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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中医的渊源

    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为,自一然界存在三种基本的存在,这就是形、气、神,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三种基本存在组合产生的。
    1.形 形即形体,也就是有形可见具有质碍性的物体。中医与道教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一定的相似。
    2.气 气的概念在中国古代非常复杂,但其基本意义主要是两个:一是指构成万物的本原,把气看成是构成万物的基本成分,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二是指气机,即生命体的机能活动,这时气被看成是生命体活动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是其机制之所在。中医就是借鉴中国古代的气来认识人体,理解人体,而道教也通过一些身法来达到以气健身的目的。
    3.神 在中国古代,神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天神,主要反映人之外的那种神秘的力量和存在;再就指人体的精神意识。就对自然界的认识来说,神主要指人体的精神意识。在中医里,心主神明,即中医认为人的神在于心。
    除了形、气、神,在对人体本质的认识上,中国古代道家和医家提出了人体是形、气、神统一的观点。《淮南子•原道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黄帝内经灵枢•天年篇》则更明确地指出:“黄帝日: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可见在道家和医家看来,人体在本质上是形气神的统一体,对人体来说,形、气、神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形成活生生的人体存在。而且道家和医家还进一步揭示了人体形、气、神三者之间的基础与主导关系。根据道家和医家的认识,在人体中,形是气的基础,气是神的
基础;同时,神对气有主导作用,气对形有主导作用。现实的人体正是通过三者的这种基础与主导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三者出现了异常,导致形、气、神之间和谐统一关系的破坏,形、气、神不能维系其统一关系而分离,人体也就随之解体而死亡。根据作者的研究,中国古代道家和医家对人体形、气、神的认识与现代科学与哲学揭示的物质、信息、意识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人体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存在,还是物质、信息与意识的统一。可以说,在对人体本质的认识上,现代人也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古代道家和医家的观点。
    他们不仅认为人体是行气神的统一,还提出人体在功能结构上是五脏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的观点。在对人体功能结构的认识上,中国古代道家和医家认为,人体是由脏腑组成的,脏腑是人体功能的承担者,人体在功能结构上就是由五脏六腑系统尤其是五脏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具体来
说,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就是由肝、心、脾、肺、肾五脏来承担的,它们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以保证人体的健康生活。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虽然五脏也有它的结构基础,但在实质上五脏并不是一种以独立的形体结构为单元的存在,而是以功能活动为单元的存在,心,肝、脾、肺、肾实质上是人体五个大的功能系统。正因为如此,五脏的心、肝、脾、肺、肾才不能等同于解剖学上的结构独立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事实上,道家和医家的心应该看成是具有完成精神意识功能和血液供应功能等的功能系统;肝、脾、肺、肾 则是完成人体其他功能活动的功能系统。正因为五脏都是具有不同功能的系统或体系,而且这种系统或体系已经远远超越了某个单一的形体结构单位,而是多个形体结构单位相互协作的结果。根据作者的新近研究,身体中包括五脏在内的这种功能系统实际上就是具有特定功能意义的程序系统。
日期:2013年4月16日 - 来自[中医养生]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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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对中医外科学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中,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较为密切,特别是道教与中医理论和养生学、道教炼丹术与中药学内容之间的关系最为显著,文献记载内容每多交融,学者论述也多。随着研究的深入,道教与中医外科学的关系已见涉及,如张氏提出道教医家“善于治疗外科疾病以及疑难杂症”,惜有关内容讨论不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一、道教炼丹术与中医外科丹药
