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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期医家珍稀抄本三种概述

   日本江户时期,中国医学在日本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日本医家在吸收了中国医学后,结合自身地域特点,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汉医”,发展出“后世派”“古方派”“折衷派”“考证派”等医学流派,并有较为完善的医学理论。现介绍日本江户时期医家伊泽兰轩、丹波元胤、锦霞卜元学的三部医学抄本,希望可以使读者管中窥豹,见日本医籍之一斑。
    《兰轩外台方标记》
    《兰轩外台方标记》,全书一册,不分卷,足本。现藏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是书是日本医家伊泽兰轩所作的《 外台秘要方》校勘记。是书形制:钞本纸印板框界行,单鱼尾,白口,乌丝栏,每半页十行,上有眉批,正文有朱字批注。扉页记有“富士川游寄赠本、伊泽兰轩手稿本”字样。伊泽兰轩(1777—1829),为日本江户时期医家,先后随目黑道琢、武田叔安习医学,随太田澄元、赤茯由仪学本草,随狩谷椰斋治考据之学,又旁通儒学,为福山侯侍医。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江户医学馆执教,疏于著述,故著作较少。目前所知其著作仅《 兰轩遗稿》 《兰轩医谈》《兰轩外台方标记》三种。伊泽兰轩弟子众多,其中涩江全善(抽斋)、森立之、冈西玄亭、清川玄道、山田广业等为佼佼者,被誉为‘兰门五哲’。
  《兰轩外台方标记》以宋本《外台秘要方》为底本,以《 素问》《灵枢》《伤寒论》《千金方》《肘后方》(《巢氏诸病源候论》《证类本草》等十余种古籍为参校本,采用本校、对校、他校、理校方法,对宋本《外台方》作了详尽地校勘考证。书中载校勘记百余则,内容涉及字、词、本草、方剂、针灸、腧穴、剂量、服药方法、卷次等各个方面。体例以《 外台方》篇次为纲,篇内校勘条文为目,先列某篇某条或某方之内容,再援诸书同条文或相似条文,终以“恬案”引出校文。
    如《外台秘要方》“伤寒篇”中“麦奴丸”条文载“若日移五丈不汗”,通过与《肘后方》 《 千金方》相同条文校勘,伊泽兰轩认为此条文中“五丈”应作“五尺”,并谓“此宋臣误认作丈”。又考“小建中汤”主药“桂心”实为肉桂而非桂枝;“霍乱篇”条文“常以荣卫俱行于阳”中的“卫”系衍文,当删;方名“皮瘴散”当作“度瘴散”,“皮”为“度”之形讹,等等。书中校正宋本 《外台方》多例讹误,伊泽兰轩常谓“宋臣校正不精”。除对 《外台秘要方》条文讹误之处作校勘外,亦有对条文作阐释之例,如“伤寒篇”载“医经云:连发汗,汗不出者死。吾思可蒸之。”又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条文及《唐书•许胤宗传》所载“太后病风”案,用蒸法治伤寒发汗汗不出者,从医理和医案两方面对此条文作了进一步补充说明。伊泽兰轩考证医籍条文,旁征博引,所引古籍不限医书。对有疑义的条文,存疑待考,不妄下断语,治学态度谨慎。
    伊泽兰轩为日本医家,故书中汉字常有变体,行文语法亦多有不同。书中还有朱笔增删、校改之痕迹。由于伊泽兰轩的遗著较少,故此抄本可谓珍贵。
    《药雅》
    《药雅》,一册,不分卷,成书年代不详。日本医家丹波(多纪)元胤著,元胤(1789—1827),字奕禧,绍翁,号柳;片,日本东都人,丹波(多纪)元简长子,江户时代后期汉方医学家。元胤幼承庭训,二十三岁列家督联合医师之席,后继父职任医学馆监事,僧位法眼(日本僧侣最高级位日法印,次日法眼)。主要著作有《医籍考》《体雅》《疾雅》《药雅》《难经疏证》等。此书未刊,以抄本流传,现藏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日本有《松元丛刊》影录明治元年抄本。
