会议上，当讨论到来自中国的论文时，他们说，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中国作者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但他们都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这些来自中国作者的文章，很多存在伦理问题；第二，存在造假问题，因为经过专家审核，有一些数据根本不可信；第三，存在抄袭的问题；第四，存在重投的问题，很多作者一稿多投。于是，他们互相提醒，今后来自中国的论文，要多加注意。“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科技界，浮躁的思想是相当要不得的。”
改善医患关系先要提高医生人文素养
而在做人方面，他认为医者更需要人文精神。“现在医患关系为什么那么紧张？除了医疗资源的公益性和公平性不够，不能否认，我们的医学人文精神在这几年有所沦落。”他说，“广东人的特点是包容，务实，我希望这些特点要进一步发扬。”
钟南山曾不止一次地表达“医学人文精神沦落成医患关系紧张原因之一”的观点。日前，他在一个讨论医患关系的论坛上就说过：“目前，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
他说，医生首先是为大家服务的，是爱人、帮助人、与人为善的。然而目前的情形，世所罕见。同仁医院的病人砍伤医生事件、东莞病人砍死医生的事件，都反映出医患关系极端地尖锐。
人文精神的沦落是对医生神圣职责的亵渎
他认为，医患关系变得尖锐有制度上的问题，还有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原因，此外，医学人文的沦落也是重要原因。他说，医患关系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不能干等制度的完善，而是首先提高医生的人文素养。
他十分惋惜地说道，在我国，人文医学的教育很是不够。比如南海红会医院“活婴当死婴弃”事件，如果这个早产儿的妈妈并非外来工，而是某领导、企业家，医护人员还会这样处置吗？为何会因人而异？再比如，汕头一妇女在医院里本是安胎，却吃了堕胎药，医院连最基本的责任都无法承担。东莞某大医院，孩子因为上呼吸道感染打针，却死了。家长发现有一页病历被撕掉了，问医生原因，医生说没写好，所以撕了。钟南山说：“人文精神的沦落是对医生神圣职责的亵渎！”
研究成果没转化成产品就不叫创新
钟南山在这次会议上还专门解释了什么叫创新。
“对科技工作者来说，到底什么是创新呢？”他说，在科技界和学术界，某个人有了一个发明或发现，文章又可以在《自然》、《科学》等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当然是可喜的。“但这是不是创新呢？”他说，“关于这个话题，我跟汪洋书记讨论过，汪书记说，这个充其量是创意，不叫创新。因为它还没有产生效益。”
“再比如，我们引进一个汽车项目，”他又打了个比方说，虽然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吸收和改造，也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这跟原始的创新仍然有着区别，这充其量只是创建。
“创意和创建都不叫创新。什么叫创新？就是你的发明和发现，拿过来以后，变成一个成果或成品，最后产生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个过程才叫创新。”他说，正因为如此，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需要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是四十几年，转化成产品、产生了经济效益以后，才会被认可。
他认为，广东不仅要鼓励省内科研人员创新，将产学研结合，积极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更要吸引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科学家携创意来广东“开花结果”。
钟南山最后提出，科技发展也需要体制改革。他说：“政府要转变职能，政府该管的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就要放权。比如职称评审、项目评审，只要放权，科协都可以做得到。当然，科协也要争气，要把这些事情真正做好。”
文/记者黄蓉芳
(责任编辑：何波)
2011年10月27日下午，人文社科部与大学生先锋社共建暨大学生先锋社理论学习基地揭牌仪式在大活107隆重举行。校党委马家忠副书记、宣传部刘晓部长、校团委杨羽副书记、人文社科部金鑫主任、张宗明副主任、经贸管理学院党委田侃书记、汪元平副书记以及人文社科部相关老师、经贸管理学院专职辅导员、学生党支部书记、先锋社会员出席了本次活动。仪式由经贸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刘云龙老师主持。
740)this.width=740" />