    中医外科丹药与炼丹术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报道较多,但这里有两个关键地方需要厘清。其一是外丹到底在什么年代以及怎样被医家应用到外科临床的,从外丹盛行的魏晋隋唐到明代丹药外用,二者之间有较长的时间历程,其转化过程需要进一步揭示;其二是外用丹药的药物和炼制方法与炼丹术是否一脉相承,二者之间的联系也需要明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有学者主张宋代“已炼制出轻粉、红升丹、白降丹等外科常用特效药”。这一认识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甚至主张晋唐时期已有外科丹药  。近年韩氏研究发现:“隋唐时期,金丹功能出现明显分化,其中一类逐渐与医学结合形成主要用于治病炼的丹方,部分见于今本《道藏》。然而唐代医家中仅孙思邈等少数人将丹方用于医学。北宋时,医方著作大量采用丹方。通过对两部代表性医方著作的考察,发现宋代医用丹方主要来源于炼丹术。” 宋代医用丹方基本都是内服丹方,仅极个别有外用功效;同时韩氏认为当时“纯金石丹方地位(有)明显下降”   的过程。著名学者孟乃昌先生很早就研究发现:“尽管外科用丹药起源很早,尽管晋、南北朝、隋、唐有葛洪、陶弘景、孙思邈这样的著名炼丹家兼医药学家,但外科用药并不普遍,他们的丹大都是内服的。……总之,晋唐以致于宋,丹药医用只是一种倾向和愿望而已。”他查阅了这一时期的中医外科文献以证明这一说法,认为“著名的外科书——都很少使用炼丹产物。这已到了明代万历末年。……以陈实功《 外科正宗》(1617年)开头,……随后,中医外科书均收各种丹药以供治疗"   。认为外科医家使用丹药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为最早,明代万历以前丹药尚未用于外治,是“明代嘉靖皇帝服丹中毒,使医药学中对丹剂使用由内服转向外科使用”  。孟氏的认识很有见地,明确了外用丹药开始于明代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但对更早的《医学入门》 中三品锭子有所忽略。
    有意义的是孟氏同时还注意到唐《 外台秘要方》引东晋《范汪方》“飞黄散”有承袭东汉五毒丹类似的药物组成和腐蚀疮疡恶肉的功效   ,同此方类似的还有唐《广济方》“飞黄散”   ,道教专家认为它们“其升炼操作却带有明显地道教炼丹术色彩”。这应该是明代外科丹药出现之前有关外用丹药与炼丹术最重要的记载,也是从东汉五毒丹到明代外科丹药之间的重要学术过渡。但从炼丹术的高潮魏晋隋唐时期至外丹逐渐衰落的宋代,乃至明代前中期,外科文献中还应该有更多的外用丹药应用或在丹药炼制方法及药物选择上的某种过渡才合乎逻辑。
    于氏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宋代乃至金元医家开始使用轻粉外用,其中含有氧化亚汞,与白降丹的成分相似 。但他未指出最早见于何书,同时上述轻粉的开始使用时间也不准确。经查唐代陈藏器编著的《本草拾遗》(公元741年)中已记载轻粉有“杀疮疥癣虫及鼻上酒齄,风疮瘙痒”的效用。此外,余氏注意到明•汪机在《外科理例》一书记载了以砒石为君药的三品锭子的炼制方法,其实它引自《外科发挥》,该书在必效散、如神千金方、水澄膏三处记载了外科丹药及其炼制,用于治疗痔瘘、瘰疬等外科杂症,主要起祛除腐肉,治愈瘘管之功效。只是其炼制方法比较粗糙,“先将砒末入紫泥罐中,次用矾末盖之,以炭火煅令烟尽”  ,但已具后来丹药炼制方法的雏形,成为明代医家丹药炼制的重要基础。书中同时提及此法与道医的关系及其奇特疗效,如“忽有方士与药一服,退二三,再服烦退,四服乃平,旬日而愈”,“一方士将此二方在京治人多效,致富。……但枯药赵宜真师已刊于《青囊杂纂》”。提示其发明多与道医有关。
    陈实功改进了三品锭子的配方及炼制方法,即《外科正宗》中的外科名方三品一条枪,陈氏明确指出该方即“此为古之三品锭子,但药同而分量不同,治病故有分别”   。于氏同时也注意到《外科正宗》 用水银、铅、火硝、绿矾、明矾等矿物药中烧炼出白灵药, 它实质上就是主要含氯化汞及氯化亚汞的化合物,也就是后来的白降丹,它的效用更强,药物和炼制方法与炼丹术更为接近。
    孙氏认为白降丹名称首见于清初蒋示吉的((医宗说约》(公元1663) ,该书中第一次把外科丹药分为红升与白降两大类。红升丹、白降丹作为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外科丹药,成为明清时期中医外科重要外用药。其后,吴谦《医宗金鉴》、顾世澄《疡医大全》、邹五峰《外科真诠))、许克昌《外科证治全书》等文献中都记载有白降丹,药物组成大体上相同,包含有水银、火硝、白矾、硼砂,或稍有出入,现在通行的是根据。《医宗金鉴》原方,即“朱砂、雄黄各二钱,水银一两、硼砂五钱、火硝、食盐、白矾各一两五钱炼制者。
    外科升丹也叫升药,是将水银、硝石、矾石、雄黄等矿物药原料药品置在锅内,其下燃火,使其变成气体向上升腾,用升华的方法炼制而得名。“升药”炼制后得到的产物由于色泽不同,有红升与黄升之别,后者多因选用的矿物药质地不纯或炼制过程中火候掌握欠佳造成。丹药明代以后被用于外科临床,发挥了重要疗效,故有“红升白降,外科家当”之说。
    炼丹术常用的药物朱砂、水银、雄黄、矾石、砒石、盐、硝等都是外科丹药的主药,炼丹术的药物研磨、文火、武火、“抽砂炼汞”的下火上凝法等也是外科丹药炼制的基本方法,只不过炼丹术使用的药物种类更多,方法更为复杂,器具及条件更为讲究,理论更为丰富,但二者丹药炼制的原理、方法和使用的药物基本共同,二者属于一脉相承的学术关系。从本质而言,外科丹药的发明应该是外科医家对于道家炼丹术文化的认同,然后才是对它进行的利用,只是外科丹药的炼制方法更为简约实用,抛弃或者改变了炼丹术原有的繁琐复杂外衣,它涉及汞、砷、铅等多类炼丹术化合物,但以砷类化合物为主,如氧化汞、氯化汞类型的升丹和降丹等。
    由此可知,中医外科丹药的发明多与道医有关,由于其功效奇特,受到明代医家的重视,对它进行了记载和改进,从而成为外科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它与炼丹术一脉相承,只是炼制方法更为简约实用。
    二、道家辑录的外科文献考述
    历史上不少著名道家同时也是医家,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家辑录的外科著作最为著名者当为元末明初著名道士原阳子赵宜真的《仙传外科集验方》和《秘传外科方)),二书被收入明代《正统道藏》太平部,成为该书早期的重要版本之一,也成为道教与中医学联系的重要证据之一。
    有关赵宜真的史料较多,卿希泰主编的《 中国道教》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对其生平都有介绍  。新近陈龙和盖建民的“赵宜真道履、著述及其丹道思想特色新论”有关其生平著述等资料尤其详细 。综合上述资料得知,赵宜真(?。1382),元末明初著名道士,字符阳,号原阳子,江西安福人,“幼喜读书,博通经史百家言,长习进士业”  。在入京例试途中卧病,遂断仕途之念,出家成为道士。起初师事清微派传人曾贵宽,后又师事吉州泰字观道士张天全,得立长春北派之传,并拜元初江南全真道士,内丹名家金野庵弟子李玄一为师,修白玉蟾南宗之学,使当时已经濒于绝灭的净明道再次复兴,被奉为净明道第四代嗣师。元末天下大乱,携弟子云游江西吉安白鹤山永兴观,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江西省雩都县大泽村雩都紫阳观等地,得到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的敬重,山中道士多礼为师。后至江西雩都紫阳观定居。赵宜真逝后,明代宗朱祁钰于景泰六年(1455)追赠为“崇文广道纯德原阳赵真人”。著有《灵宝归空诀》《原阳子法语》等书。