    是书为药物专书,以《伤寒论》《 金匮要略》中三十六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药物为主线,对这些药物及含有这些药物的药对、方剂作医理、药理的详细阐述。如“茯苓”,除阐释其性味功效外,还将茯苓与同有祛湿功效的半夏、白术、泽泻作比较,半夏、白术无利小便之功,泽泻无和胃之效,而“(茯苓)性无所偏,(融)各药所长,配之众品而无所畏恶”。并通过“炊米水胜饭不亟成”“薪湿不干不能焚”之喻,强调了茯苓在茯苓四逆汤、理中丸中燥湿和胃的功效。同时否定了“古人谓茯苓补心气”的说法,认为茯苓可治疗心下悸、心烦不得眠,因其证“非心气受伤之故,乃由水湿(凌心)所致”。又如“牡丹皮”一味,((神农本草经))载其具有“除癥坚瘀血”之功,元胤认为其力较桃仁、虻、蛭诸药缓,唯行血通经,难以溃坚破瘀。配伍桃仁、大黄可增除癥化瘀之功,合当归、地黄、阿胶可滋液和血。
    是书采用分析药理、引经据典、比对它药、联系病证等方式阐释本草功效,将病证、药物知识融于一体,详实生动,触类旁通。亦不拘泥墨守,直述不同见解,言之有物。但此抄本字体潦草,难以辨识;布局较乱,无篇章句读;书中还有多处删改增补。虽然是书品相较次,但世鲜见传本,内容颇具参考价值,仍值得重视。
    《医方漫录》
    《 医方漫录》,上下二册,为日本锦霞卜元学辑,成书于日本仁孝天皇弘化乙已年(1845年),现藏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锦霞卜元学,日本势阳人,生平不详。
    本书采撷《 伤寒》《金匮》至清代之名医方剂,不拘古今,不分和汉,兼收并蓄,故以“漫录”为名。方下标注出处,并详述其主治及方剂治法,方便实用。本书按病证分类,计伤寒、中风、症毒、淋病、心痛、眼耳口舌、牙齿、妇科、儿科等二十六门。辑录医书七十余种,其中日本医书二十余种,如《丛桂家方口解》《顿医抄》《本朝经验))《 养寿院》等,均为日本著名古医籍。
  所辑方剂以汉方为主,《伤寒》《 金匮》方列于首位,亦援引了《伤寒六书》《景岳全书》《世医得效方》 《证治准绳》等医籍中的有名方剂。和方以私家医方为主,如“片仓氏新定十七方”(片仓鹤陵)、“香川方”(香川修庵)、“福井氏方”(福井枫亭)、“栎窟自制(方)”(丹波元简)、“吉益氏方”(吉益东洞)等。如芎黄散,出“吉益氏方”,可“疗上部毒或治湿病”,由川芎、大黄两味组成。卜元学按:“此方民间多用,或加乔麦,俗呼头下。治头痛数日不可胜也。”部分和方的用药也很有特色。如“疗转胞病方”,出“京师朝上右京方”,药物组成有枇杷实、于久利可武记利(日语药名音译,未知何药)、巴豆、田螺四味,在汉方中少见。又如“香川方”中载有治疗淋病的食疗法:“鸡肉为最,鼠肉、鳖肉次之。温泉。”其中温泉治疗具日本特色。
    部分和方乃化裁汉方而来。如握奇煎,“治阴血不足而感外邪者”,出“片仓氏新定十七方”,药物组成有桂枝、芍药、人参、干姜、甘草、当归、地黄、生姜、大枣。此方即由孙思邈 《千金方》中当归芍药汤加干姜而来。又如铁砂汤,“理虚悸,短气,眩晕虚烦,并黄胖方”,出《丛桂家方口解》。此方是在苓桂术甘汤基础上加铁砂、人参、牡蛎而来,以铁砂为主药,卜元学认为此方“妙在镇坠”。
    本书所引录的是较为珍贵的医学资料,最大的特点是将经验得效的和汉医方融于一书,对了解古代和汉医学的交流传播很有帮助。
日期:2013年6月17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