经贸管理学院党委汪元平副书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座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通过观看“先锋人足迹”以及人文社科部的相关视频，对共建双方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在人文社科部办公室郭建芳副主任宣读共建协议后，金鑫主任和汪元平副书记签署共建协议。经贸管理学院党委田侃书记和人文社科部金鑫主任共同为大学生先锋社理论学习基地揭牌。大学生先锋社指导老师张思芊和理事长杨辉分别发言，他们对先锋社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并鼓励社员们再接再厉，以共建为契机，努力使大学生先锋社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人文社科部副主任张宗明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此次共建的积极意义以及共建进行过程中需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并希望共建双方共同努力，互相促进。校党委副书记马家忠教授发表重要讲话，并对大家寄予三点要求与希望，强调在校大学生一要提高思想觉悟、认清自身使命；二要学习科学思想、服务自身成才；三要学习红色文化、提高自身素养。马书记重要讲话把本次共建暨揭牌仪式推向高潮。
740)this.width=740" />
人文社科部金鑫主任为大学生先锋社全体成员作了学习“七一讲话”精神报告。金教授首先与大家一起学习回顾了“七一讲话”的重要内容，启发大学生们建立信仰，把握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强调，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一定要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740)this.width=740" />
此次师生共建是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深入开展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有效举措，也是加强教风、学风建设，增强师生凝聚力、战斗力的有力抓手。对传播党的先进理论知识，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进一步激发老师理论联系实际，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有着重要意义。
740)this.width=740" />
6月21日，健康报《人文视线》版的采编人员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专家们一同走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临床一线的肿瘤医生及患者家属共同举办“医学人文走进临床”圆桌论坛。论坛上，大家就“癌症的人文病理学”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编 者
主持人：生之眷恋与死之绝望
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人们常说：生命是美好的，生命也是残酷的。因为生命中有各种厄运、疾苦、灾难，比如癌症。
癌，中文语音和词素上皆通“岩”，让人联想到坚硬、沉重、压迫、阴冷，老百姓视之为“不治之症”。其实，许多癌症，如宫颈癌、乳腺癌，甚至肝癌，如果能够早期发现，临床治愈或控制病情转移、恶化，实现5年以上有质量的生存的几率很高。准确地说，在今天的医疗环境中，癌症只是难治之症，不是不治之症。
从某种意义上说，癌症的“不治”并不是苦难的症结。感冒、脱发都是不治、难治之症，但不会有人纠缠它；猝死、意外死亡也是不治之症，死者瞬间跨越了生死线。癌症的可怕就在于健康生活的戛然终止，生命从此战战兢兢地行走在危险的悬崖上。犹如苦海夜航，死亡一步一步逼近，生命进入读秒的倒计时，躯体穿越在极度的痛苦煎熬之中，即便天才的作家也无法描摹他们的苦难细节。
同时，伴随着社会身份与个人价值破裂的，是身心的剧烈颠簸，意味着爱愿的隔离和剥夺，瞬间产生了极度的心理沮丧，是生之眷恋与死之绝望的短兵相接。同时，新技术带来的高企的诊疗费，无法预期的不确定的疗效，引发积极治疗与放弃治疗、强力消杀（用力过猛的根治术）与姑息（带瘤生存）的两难选择。所以，癌症与其说是一类病因复杂、治疗难度很大的疾病，不如说是病患者穿越苦难、直面死神的人间炼狱。
如同深陷沼泽，蒙难者希望抓住一只只救助的手。首先是强壮的技术之手，他们渴望新的诊疗方案、新药、新术式、新诊疗设备的诞生。同时还需要一只温暖、慈爱的人性之手，去抚慰受伤的身心，安顿惊恐的灵魂。然而，现代医学的行为纲领越来越偏倚技术之手，强调依据客观观察与精准数据来解读疾病，而抛弃体验、隐喻和思想，从而隐匿了疾病的人性内涵。为此，我们举办这次圆桌论坛，旨在唤起人们对于癌症这一特定疾病的人文影响因素、人文介入机制的思考。
癌症与人文的关系有不同的层次，其一是关于癌症的人文社会病因分析。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讯，形成了各种癌症的人文社会病因学说，目前亟待推进到人文、社会病理空间的开掘上来。当然，我们最终还要抵达癌症病程中身心的人文干预上来，形成有特色的危症关爱与抚慰理论、方法，提升病患者接纳、化解、超越苦难，培养坦然直面死亡的勇气，及与死神周旋、博弈的艺术。只有医患之间缔结为精神共同体，直面并超越苦难、死亡等生命母题，才是人性光芒照亮、温暖癌症病房之时。
主题报告 ：让人性阳光温暖癌症病房
韩 玥（医学博士，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综合科主治医师）
在近日北京市卫生局发布的《2010年北京市居民死亡原因分析》报告中，北京居民的前三位死因分别是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仅这三类死亡原因就占到总死亡原因的73.75%。回顾既往流行病学数据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恶性肿瘤已成为扼杀生命的头号杀手。在1990年~1992年全国第二次死因调查中，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为108.3/10万人，仅排在呼吸系统疾病之后。而在2004年~2005年全国第三次死因调查中，恶性肿瘤的死亡率已上升至135.8/10万人，接近第一位死亡原因脑血管病（136.6/10万人）。