    据其《仙传外科集验方》自序,赵氏早年鉴于先哲“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于是遇好方书,辄喜传录,累至数十帙,见有疾者,如切已身,常制药施与” 。可知他自幼喜爱中医学,辑录《仙传外科集验方》和((秘传外科方》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举动,而是出于他长期的志趣爱好。时人评价他是一位“以通儒名家,学于老氏,道行高洁,超迈辈流,处心切于济人,以平昔所获奇异方书,汇聚成帙”[16’的道家兼外科医家,其自序中记有二则他用外科方治愈病人的案例,提示他不仅是辑录了方书,更对其有一定的研究,是一位能够得心应手用其进行治病救人的道医,且所治疗的是“数年间遍身苦疮疖,服……诸药俱不效”    和“诸药不能疗”    的二位重症病人,表明他已具有较高的中医学修养。同时与其父教育他“施人以药,不若施人以方,则所济者广,从而有已验之方,必与乐善之士共”的济世活人思想有关。故其晚年在其徒萧天倪资助下刊行《仙传外科集验方》。
    书中不仅书名中有“仙传”二字,而且书中多处语及“是方乃遇神仙秘授”、“自仙授以来……”、“惟吾此派仙方,药奇效速"    等道教思想,二书多首方剂具道家文化特色,如“洪宝丹,又名金丹” ,真君妙贴散、仙方化痰丹,仙方解毒生肌定痛散、太一神应膏、神仙解毒丸方、神授太乙散、仙方三补丸等。《道藏》记载赵宜真“或以诗歌以自警,犹以医济人”。可见他是一位由道入医,有着以医弘道,济世活人广博胸怀的道医,其辑录《仙传外科集验方》和《 秘传外科方》二书,是其长期的儒、道、医学思想修养的影响。
    赵宜真弟子颇众,其中最著名者为明代高道刘渊然。渊然在《 秘传外科方》跋中说“夫医通仙道,业擅专门”,强调医学与道教二者的紧密联系,吴氏谓“然非渊然次第集录,则不能就一全书”。这是对他们师徒辑录和刊刻此书的最好注脚。
    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学者认为“是一部主要讨论因服石而生痈疽的专著”,“该书首次较为系统地将道教医学的各种医用丹药应用于外科疾病的治疗,有许多创获” 但未具体举例,前者确如其所说,如《 刘涓子治神仙遗论》“辨发背”认为多服金石烧炼之药是痈疽发病的重要原因;后者可能指的是该书的数十首外用膏丹方,其中一些用有水银、矾石、雌黄、雄黄、丹砂等炼丹常用矿物药,与炼丹术的铅类化合物有关。
    以上情况并非孤例,如《卫济宝书》东轩居士自序中谓书中“老翁神杖散,乃深溪吴道士之方……灸诀休宁道人见教”。反映了宋代道家对外科医术的掌握不仅仅限于方剂,而且还涉及针灸,一些外科技术来源于道家,或由他们掌握传承,这些应与二者的文化渊源有关,以致道家在涉及临床医学时往往更多地偏爱外科。
    三、道家思想对外科医家的人文影响
    古人的别号多表现在寄托心声,如果医家别号用某某道人、某某子等道家习用的称呼,则每每提示医家的某种道家情结,流露出某种道教文化的信息,表现出道家思想对中医外科医家思想及志趣的渗透,或外科医家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及欣赏。其中撰有外科专著的此类医家有:撰《解围元薮》的明代医家沈之问,号无为道人,花月无为道人;撰《外科活人定本》和《外科百效全书》的明末清初医家龚居中,号如虚子;撰《洞天奥旨》的清代医家陈士铎,号朱华子;撰《外科十法》的清代医家程国彭,号恒阳子;撰《疡科会粹》的清代医家孙震元,号秋水道人;撰((外科大成》的清代医家祁坤,号生阳子;撰《外科证治全生集》的清代医家王维德,号定定子,又号林屋山人,洞庭山人。据任氏研究,王维德的故乡苏州“西山岛的林屋山是中国道教圣地,被称为第九洞天,王维德受道教文化影响,崇尚自然……成年以后,自称林屋山人”。撰《外科选要》的清末医家王文选,号席真子,亚拙山人,与万州鹤龄道长交往甚深,有多首交往诗作传世  ;编《 疔疮紧要秘方》者号庐道人,抄《外科活人诀》者号半霞道人 。以上医家累计已达十人,很明显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
    撰有外科专篇或评批外科文献的其他著名医家还有:著名道教理论家、炼丹家葛洪等。葛洪自号抱朴子,所著《肘后备急方》 中的外科病症主要集中在该书的卷五、卷七的二卷中,以及第五十、五十一及特别是五十二卷中少数病证。别号通一子的张景岳,其《外科钤》为《景岳全书》的47、48二卷的单行本。
    别号洄溪道人的徐灵胎,其徐批《外科正宗》影响较大。莫氏对徐灵胎先生的道家思想渊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认为:
    “道家老庄思想对灵胎先生的影响更是根深而蒂固。先生名大椿,大椿者,出自《 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后虽更名大业,但在他的著作和为他人著作评注或作序中,从不用大业之名,而分别署徐大椿、徐灵胎,以及晚号洄溪道人、洄溪老人、洄溪主人等等,就连晚年居画眉泉摩崖石刻中的二处徐灵胎题刻亦不例外。可见先生对大椿之名的喜爱,甚至晚号自称洄溪道人。而在其《洄溪道情•六十自寿》写道‘如今是秋深露冷蝉将蜕,春老花残蝶倦飞。只愿得天公怜我,放我在闲田地,享用些闲滋味。直闲东溟水浅,西山石烂,南极星移。’则是一派无欲无为、归真返朴的道家思
想。而在‘上嘉其朴诚,欲留在京师效力’时,先生‘乞归陶里’。更是老子‘功成身退’的思想体现。在((洄溪道情•寿韩开云先生九十》中先生有‘不必有金丹辟谷,何须求玉液琼浆,只不忘慈仁恭敬,人人尽寿康’之句。而‘慈’为老子三宝之首,……可见道家在先生心目中的地位。……且灵胎先生有《 道德经注释》二卷、《阴符经注释》一卷。。……结合上面对徐灵胎治学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渊源。”   
    这应当是非常突出的名医具有的道家情结了。
    撰《 外科大成》的祁坤,除号生阳子外,在其弟祁五常的后序中多次提及祁坤的道家渊源,如其早岁“昵牛首燕矶栖霞茅君洞天诸名胜,多遇异人授异方,知白日冲举之术” ,“即公知白日冲举之术”  ,可见祁坤不仅游历了多处道家洞天名胜,得道家高人指点授方,而且通晓道家“飞升成仙”之术,这已不是一般的医家修为了,应该说涉道颇深,是道与医兼擅。