   新安医学是发源于皖南新安江流域、具有显著的徽州文化特征的综合性中医学术流派,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安徽文教卫生领域乃至祖国传统医药事业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00余年历史,800余位医家,800余部医籍,丰盛精深的宝藏吸引和感召着众多的有志之士,其中新安后裔更是传承和弘扬新安医学的中坚。近几年,由新安王氏医学传承人王键教授领衔编撰的《新安医学精华丛书》,就将新安医学的魅力所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安徽省卫生厅立项的最新科研成果,该套丛书2009年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主要内容
    《新安医学精华丛书》共分10册260余万字,内容涉及新安医家学术、医话、医论、医案、方药、针灸以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在前言中,王键教授首先从突出成就、形成因素、学术特色、代表性医家、当代价值五个方面,系统地剖析了新安医学的结构体系,阐明了新安医学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总结归纳了新安医学的学术成就,分析了新安医学临床应用价值,特别是归纳和提炼出了新安医学的学术特色和优势;并对《丛书》的学术内涵和价值、学验特色和作用做了阐述。10分册则由近80位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分别撰写。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各分册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都有各自的特色和创新。
    《学术思想》分册以汪机开创的“温补培元”学术思想为起点,首次归纳提炼出新安医学十大学术思想,即“营卫一气说”、“动气命门说”、“外损致虚说”、“医门八法说”、“养阴清肺说”、“燥湿为纲说”、“新感温病说”、“错简重订说”、“八字辨证说”、“暑必兼湿说”等创新发明;并从理法方药各个层面和角度,阐明了新安医学在运气学说、元气学说、诊断理论、脾胃理论、方药理论、瘟疫治法、杂病治法、脑主记忆、金元四大家等各个领域的独到见解。
    生动活泼的医论医话也是展示新安医术及地方特色的重要形式。在《医论医话》分册中,人们可以纵览众多新安医家原创的经典之论,如汪机“参芪论”,孙一奎“命门图说”说、“三焦评”,吴澄“外损说”,余国佩“外感独揭燥湿为纲”论,郑梅涧的“白喉养阴忌表”
说,陈嘉谟“制造资水火”等,以及诸多极具开拓思维的I临床经验特色总结;还可伴随新安医家那饱蘸浓汁厚墨之笔,去领悟那些启迪智慧的本草知识及养生大道,感受集儒、道、佛人文盛景于一地的新安文化氛围。
    医案是真实记录和反映医家临证实践的第一手资料。《名医医案》分册重点精选了汪机、孙一奎、叶天士、吴楚、汪廷元、程原仲、程观泉、婺源余先生及近代名医王仲奇、程门雪、王任之等22位医家284则医案,并进行了分类整理,涉及内外妇儿及外感病种96种,纲目明细、一目了然。为便于师法,每案还酌加按语。以突出其独特而富有创意性、启示性的学验治法和用药风格,使读者在费时不多的阅习中获得丰硕的学验传承,从而提高临证诊疗水平。
    新安医家在本草知识的传播普及和方药运用上贡献突出。《方药》分册归纳总结了新安医学的方药成就,介绍了新安医家44首原创方剂、40味常用中药,阐述了新安医家对药物性味功效等的独特见解和灵活变通运用,是新安学术思想、诊治特色最直接的体现,有较高的临床实用参考价值。
    《针灸》分册对新安针灸医家在理论学术和临床上的特点作了分析,对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汪机《针灸问对》、吴岜《针方六集》、吴谦《刺灸心法要诀》、吴亦鼎《神灸经纶》等代表性针灸著作进行了整理;第1次系统归纳了新安针灸的学术成就和独创经验,如王国瑞首创“飞腾八法”、完善配穴理论和透穴刺法,汪机“治病无定穴”、“察脉观色,医之大要”、提倡疮疡用灸,郑梅涧将针灸用于喉科、创郑氏“三针”学说,吴亦鼎置针言灸、专攻灸法,吴岜提倡针药兼施、针药一理,余懋推拿一法、无损有益,王君萃治小儿惊风独尊烧针等等,在新安医学的传承发展中独树一帜。
    《内科》分册详细介绍了新安医家对内科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方面的认识,介绍了新安内科的代表人物、著作、特色学说、临床特色及其家族师承链,分肺系病证、心系病证、脾胃病证、肝胆病证、肾系病证、气血津液病证、肢体经络病证7类共40个内科杂病,对新安内科治疗经验进行了总结归纳,重点突出、特色鲜明。
    《外科、骨伤科》分册集中展现了新安外科和骨伤科的临床成就,阐明了新安医家对疮疡病因病机的透彻认识,重点阐述了汪机《外科理例》“治外必本诸内”之思想,吴谦《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痈疽原是火毒生,经络阻隔气血凝”论,程让先“诸疮皆属于火与痰”说;并着重介绍了吴谦灸法治疗痈疽、程让先自拟真人活命饮消痰为主治疗疮疡、程国彭《外科十法》(内消法、艾灸法、神火照法、刀针砭石法、围药法、开口除脓法、收口法、五善七恶救援法、将息法)、吴谦《正骨心法要旨》等独特的先进治疗经验。