如何摆脱病人输、家属输、医生输、国家输的局面
如今，恶性肿瘤患者的身心状况已引起社会和医务人员的重视，尤其是临终前的身心状态。癌症引起的症状、体力下降和治疗的副作用，给患者肉体上的折磨是巨大的。很大一部分病人感到精神沮丧、愤怒和焦虑。因为癌症，他们失去了社会地位，失去了工作与收入，无法扮演家中的角色。同时，他们还要担心自己的疾病给家人造成的困扰，担心家庭可能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担心找不到好的治疗方式和好的医生……从怕痛到怕死，这一系列灵性上的不安定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更是让他们度日如年。因此综合治疗恶性肿瘤，绝不仅仅是提高疾病治愈率、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同时要关心其心理，改善其心境，提高其生存质量。
在肿瘤患者临终时的医疗抉择及医疗措施上，我们医生面临着很多困惑。首先，终末期濒死的肿瘤患者到底要不要抢救？终末期是指病人已接受姑息治疗而无法改善病情，或发现疾病时间太迟而错过治疗时机。此时患者意识可能清醒，但各项指标显示生命不久即将终结。按照肿瘤姑息治疗指南，终末期濒死的患者全身脏器功能濒临衰竭、预后差，不宜积极抢救。而当这类患者急诊就医时，医生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他还有几个月的生命，只能边治疗边判断。对于患者是否处于终末期，理想的方法应由经验丰富的治疗小组讨论判断，经与家属充分沟通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抢救？在美国，是不主张给已合并不可逆疾病的终末期患者使用心肺复苏术的。而国内的传统观念认为，全力抢救必须包括心肺复苏术。同时，在当前特殊的医疗环境下，面对濒死的肿瘤患者，医生不敢不进行心肺复苏术。这很可能导致一种病人输、家属输、医生输、国家输的“四输”局面。对于患者，在临终时饱受折磨；对于家属，原以为急救可以挽救生命，后来才发现不仅命救不了，亲人还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对于医生，因家属要求而急救，却造成病人带着创伤离开，这是不是违反了不伤害原则？虽然医生尽心尽力抢救，最终却被家属怨恨，这种不理解更是让人沮丧。此外，对于国家，这种抢救有时是在无意义地消耗有限的医疗资源。
我们曾收治一位肺癌晚期患者，肺内多发转移、脑转移，合并肺部感染、呼吸衰竭。顺应家属的意愿，我们持续应用呼吸机6个月，花掉100余万元。虽然患者去世后，他的家属对我们医务人员表示感谢，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治疗有意义吗？当时决定上呼吸机，是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吗？
第三个问题：放弃抢救就等于不救吗？有些患者已经签字放弃抢救，但我们仍要给他们应用维持性治疗，比如营养支持、姑息止痛，让他们尽量活得舒适一些、活得尊严一些。在患者临终时，我们也要应用一些“抢救”药物。虽然知道升压药物、强心药物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我们还是要用，是为了给患者及家属一些安慰，让患者不会感觉“被置之不理”。
谁来抚慰患者家属，谁来给予医护人员支持
也许台湾地区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2000年5月23日，台湾地区立法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其中第一条就明确其目的：为尊重不可治愈末期病人之医疗意愿及保障其权益。台湾地区居民可以选择填写《选择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和《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愿书》，注明“愿意接受缓解性、支持性之医疗照护，愿意在临终或无生命征象时，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但是，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国情，照搬台湾地区的做法明显不符合实际。比如国人谈癌色变，患癌一事如何告诉患者本人？到底由谁来签字，患者还是家属？是不是需要填写一个委托书？这条路还很漫长，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其实，需要帮助的不仅仅是患者，还有患者的家属。在实际的医疗行为中，出于保护肿瘤患者的目的，也是应大多数家属的要求，我们一直在采用这样一个原则：把阳光给患者，让家属知病情。患者往往听到的是鼓励、“善意”的隐瞒，而家属往往被告知严酷的现实。这就让患者家属承担着极大的压力，各种心理疾病、精神困扰由此而生。这不得不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谁来抚慰患者家属？
此外，肿瘤专科医院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也需要社会的关注。比如，我们医院综合科的医生和护士平均每3天要面对两位病人的死亡。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面对死亡既不能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也不能总是触景生情、黯然神伤。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