    以上有着道家隐士倾向的医家除少数外,多是有较高学术成就和文化修养的外科医家,如沈之问、陈士铎、祁坤、王维德等。这样多的外科医家的道家文化色彩,应该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或与他们有着寄情山野、超然物外的性情品格有关,其中王维德、徐灵胎、王文选、祁坤的生活环境,生平经历、友人交往以及著述作为等提供了更丰富的的文化渊源线索和佐证,充分证明其道家别号具有的深刻文化倾向。
    一些中医外科方剂名称也常常体现有道家信息,特别是各种外科外用丹药,如前述升丹、降丹等。一些方剂往往称其出于真人真君所授,或者其名称中兼有神仙、真人、真君等道家人物名称及道家专用术语者,多属此类。其中《洞天奥旨》中的此类方剂较多,比例较大,粗略估计,约近百首,前者如秦真人传归花散、葛真君传方、巫真人传二甘汤、红消散等数十方;后者如葛真君汤、多首张真君方、秦真人方、孙真人方,以及九转神丹、六仙散、八仙散毒汤等。这与陈士铎本人的道家倾向有关,陈氏别号朱华子,《洞天奥旨》书名及书中的神仙、洞天、丹丘等语,无不体现出强烈的道家气息。此外,《 外科正宗》中创制的外科专方与此有关者有八仙膏、玉真散、神授卫生汤、乾坤一气膏、吕祖一支梅等,红铅造化丹、梅花五气丹等皆称出自仙都。《 外科大成》中与道家有关的方剂也不少,如二仙丹、七真膏、九转玉华丹、神仙换肌丸等。《 疡医雅言》丹药集方中此类有一气丹,降龙丹、伏虎丹等。如此之多的外科方剂名称与道教文化有关,不可能是某种巧合,只能从文化上具有的某些共性才能得以解释。