    新安妇科是新安医学中文字记载最早、传世最久、流派特色最为显著的学科之一。《妇科》分册第1次系统搜集整理了新安医著中的妇科内容,归纳阐述了胎前重养、“优育”为先,妊重脾肾、“褥”重气血,手法处理难产、静心以待临产,治热注重护阴、治血多兼化瘀、急症巧投单味、慢症药食共济,创立桃红四物汤、剂善以散、药专以制等等创新见解和独到经验,堪以师法。
    《儿科》分册重点对程云鹏《慈幼筏》、何鼎亨《活法启微》、许豫和《许氏儿科七种》及王君萃《小儿烧针法》等新安儿科著作的成就进行了整理,归纳出新安儿科六个方面的主要学术成就,即丰富了儿科望诊内容、形成了儿童保健学系统观点、发展了儿科热病证治理论、补充和完善了小儿惊风证治内容、形成了小儿痘疹预防诊治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儿科治疗学。
    新安五官科以郑氏喉科最为出众,迄今凡500年15世。《五官科》分册首次按中医现代学科的疾病分类,以30余种专著和综合性医著的写作时间先后为序,梳理耳鼻咽喉、口齿、眼科内容,进行纵向分析,理清学术源流,并以治则方药为重点,与非新安的中医文献进行横向比较,发掘出新安医学五官科学术精华与临床创新的独到特色172处,为中医五官科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编撰思路与学术地位
    新安医学以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著宏富、成就突出著称于世,自明初以来,作为中医药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和缩影,长盛至今而不衰,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文化底蕴深厚、流派色彩明显、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的重要研究领域。以往新安医学文献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但美中不足的是,因受种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和限制,研究工作还存在一些盲区和薄弱环节,如对新安医学学术思想的探讨多停留在单个医家或医著的局部分析上,对新安医学流派的学术成就与特色优势缺乏总体的把握和分析,对新安医学的概念和精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涉及临床应用研究也不够充分。而这次《新安医学精华丛书》的编撰,则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式的整理研究方式,以项目小组为单位,分工合作,同时还引进了史学研究、理论探讨、临床调研和数字化研究等多种方法,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编写思路做到了3个必须,即必须以新安医学原始文献为依据,必须有评论、有凝练、有提高,必须以临床实用性为第一。全国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余瀛鳌教授在序言中评价说:“今乐匐会长(新安医学研究会)的哲嗣、现代新安名家的擎天一柱、安徽中医学院院长王键教授领衔编撰的《新安医学精华丛书》等宏编,使我精神、意念为之振奋。”并介绍说:“王键教授寝馈、研究新安医学名医名著及其史实文献多年,受其先父乐匀公的影响,立志为弘扬新安医学多做建树。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博览新安先辈的著述,从中予以精选、分类和编撰立论,使之更符合现代学者阅习新安医学学术、临证方面借鉴参考的要求。”可谓深得其中三昧。
    余瀛鳌教授指出:“新安医学的系统整理、深入研究,使之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弘扬、光大,是时代的需求和医门同道的迫切愿望。”在王键教授的组织领导下,近80位现代新安医学专家继承和发扬了新安医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光荣传统,忠实原著、发皇古义,潜心探究、融会新知,兼容并蓄、倡言己见,勤于思考、据实创新,在广泛收集原始文献基础上,对新安医学各方面的学术特色和临床成就做了一次集中的总结、归纳和提炼。作为新安医学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新安医学精华丛书》基本上准确地把握了新安医学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和精髓,集中地展现了新安医学方方面面的精华所在,代表了新安医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水平,是新安医学当代价值的具体体现。余瀛鳌教授认为:“书中既能提要钩玄地阐介新安医学名医名著的学术精粹和各科临床成就,又能从总的方面对新安医家群体的学术思想加以提炼,使读者易于领悟。为了充实医学的整体内涵,今后的新安医学一定能向读者提供值得中外医学家重视的诊疗信息”,“理应成为新安医学论著中的传世精品”。    
    《新安医学精华丛书》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新安医学的纵深发展,具有标志性、纲领性和指导性意义,对中医学的传承和创新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日期:2013年4月8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费伯雄分温凉阐释燥症探析