专家视点： 不要等到肿瘤来袭时才思考死亡
医学伦理学教授 丛亚丽：我查阅相关文献后发现，以美国为例，50年前和30年前，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于是否告知癌症患者实情的研究。一个研究是在1961年，90%的美国医生声称不会将癌症病情告诉患者。另一个研究则是在1979年，97%的医生表示要将病情告诉癌症患者。 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癌症患者参与决策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的患者入院时一般都要签委托书。但生命是委托不了的，也没有人能够替我们决定我们的生死，即便是我们的家属。家属和医生一样是帮助者、支持者，但不是我们的生命最后是否选择放弃的决定者。从本质上说，肿瘤医院是最好的关于国民生死观教育的课堂。我们的文化何时能公开讨论死亡问题，我们的肿瘤患者就能在患病后更好地参与知情和决策。
其实，癌症患者家属的肩上已经担负着过于沉重的包袱，包括经济的，还有精神的。如果所有的事情医生都要家属决定，医生不去承担该承担的，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失职。
医学心理学教授 胡佩诚： 国外已有研究证明：人格与患癌有关，C型行为性格，即过分合作、过分耐心、回避冲突、压抑愤怒、屈从权威的人更容易罹患癌症。有关对癌症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的报道越来越多，例如我的博士生就利用生理相干自主平衡系统治疗妇科肿瘤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心理治疗不同于医学治疗，其关键是让病人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帮助自己，而不是灌输给病人什么，从而让病人改变什么。我认为，应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来参与癌症的心理治疗。在这方面，国外已有很好的经验。而在肿瘤医院设立心理科，不管对病人或医生来说，都是有益的。
医学法学副教授 王 岳：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司法界就逐渐接受了知情同意原则。20世纪60年代以后，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已成为通例。研究者通过对堪萨斯州大学医疗中心门诊2500名患者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患者希望医生告知所用药物的所有不良反应，而不赞成医生有所保留。可见，“不欺骗患者”与传统的医生治疗特权形成了冲突。
不同于欧美国家，对癌症病人采取保护性治疗措施仍为我国社会普遍接受，而且很多医务人员都认为这是一种“善意”的欺骗。这不能不说是对医疗正义的误解和歪曲。告知患者本人真实病情，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于法、于理、于情都是大势所趋。我们不仅应当如实告知重症患者其真实病情，还应冲破社会阻力和传统观念束缚，缩短社会承认医生告知与患者知情同意权利实现的过程。医务人员应当对癌症患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最好将保护性治疗措施限制在曾经书面作出愿意接受保护性医疗措施患者的范围内，即通过完善病历，建立医学预瞩制度，事先了解癌症患者是否希望“被欺骗”。
医学史教授 甄 橙：在国外，人们有宗教信仰。当遇到现实医疗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时，人们可以找到精神寄托。但在当下的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当医疗机构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服务时，或者当他们被迫面对生命的终结时，常常感到绝望和无助。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我想可以从医院的发展历史中找到一些线索。
从世界医学发展史来看，“医院”（hospital）一词， 与“宿舍”（hostel）、“旅馆”（hotel）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即宗教团体修建的救济院（hospice或hospitium），其特征是为人们提供庇护和照顾的地方。这就是医院的最初来源和用意，而且这些机构的产生都与基督教联系密切。后来，医院这种大型的医疗方式从西方传入我国，可惜我们只是接受了医院这种表面形式，而没有深入了解根植于西方基督教思想的西方医院的文化基础，所以才出现了种种临床难题。
医学法学副教授 李晓农：病人的病情危重、恶化，直至死亡，是肿瘤医院的医务人员经常要面对的问题。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谁有权利决定病人的生死？当病人因病住进医院，病情恶化、濒临死亡之际，继续抢救还是放弃治疗，应该由谁来决定呢？我想强调的是，只有病人对自己的生命才有支配权。因此，医院和医生与病人家属商量后，按照病人家属的意见继续抢救或放弃抢救的做法， 从法律的角度讲是不恰当的。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在病人住进医院时，事先签署一份委托书。对于继续抢救还是放弃治疗，由病人在神志清醒时事先作出决定。