日期:2013年4月8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看《冷庐医话》保生篇 学道教养生术

  清代浙江桐乡县医家陆以湉幼年攻读四书五经,多闻博识,道光年间进士,弟弟及孩子生病误治不幸离世后,他专心钻研医道,医术精湛。所撰《冷庐医话》为后世称道,书中不少观点至今仍发人深省,卷一保生篇中提到的三种养生之术皆与道教养生有密切关系。

  滋肾美容——咽津养生

  “保生篇”原文描述“咽气不得法,反足为害。惟咽津较易,亦甚有益。每日于闲暇时正坐闭目,以舌遍扰口中三十六次,津既盈满,分作三次咽下,(咽时喉中须作声),以意送至丹田。此法行之久久,大可却病延年。余表兄周荔园(土煜),中年便血,误服热药,遂成痼疾,身羸足痿,十载不痊,后乃屏弃方药,专行此法,一年之后,诸恙悉愈,身体亦强健如初。”

  文中陆以湉认为咽气养生虽好,但“咽气不得法,反足为害。惟咽津较易,亦甚有益。”实际上,无论咽气养生还是咽津养生都是道教经典的养生术之一。

  1990年第3期的《中国道教》登载的许杭生所撰的“《黄庭经》浅析”一文中即指出道教经典《黄庭经》亦重漱津之术。其经中说:口为玉池太和宫,漱咽灵液灾不干,体生光华气香兰,却灭百邪玉炼颜,审能修之登广寒。

  口为玉池宫,是津液生成之所,漱咽津液可使形体生发光华,却退百病,容颇如玉。玉池津液又可灌溉和肥养“灵根”(灵根喻人身之命根,即指心为神根、肾为精根,另一说灵根指“舌本”),使之坚固而不衰竭。

  唐孙思邈所撰道教养生书《摄养枕中方》也有咽津养生法的记载:又卧起,先以手内著厚帛,拭项中四面及耳後周匝,热,温温如也。顺发摩顶良久,摩两手以治面目,久久令人目自明,邪气不干。都毕,咽液三十过,导内液咽之。又欲数按耳左右,令无数,令耳不聋,鼻不塞。常以生气时咽液二七过,按体所痛处。每坐常闭目内视,存见五藏六腑,久久自得分明了了。

  行气和血——八段锦养生

  陆以湉在“保生篇”中记载了一则患者因习练八段锦而康复的案例:杭州郎二松十三岁患瘵垂危,闻某庵有道士功行甚高,往求治之,道士教以行八段锦法,谓能疗疾,并可延年,遵而行之,三月后,病去若失。

  2009年第2期的《中国道教》登载黎明撰“八段锦详解”曾指出,八段锦是我国古代民间流行最广的导引术之一,分为两大类:坐式八段锦与立式八段锦,即文八段锦(坐式静功)和武八段锦(站式动功)。

  八段锦柔筋健骨、养气壮力,具有行气活血、协调五脏六腑之功能。现代研究证实,八段锦能改善神经体液调节功能和加强血液循环,对腹腔脏器有柔和的按摩作用,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及运动器官都有良好的调节作用,是一种较好的体育运动。

  调和脏腑——吐气养生

  陆以湉在“保生篇”中记载了明代医家张景岳父亲因习练道教养生术而益寿延年的事例:张景岳称其父寿峰公,每于五更咽气,因作嗳以提之使吐,每月行吐法一二次,阅四十余年损。张寿峰以吐而得寿,必体质强健,或素有痰饮,乃藉吐以推荡积垢,他人不得轻易效之。

  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陶弘景在其所著的《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篇中记载了“吐气”养生术的“六字诀”:“凡行气,以鼻纳气,以口吐气,微而引之,名曰长息。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咽,皆出气也。”

  明代道教著作《正统道藏·洞神部》中引用了“太上老君养生法”具体描述了六字诀的养生功效:呬字,呬主肺,肺连五脏,受风即鼻塞,有疾作呬吐纳治之。呵字,呵主心,心连舌,心热舌干,有疾作呵吐纳治之。呼字,呼主脾,脾连唇,脾火热即唇焦,有疾作呼吐纳治之。嘘字,嘘主肝,肝连目,论云肝火盛则目赤,有疾作嘘吐纳治之。嘻字,嘻主三焦,有疾作嘻吐纳治之。