    费伯雄是清代著名医家,江苏省武进县孟河镇人。在多个方面对中医都有较大的贡献。本文就其论治燥症的经验和思想作一粗浅的探讨。
    燥邪是六淫之一为秋季所主之气。《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没有谈到燥邪致病特点,金代医家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增补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病机认识,使《内经》六气病机臻于完善;明末清初医家喻昌著《医门法律•秋燥论》,首次指出《内经》中的“秋伤于湿”是“秋伤于燥”的错简,治法忌辛香行气、润剂治燥,创制了清燥救肺汤;清代医家吴瑭在《温病条辨》中创建了杏苏散、桑杏汤、增液汤等方,皆丰富了中医对燥症的认识。
    费伯雄赞成喻昌改《内经》“秋伤于湿”为“秋伤于燥”的做法,认为这是“独具只眼,大声喝破”,但对其“秋不遽燥,大热之后,继以凉生,凉生而热解,渐至大凉,而燥令乃行焉,此则燥字义,乃作大凉解”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认为“秋日燥烈,言暴及干”,当属于阳邪,怎么能一味作凉解释?同时,他也不同意喻昌“秋不分不燥”的看法,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不赞成此前医家普遍持的燥症只发生在秋分以后的半个秋季的认识,还依据那些医家的观点驳斥他们,说如冬至以后才是伤寒,春分以后才是春温,夏至以后才是三气,那么,冬至以前、春分以前、夏至以前、秋分以前的四个四十五天感受的分别是哪一种病邪?所患的又是哪一种病?费氏认为,燥是干的意思,它是相对湿而言的,立秋以后,湿气已去而燥气已来,故燥症的产生应当发生在秋季。但是,初秋时天气尚热,故盛行燥热证;深秋时天气已凉,故盛行凉燥证。用燥贯穿整个秋季,兼以寒热而分为燥热证和凉燥证两种,这样考虑就比较周全了,“若专主一边,遗漏一边,恐非确论”。这种认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简单、易学、易懂、易记。尤其他是对于凉燥的论述,补充了喻昌秋燥偏于温燥的不足。
    费氏辨治燥症的突出之处在于以脏腑所感受的燥热和燥凉进行了辨证,以脏腑为纲,以温凉为目,条分缕析,一目了然。他治燥症,分肺燥、心燥、肝燥、脾燥、肾燥、胃燥、小肠燥、大肠燥八种,均用自制方来治疗。其中肺燥分为两种情况:肺受燥热,发热咳嗽,甚则喘而失血,用清金保肺汤(天冬、麦冬、南沙参、北沙参、石斛、玉竹、贝母、茜根、杏仁、蒌皮、茯苓、蛤粉、梨、藕)治疗;肺受燥凉,咳而微喘,气郁不下,用润肺降气汤(沙参、蒌仁、桑皮、苏子、杏仁、旋覆花、橘红、郁金、合欢花、鲜姜皮)治疗。这完全是按照燥症先分温凉的思想来进行的,前方中一派使用寒凉药物,清热养阴润肺,体现了清、润的治法;后方用了沙参、蒌仁、桑皮、杏仁等寒凉药物养阴润肺,又用了苏子、旋覆花、橘红、鲜姜皮等温性药物来散寒理气,体现了温、润的治法。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均用柔润药物养阴润肺治燥,但又分别用了寒性药物清热泻火、温性药物散寒理气。
    在燥症施治上,费氏认为“生津、养血本润燥之正法”(《医方论》),外燥善用辛润之法,内燥善用甘润之法,他在《医醇媵义•秋燥》中自制的清金保肺汤、润肺降气汤、养心润燥汤、清燥解郁汤、涵木养荣汤、当归润燥汤、泽下汤、女贞汤、苁蓉汤、玉石清胃汤、滋阴润燥汤、清燥润肠汤等大多都是遵循此原则而创制的。其后附录的前人成方滋燥养荣汤、大补地黄丸、润肠丸、导滞通幽汤、清凉饮子、元戎四物汤、大补丸(即大补阴丸)、清燥救肺汤、琼玉膏、麦门冬汤、活血润燥生津汤、黄芪汤等充实了燥症的治疗方药。这些方子皆以滋阴生津、养血润燥为大法,热者寒之,配用清法;寒者温之,配用温法。《医醇媵义•秋燥》论述燥证共自制新方12首,囊括五脏六腑燥证之治。治燥证诸方,遣药除甘寒、甘润基本药物如沙参、天门冬、麦门冬、地黄、石斛、女贞子、当归、玄参等外  ,同时结合患病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特点予以用药,肺主气的宣降,故用杏仁、桑白皮、苏子、旋覆花、瓜蒌皮、瓜蒌仁等直接或间接调理肺气;心主血脉、藏神,故用丹参、当归等养血调血,人参、茯神等宁心安神;肝藏血、主疏泄,故用当归、白芍、熟地、枣仁等补肝血、养肝体,木瓜、橘饼等疏理肝气;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故用人参、山药等益气,当归、白芍等养血;肾藏精,故用女贞子、牛膝、肉苁蓉、杜仲、菟丝子等来补益肾精;胃喜润,主降,故用麦冬、石斛、玉竹等来润燥养阴,用石膏等清降胃气,等等。此外,还用一些药物改善症状,如痰多加贝母、瓜蒌,溲溺涩痛用琥珀、灯心等,标本兼顾,思虑周密。
    同时,费氏认识到燥症表现并非如此单纯,往往兼夹它症,治疗手段也各不相同,他在《医方论》中通过评议前人的方剂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治燥见解,如提出了“以通为润”、“温散与清燥并用,使外邪清则正气醒,而血脉复”、燥湿(清燥汤中用苍术、白术、陈皮、黄柏等)等法;另外,主张“清金保肺必先甘凉养胃,以胃为肺之来源,脾为肺母也”,从五行生克及脾胃为后天之本的角度制定治法。这些观点都丰富了燥症的治法。
    费氏关于燥症的论述纠正了前人论燥的误解和偏执,悉发秋燥之底蕴,确立了燥分温凉的两大法门,充实了燥症的治疗方法,至今仍为中医学教科书和中医临床辨治燥症所沿用。