医学伦理学副教授 尹秀云：目前，是否告知肿瘤患者病情真相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真问题”。网络和其他信息渠道的畅通、人们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对保护性医疗制度特征的熟悉，使得对绝大多数的肿瘤病人而言，真正隐瞒病情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肿瘤患者诊疗中真正的问题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用实证的方法确证或评析现有做法的优劣：肿瘤患者对自身病情的知晓程度与愿望如何？患者与家属的沟通状况及信任程度如何？医务人员对病情真相告知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如何？这些问题不能通过直觉来推测和判断，必须有实证性的研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人们通常将其推给现实的无奈，而未做太深入的探讨。事实上，对死亡问题的恐惧和讳莫如深是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这种心态在全社会引起了对肿瘤疾病的普遍性误读和片面性解释。因此，加强对公众的死亡教育十分必要，我们不能在肿瘤疾病来袭时才思考死亡问题。
医患心声 ：我们在高压下奔忙
医科院肿瘤医院综合科年轻医生杨敏：该不该跟患者本人说病情以及说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我认为，医生应该根据自己对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来做判断，该告知的一定要告知。如果在我跟病人交流时，发现这是一位豁达乐观的、对自己的病情有一定预期和承受能力的病人，那我就会选择坦诚相告。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位病人，严重的肠梗阻已经让他好几天滴水不进了，他却求我帮他买瓶可乐。我没有答应，这是病情所不允许的。后来，他偷偷托人买了瓶可乐喝了，然后吐得一塌糊涂，但他却说自己很开心，因为他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到了，就很知足了。有的病人一来医院就对我说：“大夫，你什么都不要瞒我。我的病到什么程度了？我还能活多久？这些都请告诉我。因为我还有一两个心愿，我希望还能有时间去实现它们。”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传统的文化氛围下，很多病人都没来得及做自己想做的事，带着心结就离开了。如果哪天我得了肿瘤，我希望大夫能整体性地告知我病情，包括肿瘤的分期、要不要手术、术后的生存期以及需要为此付出的代价。
肿瘤医生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记得有一次，我在值一个24小时班的过程中先后遇到3位病人去世。事后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妈妈，今天我的班上死了3位病人。”连妈妈都很惊讶，我说这话时的语气竟不带多少惆怅。记得当时，我放下电话就哭了。我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麻木，能对患者的离世轻描淡写。难道就因为每天都面对着死亡，便能习以为常地认为病人离开无所谓，马上又有新病人要来？对于我们这些每天和死亡打交道的人来说，及时的心理疏导、角色转换都是必要的学习内容。
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患者总是要求得到发达国家那样的医疗服务呢？有人说，发达国家的医生可以花50分钟跟一位患者聊天。而我们每天上午面对五六十位患者，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给每位患者？媒体也需要站在医生的角度看问题。不是医生不愿意跟患者聊，而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医科院肿瘤医院综合科患者家属朱某：我父亲62岁，两年前查出患有食道癌，3周前住进医科院肿瘤医院。这两年来，我这个做儿子的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不光要为父亲的病四处奔波，更重要的是面临着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我们是外地患者，大部分医疗费都报销不了。我们早已经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希望父亲的生命能延长一点是一点。这是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做的。其实自从父亲患病，我就一直处于内疚当中。如果我不是长年不在父亲身边，他就不会错过手术的最佳时期。现在的每一天，我都害怕将要面对失去父亲的那一天。对于癌症患者和家属来说，目前放疗和手术依然是我们心中的希望。我希望在面对治疗决策时，医生能给我们家属一些肯定的回答，如果仅仅是把选择权交给我们这些完全不懂医的家属，真的会让我们手足无措。
（来源：健康报 人文视线版 ）
编辑：玉洁
【关键词】 人文关怀;临床护理;作用