  《冷庐医话》卷一保生篇中提到的三种养生之术虽然与对应的道教养生术不完全相同,但殊途同归,且成书于清代,当时道教养生术在民间的运用情况,也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

日期:2013年4月7日 - 来自[中医养生]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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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 道教养生 抱朴修身(下)

 生活有度  起居有节

  葛洪强调生活起居要有节制。他认为,人的寿命不取决于天命,而取决于自身。正确的养生方法就在于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若能持之以恒,必将受益终生。

  起居“六勿”

  葛洪强调,起居方面要做到“六勿”:“不饥勿强食,不渴勿强饮”;“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饱食”;“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勿过极,少勿至饥。”

  意思是说:已经吃饱了就不要强行进食,因为强行进食容易损伤脾胃;不感觉渴就不要强行饮水,否则会使胃胀而伤胃。这两“勿”是告诫人们不可贪食、贪杯。之后他还强调冬季日短,一般起床较晚,但不能不吃早餐;夏季白天较长,睡得较迟,但睡前不可过量饮食。身体应该适度劳作,饮食也应该适当控制,但是劳作不要过量,节食不可无度,应以满足人体需求为准。这种积极主动的养生态度实在难能可贵。

  葛洪主张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要有节制。他认为,养生应从小事做起,做事要量力而行,走步不是越快越好,耳朵不要听过度刺激的声音,眼睛不要长久地看东西,也不要过久地端坐而不活动,更不要长久地躺在床上不起来。天气将要寒冷时先加衣服,天气将要炎热时先减衣服。不要等到极度饥饿时再吃东西,而且每次吃饭都不要吃得过饱;不要等到极度口渴时再饮水,而且每次饮水都不要过多。不要过度劳累和过度安逸,不要起得太晚。冬季不要过度温暖,夏季不要过度贪凉,夜晚不要直接在露天下睡眠,不要在睡觉时外露肩膀。大寒大热、大风大雾时起居更要小心;不要过度贪求各色美味等等。这些主张都是合乎道理的。

  总之,葛洪生活有节制的观点为我们在养生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能有意识地根据中医养生原则,坚持不懈地去做,就会达到防病保健、减缓病痛、强壮机体、益寿延年的效果。

  尊道贵德  以德济生

  葛洪是道教养生学家,他不仅想拯救人的肉体,还想拯救人的灵魂。道教的“清静无为”思想,不仅是治身之道,也是治心之道。葛洪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对养生延年的积极意义,他倡导人们体道修德,积善立功,渐次长生成仙。《抱朴子·道意》云:“明德唯馨,无忧者寿。”此句意思是说:具备良好的道德,其馨香之气远播;无忧无虑的人,才能益寿延年。

  葛洪认为,修德积善有助于延年益寿,善功逐渐累积有助于得道成仙。积德行善,广舍布施就会感动神灵,神灵就会保佑人们延年高寿。也就是说,要成仙首先必须积善立德,抚危济难,成就人道。积善成德,功德圆满,便升仙界。因此,仙道离不开人道,关心他人疾苦,普度众生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相反,如果不修炼德行,只修炼方术,便不能达到长生不死的效果。或者修炼的善事不够,虽然服用成仙之丹药也无济于事。反之,即使不服仙丹,而是多做好事,虽然不能成仙,也不会有突发死亡之祸。 

  葛洪还指出,想要求得长生,还要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心存慈爱,见到他人有好事要感到高兴,见到他人痛苦要感到痛心,在他人有急事或穷困至极的时候要伸手相救,不要伤害生命;见到他人获得财物就好像自己获得一样高兴,见到他人损失财物就像自己损失一样难过;不把自己看得很高贵,不自我夸奖,不嫉妒别人,不接触和陷入阴贼一伙,只有这样做,才称得上有道德。

  葛洪的这种“以德济生”的理念与孔子的“德润身”、“大德必得其寿”、“仁者寿”、“修道以仁”等观点有着相似之处,他们均视修德为养生之本。  

  药物养身  术数延年

  葛洪养生之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服药。他很留心搜集民间流行的一些简便的治病养生方药。他将这些的验方结合自己的医药经验写成了一部书,书名叫《肘后备急方》。

  这是一部宜随身携带、以备应急的实用医书。书中除记载大量救急用的方子之外,还有一些养生方。所用药物既简便易得,又很便宜。更重要的是灵验有效,故深受百姓的欢迎。

  葛洪是一个神仙论者,他坚信世间有成仙之术,可使人的寿命像天地一样长久。道家的服食有“草木之药”与“金丹之药”的分别。服食金丹以求神仙就是指用炉鼎烧炼汞、铅类矿石药物以制“长生不死”的丹药,因为其使用的最基本材料是丹砂,故称炼丹术。炼制的丹药大多有毒,使用不慎,反能损害生命。相比之下,服食草木之品就安全多了,既可养性,又能除病,确有延年益寿之效。例如,松柏脂、茯苓、地黄、黄精、麦门冬、天门冬、枸杞、地骨皮、菖蒲、远志等,这些药物多为医家常用,具有益气养阴、安神定志等作用。在用于养生服饵之品时,既可合用,亦可单服。这里介绍几首葛洪的养生方。