 

日期:2013年1月30日 - 来自[名家医案]栏目

读医书请从序言始

 中医学的历代名著,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也是可贵的文化遗产和良师益友。清初医家程应旄曾言:“古人作书大旨,多从序中提出,故善读书者,未读古人书,先读古人序,从序法中读及全书,则微旨大意,宛然在目。”

  称赞《黄帝内经》“其文简,其义博,其理奥,其趣深”的溢美之词便出自唐代王冰的《黄帝素问内经序》。鲁迅先生曾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王冰自序指出将“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的经旨准确无误地刊行于世,则必定“君臣无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龄之望”。今天,中医药业已走出国门,服务于世界人民,王冰的预言也成为现实。序言的最后,王冰写道:“千载之后,方知大圣之慈惠无穷。”1300年后的今天,读起这段话仍觉得掷地有声。

  《伤寒论》是中医学中的一座丰碑,而仲景先师所做的序言更是难得的佳作。医学之路尤为艰辛,当我们迷茫困惑之时,静下心来重新读一遍这篇序言,心头之阴霾会立刻消散,代之而来的是百倍的信心。从事医学这个职业,“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就贫贱之厄、中以保身常全”,而对于那些“不留心医药”、“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者,最后只落得“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涕泣”的下场,在我们的周围,仲景先师千余年前为我们描述的场景,仍不时上演。读及此处,不仅自问,致力岐黄,何憾之有?仲景先师“请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教诲,更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医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唐代大医孙思邈对《伤寒论序》推崇备至,故在其《千金要方》序言的最后大段引用了该篇序言的内容。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序中还写道:“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可见其读书之刻苦。南宋史崧做的《灵枢经》序言:“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未有不读书而能为医者也。”读医书无疑是业医者的重要门径,温病大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的自序中写道:“购方书,伏读于毡块……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手不释卷,勤读一生,更是我们一代代中医人的职业操守。

  著述立言是为古人所追求的人生三不朽之一。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才写就《伤寒论》一书,序言记载,唐代王焘编成《外台秘要》“十载始厥工”。明代张景岳为写就《类经》一书,“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清代张璐为编纂《张氏医通》更是达到了“颖秃半床,稿凡十易”的程度。古人写书,费时之久,用功之深,均在序言中有明确记载,古人花费如此光景与心力写就的医著,我们后人又用了多少时间去读了呢?

  孙思邈“胆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智欲圆”的观点虽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但历代医家在序言中也多次探讨作为一名医家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张景岳的《类经图翼》自序中提出:“不有精敏之思,不足以察隐;不有果敢之勇,不足以回天;不有圆融之智,不足以通变;不有坚持之守,不足以万全。凡此四者,缺一不可。”清代程国彭的《医学心悟》自序中也写道:“此道精微。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古人的谆谆告诫,这些闪烁着光芒的句子,即使今天读起来,也并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它们本来的光彩。

  读古人的医书,就是穿越时空与他们交流,读古医书的序言,读的是先贤们的操守、读的是先贤们的信念,更读的是先贤们智慧的结晶。仔细品读古人医书的序言可使读书之人心正,心正而后读医书,几与大医之道不远矣。故言:读医书请从序言始!