随着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全民文化素质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种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正在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和护理工作的各个领域，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护理服务所具有的人文内涵也因此而受到了更多地关注。
1 人文关怀与临床护理
人文关怀是强调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充分激发人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最平凡、最普通的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保护权、人身安全、意愿表达、个人行为等受到关注和呵护。临床护理是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的对诊断和处理服务对象现存和潜在健康问题的反映，其服务对象是患者，内容包括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现代护理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其框架包括了人、环境、健康及护理学四个概念。而护理人文关怀的思想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只有为服务对象提供以人为本、尊重人格、关爱生命的护理服务，才能让患者感受到人文关怀。
2 人文关怀在临床护理中的重要位置
2.1 人文关怀满足了人的本质属性的要求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作为服务于人健康的护理服务，也应当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并给予服务对象以生物学以外的社会关怀。
2.2 人文关怀推进护理学的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健康服务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现代社会人们对就医的选择已不再是技术服务的要求，他们更多地开始关注医疗卫生机构的人文服务质量，而人文关怀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新医学的发展和推广。
2.3 人文关怀促进了护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良好的护患关系是保证各项护理措施落实到位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把人文关怀的理念应用到临床护理工作中，不仅能极大地促进护患关系，而且人文关怀也对提升医院形象，拓宽医疗市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人文关怀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3.1 重视心理护理，人际沟通
心理护理是指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护理中，以心理学知识为指导，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基础运用各种技巧和途径影响和改变病人的不良心理和行为，促进身心健康的方法和手段。
3.2 开展健康教育，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观也在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因病痛无法忍受而被动就医，转变为隐患于未然的主动健康保健，我们经常看到，在医院很多人不一定是有病就医，而是来自专业人员请教一些预防、保健和康复知识，来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并促进了护患关系的延续。
3.3 努力营造人文气氛，积极延伸护理服务
作为一名临床护理工作者，我们应当在自身实际工作中，本着方便人，爱护人的观念，事事处处都着力为服务对象营造浓厚的人文气氛，并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护理，争取早日康复，为适应“人人享有卫生健康”的目标要求，满足不同人群护理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在现代医疗服务市场竞争中给医院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 小结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健康和护理地需求也会增高，而人文关怀正是通过强化人的主导作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来满足新形势下人们对医疗卫生保健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在崭新的竞争中抓住机遇，促进护理科学的纵深发展，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摘要】 目的 观察应用人文护理精神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中的影响。方法 对偏瘫150例患者在实施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人性化、个体化的护理服务与健康教育，促进患者偏瘫肢体功能的早日康复。结果 经过对病人不同阶段的康复指导，使病人及家属对肢体康复有更全面、更进一步的认识，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增加对康复的信心。从而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结论 在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期间，进行人文护理，可明显改善其心理状态，调动患者的主动运动的积极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人文护理;偏瘫;康复