  养生方三首

  胡麻丸

  组成  胡麻1000克,白蜜、枣各适量。

  制法  胡麻淘洗甑蒸,再晒干。以水淘去沫再蒸,如此九遍。以汤脱去皮,簸净,炒香为末,白蜜或枣膏为丸,弹子大。

  用法  每次温酒化下1丸,每日3次,忌食鱼、狗肉、生菜。

  功效  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脑髓。使身面光泽,白发转黑,齿落更生,久服长生。

  悦泽面容方

  组成  冬瓜子150克,桃花120克,白杨皮60克。

  制法  将上三味共研细末,调匀,装瓶备用。

  用法  每次10克,饭后开水冲服,每日3次。

  功效  红面色,白皮肤,焕容光,治面色枯黄、容颜憔悴。

  桑根白皮茶

  组成  桑白皮30克。

  制法  将桑白皮洗净,切丝,晒干备用。

  用法  每日水煎,代茶饮。

  功效  主治身体肥胖,素有痰饮,血压偏高,尿量较少,时有浮肿。

  总之,从葛洪的养生理论来看,虽然带有浓重的宗教神学色彩,但是他景仰“神”的本质是因为他对生命神圣性的敬畏,对“仙”的追求是对生命理想状态的向往。今天看来,他的养生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参考。D4
 
 

日期:2012年2月18日 - 来自[中医养生]栏目

葛洪 道教养生 抱朴修身(上)

葛洪(283~363年),字稚川,号抱朴子,是我国晋代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的养生思想渗透了鲜明的道教思想。 

  思神守一  内养元气

  葛洪在饱读各类诗书的同时,逐渐对道家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道教与儒教的根本区别在于,儒家往往追求功名利禄,这就容易相互竞争,相互排斥,且相互伤害,从而导致身心疲惫。道家追求的是一种无欲无求的境界,通过自身修炼而养生延年。葛洪的养生思想就是依托他的道教理论所形成的,道教神学理论为他的养生思想提供了有利的精神支柱。

  葛洪的养生术是以不死成仙为主要目的的。他的养生理论主要是“生命至贵,长生可得;内修守一,养精行气”。意思是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长生不死成为神仙是可以通过修炼来获得的。修炼的方法就是守一,进而养精行气。这是一种内练意志的修身养性法。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之《畅玄》中指出:“玄”是自然界的始祖,是万事万物的宗源。他认为,“玄”是超自然存在的,“玄”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修炼的人要想通达“玄道”,必须明心净虑。而达到的方法就是“守一”。“一”即元真之气。“守一”就是淡泊平心,摒除杂念,调心入静,思想专一,潜心静养,元气就会充盛,人自然就会健康无病。《内篇·至理》中还谈到,人身就好比一鼎火炉,用体内精、气、神为药物,用意念进行导引,使精、气、神在体内循环烧炼,精、气、神便在体内凝结成丹,然后再经沐浴温养,即可飞升。这就是所说的“内丹”术。由于道教神学体系是他养生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所以他要人们通过道教内丹术的修养,以求“守一存真”,保养元气。

  不为物累  戒欲修性

  葛洪认为,“玄道”虽是从内心中领悟获得的,却要靠外在来持守。有生命的人谁不想长寿呢?然而荣华富贵诱惑着人的心志,娇媚的容颜、玉洁的肌肤迷惑着人的眼睛,悠扬的乐声扰乱着人的听觉,爱憎利害搅扰着人的精神,功名利禄束缚着人的身体。所有这些都是不请自来、不用学习便人人都会迷恋的事情。然而乐极生悲,盈满必亏。如果对感官享乐和物质享受过分贪求,就会身为物欲所牵累,使人陷入对身外之物无止境的追逐之中,各种烦恼也就随之而来,最终导致损伤寿命。《畅玄》指出了诱惑对人体健康的各种伤害,美妙的音乐、清商流徵能损害人的听力;绚烂耀眼的鲜花能损害人的视力;浓郁的美酒能扰乱人的性情;妖冶的女色能伐绝人的性命。除此而外,葛洪还列举了伤身的其他13种情况:

  《抱朴子》——“十三伤”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

  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

  悲哀憔悴,伤也;喜乐过差,伤也;

  汲汲所欲,伤也;久谈言笑,伤也;

  寝息失时,伤也;挽弓引弩,伤也;

  沉醉呕吐,伤也;饱食即卧,伤也;

  跳走喘乏,伤也;欢呼哭泣,伤也;