日期:2013年1月17日 - 来自[经典研习]栏目

医家既知修德又当爱惜自己精神

“医家既知修德,又当爱惜自己精神。医之难者,难于此也。”

  ——语出明代医家李梃在《医学入门·保养说》   

  释文:一般人认为,精进医术是医生的天职,因此很多医生都忽略了对自己的养生要求。明代医家李梃主张医生既要修养品德,又要爱惜自己的精神,为医之难,就难在这里。假若医生的精神昏耗,观察了解病情肯定不能周到精确,开出的方药一定不会精当,这样的医生虽然有济世救人的心,可是力量却达不到。医生的医术、医德都非常重要,可是如果医生自己不知爱养精神,不懂得养生,那么学多少医术也都无法发挥正常,医德也同样会因此败坏。

日期:2012年12月23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肃肺降逆法的历史演进

肃肺降逆法乃着重运用平金下气、宽胸利膈的方药,治疗肺失清肃、气机愆滞的病理变化。

  关于本法所主治的疾患,早在《内经》中就有明确记述。如《灵枢·经脉》篇说:“肺手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素问·藏气法时论》云:“肺病者,喘咳逆气”。《灵枢·本神》篇进而指出:“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而“实则喘喝,胸盈仰息。”《素问·调经论》亦曰: “(肺)气有余则喘咳上气。”该书虽未载录具体方药,但对肃肺降逆之法主治的肺气壅遏、金令不行病证,显然作了原则性的提示。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中主治咳逆上气“不得息”的葶苈大枣泻肺汤,堪称开泄肃肺降逆法的先河。是方法度谨严,示人规范。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气病诸候》对肺气上逆形成的喘、哮病证有精辟阐述:“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胀则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鸣息不通。”“肺病令人上气,兼胸膈痰满,气机壅滞,喘息不调,致咽喉有声,如水鸡之鸣也。”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等著作,以广搜搏采为特点,保留了古代医家不少的宝贵经验。如《备急千金要方》记述“积风冷嗽,兼气逆鸣”之候,选用杏仁、紫菀等组伍的方剂施治,足见以一代宗师孙思邈为代表的隋唐医家对本法的重视。

  宋代《圣济总录》所载方药既多,论证亦颇精详。如该书“肺气喘急门”谓:“盖肺为五脏之华盖……气道奔迫,肺叶高举,上焦不通,故喘急不得安卧。”杨士瀛所著《仁斋直指方论·喘嗽》明确揭示上焦喘咳一类疾患,主要属于肺系的病变,应明确定位。他说:“肺主气也,一呼一吸,上升下降,荣卫息数,往来流通,安有所谓喘?惟夫邪气伏藏,痰涎浮涌,呼不得呼,吸不得吸,于是上气促急,填塞肺脘,激乱争鸣,如鼎之沸,而喘之形状具矣。”从他描述的见症来看,显属痰浊迫肺,清肃失司,降下乏权使然。至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的苏子降气汤诸方,实发前人之未发,堪属本法的楷模。

  元代医家朱丹溪在《脉因证治》中指出喘有“虚实”,虚喘有肾抑或肺虚之分,实喘乃“肺实气盛”使然。故虚喘宜以补肾益肺为主,实喘则务必泻肺气之逆。

  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为了临床上正确运用肃肺降逆法,对本法主治的证候特点、临床征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景岳全书·喘促》全面地论述了肺失肃降,金令不展,气机上迫,必然表现为“气长而有余……胸胀气粗,声高息涌,膨膨然若不能容,惟呼出而快”等象,这对使用本法颇具指导意义。还有《医学入门》研制的定喘化痰丸、《奇效良方》制定的定肺汤、《韩氏医通》精研的三子养亲汤等,均属肃肺降气的代表方剂,迄今仍为广大医家所习用。

  清代医家在前人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大大地拓展了本法的临床应用,使肃肺降逆法的证治内容更趋完善。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进一步把哮喘的证治总结为“在肺为实,在肾为虚”,颇为扼要。而张聿青、蒋宝素对此又有补充,并对治痰加以强调。谓“在肺为实,在肾为虚,此指气而言,非关于痰也”,治应肃降下气为先。果属“喘因痰作”,则“欲降肺气,莫如治痰”了。这些认识很有见地,对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王孟英在学术上汇集众家之长,其学术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即体现在“气化枢机”方面。他在《归砚录》中强调“万物之所,为生者,必由气。气者,金也,乃知金者受气居先,所以金为气母。五行以气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为首也。”显然,王孟英从肺主治节立论,尊肺为诸气之枢,若肺气通调则全身气机畅达;肺失肃降则脏腑经络气化逆常,于是一身气机痹阻,咳、喘、哮、胀诸症由之而生,必须“但与舒展气机”,“伸其治节,俾浊气下趋”,“诸恙自瘳”。所论精湛,殊堪效法。