偏瘫是脑卒中患者的主要症状，患者由于长期卧床或行动不便，极易产生悲观、消极、抗拒的情绪，以致拒绝治疗，因而加重病情，影响康复[1]。本科在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人性化、个体化的护理服务与护理教育，充分体现了人文护理的理念，并能更好地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治疗的信心，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早开始康复护理及康复训练，挽救可逆转神经细胞的功能，促进患者肢体功能的早日康复，降低致残率。本科自2008年1月-2009年11月期间，对150例患者在进行康复治疗的同时，实施人文护理，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选择
2008年1月-2009年11月在本院治疗的150例患者，其中男84例，女66例，年龄55～80岁，病程数月至数年不等，脑梗死126例，脑出血24例，患者意识清醒。
1.2 临床资料
1.2.1 护理目的
根据康复医学的基本原则分清康复护理以自我为中心，最大限度恢复患者的功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
1.2.2 人文护理内容
加强心理护理;及早帮助患者开始功能锻炼;推广“人性化”语言;积极营造人性化环境;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争取家属的配合与支持。
2 结果
对150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在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人性化、个体化的护理服务与护理教育，注重与患者的情感交流，明显提高了患者及家属对治疗的信心，积极配合各项治疗，调动患者主动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了患者肢体功能的早日康复，均取得了良好的疗效，降低了病残率。
3 护理措施
3.1 加强心理护理
偏瘫患者心里压力很大，由于肢体活动受到限制，影响生活和工作，连累家人，加重经济负担和容易被人歧视，情绪很容易激动，应对患者给予人性化关怀，尽量满足其生理、心理、社会各方面需要，经常留意患者的情绪变化，善于从患者的眼神、表情中读懂他们的需求，将人文关怀及满足患者需求并争取超越患者期望的理念融入工作之中，使患者情绪稳定，使其感受到被关怀、重视、尊重，更好地配合治疗和护理[2]。
3.2 及早帮助患者开始功能锻炼
在患者生命体征稳定48h后及早帮助患者开始功能锻炼，促进患者脑神经功能和肢体功能恢复[3]。(1)鼓励患者尽早积极主动锻炼，包括关节活动、肌力训练、体位转移、日常生活活动训练，各种助行器及轮椅的使用，耐心讲清活动方法和注意事项，使其在正确指导下开始功能锻炼。(2)帮助患者活动肢体关节，轻揉其偏瘫肢体，进行肢体被动运动，促进其功能早日康复。(3)调整患者瘫痪肢体的正确姿势，防止肩肘腕综合征失用性肌萎缩的发生。(4)进行个性化、程序化、循序渐进的健康教育。
3.3 推广
“人性化”语言 与患者沟通时态度要和蔼热情;言语温和、体贴，善于应用鼓励性语言，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3.4 积极营造
“人性化”环境 病房环境设施布置尽量体现人性化，保持病房卫生、通风，使患者保持最佳心态，感受家庭般温暖。
3.5 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
争取家属的配合与支持，通过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了解患者平时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从而进行个性化护理，患者在个性化的特别关爱下，促进自然恢复而且可以加强废用肢体的康复更容易配合治疗，进一步体现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
4 讨论
脑卒中偏瘫大多数患者虽然行动不便或卧床不起，但是，他们的思维清醒，及早准确的康复护理及康复训练不但可以使患者由被动接受改为主动参与，我们在为患者做好康复治疗的同时，把“以人为本”的人文护理理念渗透其中，使患者感受到特别的关爱，自信心不断增强，更积极配合治疗，满意度不断增加，提高了康复率，增强了生活自理能力，提高了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潘冬梅. 浅谈人文所理.中华现代护理学杂志，2004，1(2)：67-68.
2 胡心茹，杨秀花，张新玲.截瘫病人的护理.中华适宜诊疗技术杂志，2005，23(1)：20.
3 李敏华.早期功能锻炼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恢复的影响.中国临床康复，2004，8(16)：3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