  阴阳不交,伤也。

  意思是说,才学如果达不到而用力思考可伤身;体力不能胜任而强做某事可伤身;悲哀憔悴可伤身;喜乐过度可伤身;急于得到某物可伤身;说话过多或过久、大笑可伤身;睡觉没有规律可伤身;强力拉弓引弩可伤身;饮酒醉到呕吐可伤身;饱食之后立即睡觉可伤身;跑跳过急以致气喘乏力可伤身;过喜过悲可伤身;性生活不正常可伤身。这些损伤在最初人们不会察觉,但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损伤性命。

  葛洪强调:“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既然各种诱惑伤身伐命,那么遏止想要外视的眼睛、去除损害视觉的美色、堵塞欲听音乐的耳朵、远离损害听力的声音便是人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葛洪深感于此,所以提出了“寡欲”的具体要求。善于养生的人要先祛除六个方面的危害,然后才可以长命百年。那么,这六方面的危害又指的是什么呢?

  养生的“六害”

  一害名利,二害声色,三害货财,

  四害滋味,五害佞妄,六害诅嫉。

  要驱除“六害”就必须做到以下六个方面:一要淡泊名利;二要禁止刺耳的声音和淫色;三要降低对财物的欲望;四要降低对滋味的追求;五要除去不合理的妄想;六要去掉嫉妒的心理。同时,还要做到“十二少”。

  养生的“十二少”

  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

  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

  葛洪意识到,单纯依靠空泛的说教是难以达到戒欲目的的,所以他根据人们避祸求福的普遍心理,促使人们调整心态。他强调,只要人能祛除诱惑羡慕的心理,将其收归到正常心态上来;祛除不切实际的想法,放弃损害真理的做法,淡薄喜怒的影响,丢掉做恶事的打算,就会不请福而福自来,不除祸而祸自去了。

  古人的戒欲理论在今天也很有现实意义。人如果能节制各种欲望,就不会有投机钻营、争名逐利、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敲诈勒索、坑蒙拐骗,甚至图财害命、丧尽天良的事情发生。自然界博大无边,人的欲望也无止境。如果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尽的名利就会患得患失,劳心伤神,从而损害健康。

  《菜根谭》云:“人生只为欲字所累,便如马如牛,听人羁络;为鹰为犬,任物鞭笞。若果一念清明,淡然无欲,天地也不能转动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况一切区区事物乎?”

  做人不要过分追求感官享乐和物欲贪求,只有摆脱世俗的功名利禄和俗情物欲,摈除外物的诱惑,才能做到淡泊名利,志存高远,达到理想的自由境界。D4
 

日期:2012年2月18日 - 来自[中医养生]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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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化中心成功举办中医文化系列讲座之十八讲——杜诗中的道教意象和因素

 

2011年5月25日晚18:30,由校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共青团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协人文部协办的中医文化系列讲座第十八讲在仙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小剧场隆重举行。美国凡萨学院(Vassar College)终身教授刘皓明博士应邀为全校师生作了题为《蓬莱、金丹、鲲鹏:杜诗中的道教意象和因素》专题学术报告。此次报告会由人文社会科学部主任金鑫教授主持。

刘皓明教授是国内外知名学者,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后留学美国,曾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后到柏林自由大学留学,返回美国后,于1993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攻读比较文学。200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任敎于美国凡萨学院(Vassar College)。著有《小批评集》、《学术随笔集》和《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等多部个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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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讲座刘教授旨在从杜甫对道教的态度这一全新的角度为大家解读唐代大诗人杜甫。刘教授指出杜甫在中国历史上被尊为“诗圣”,历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多认为他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人民的诗人”,对道教则多持批评或者反对的态度。他通过研读大量的杜甫诗歌发现,杜诗中使用了很多诸如蓬莱、金丹、鲲鹏等道教意象,而杜甫本人对道教所持的也是一种开放的态度。首先,唐王朝立国与道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唐朝皇帝尊老子为其远祖,道教在当时被统治者奉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名忠君爱国的诗人,杜甫对道教也是一种拥护的态度。其次,在杜甫的一生当中,道教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他的《昔游》、《忆昔行》等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经多次和李白等诗人一起寻仙访道,炼制丹药。仕与隐是唐代诗人的两大情结,杜甫也不例外。当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对道家的生活就非常向往。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对道教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再次,杜甫在诗歌中表达了对自我的道家想象,在很多诗歌中他把自己比喻为大鹏鸟,如《泊岳阳城下》中他写道“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总之,传统的批评家多为我们展现的是杜甫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的一面,刘教授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杜甫作为一名伟大的诗人、作为一个个体他思想的复杂性。

刘教授在讲解中结合了大量杜甫的诗歌,深入浅出、见解独到,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反响,博得了阵阵掌声。小剧场座无虚席,同学们纷纷提出问题,和刘教授进行交流、探讨。此次讲座开拓了大家的视野,不仅使大家对诗圣杜甫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而且就如何进行研究治学等方面也获得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日期:2011年5月26日 - 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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