  李用粹尤注重肃降肺气,以浚源利尿。《证治汇补·癃闭》论及癃闭时明确指出:“一身之气关于肺,肺清则气行,肺浊则气壅,故小便不通……宜清金降气为主。”盖上源不清,气道失展,通调乏利,水道受阻,累及膀胱,故发为癃闭,而下病取上,专于治肺,肺气顺则膀胱之气化顺,自可排尿恒常。

  综上所述,从《内经》以降,历汉、唐、宋、元而至明、清,历代医家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临床实践,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了肃肺降逆大法的内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肃肺降逆法用于呼吸、消化、泌尿、神经、血液等系统的病变,尤其对诸如支气管哮喘、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等常见的阻塞性肺部疾病用之尤广。

  大量实验研究证实,本法有良好的祛痰功效,可使呼吸道分泌量增加,痰液稀释,而易于排出;抑制咳嗽中枢,或作用于外周,产生末梢性镇咳效应;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痉挛,呈现显著的支气管松弛作用;减少气道阻力,而令呼吸道通畅,肺灌流量增加;具有抗炎、抗过敏效应,对其炎症反应及变态反应均有较强的抑制效果。同时,肃肺降逆法尚有明显的强心利尿作用,可使心肌收缩力加强,心率减慢,对衰竭的心脏可增加输出量,降低肺静脉压,从而有利于控制心衰。此外,还有温和地刺激胃肠蠕动,排除消化道积气,促进胃液分泌,增强消化功能等多方面的功效。

日期:2012年7月9日 - 来自[经典研习]栏目

因疾而医 杏林流芳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古话,可谓妇孺皆知,在古代,很多读书人如果屡试不第,或是厌倦了通过读书来追求功名利禄,则会潜心研究岐黄之术,做一名苍生大医。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杏林之中,很多医家却是因为自己身染疾患,或是亲人受病魔所缠以致于阴阳相隔,而立志学医,救死扶伤,最后名扬天下,流芳百世的。

  唐代大医家孙思邈,人称“药王”。享年102岁,也有说法为141岁,且不论真假,孙思邈在当时,甚至现代都称得上是老寿星。然而这位老寿星却打小是个病秧子,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他“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药王对于医药是“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常释卷”。药王一生,活人无数,并且著作颇丰,其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含有医学理论、临床医案、食疗、养生、气功等,内容丰富,堪称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他所创的“大医精诚”、“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等言论更为后世医家作为座右铭而身践力行,而“行方智圆”也被河北医科大学作为校训来教导杏林学子。

  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出身富豪,其母患病,请遍当地所谓的名医,却杂药乱投,至死都不知是什么病症,东垣悲痛之余,悔恨自己不知医术,难挽母亲于水火,于是投与千金,向名医张元素学习,尽得其传。李东垣年轻时在外为官,有一年,大头瘟流行,死人无数,他根据病症自创了普济消毒饮,药到病除,受到了百姓敬仰。现代的中成药“补中益气丸”也是据李东垣所创的名方补中益气汤而成,不仅可治脾虚下陷证,对于脱肛、子宫脱垂等病症也是疗效明显。东垣晚年回乡著书立说,著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并且创立了脾胃学说,成为杏林一代宗师。

  清代温病大家王孟英出身于医学世家,其曾祖王秉衡编写《重庆堂随笔》未成而亡。其祖父继续编辑,然惜染疾离世。其父接着校稿,然书未付梓,却已谢世,年仅49岁。王孟英为继先人遗训,发奋专研岐黄之术,足不出户,手不释卷,如痴如醉,故而自号“半痴山人”。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孟英刻苦又聪颖,最终功成名就,他对当时流行的温热、霍乱深入研究,在防治瘟疫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发展了瘟疫学说,成为温热学派的代表医家。其实,王梦英不仅对温病贡献卓越,在饮食养生方面,他也是独树一帜,其《随息居饮食谱》一书,所载食材齐全,分类细致,并详述食材的性味归经主治,是一部价值极高的营养学专著。

  当然,除上述医家外,还有很多,如王好古、叶天士、唐宗海等等,都是因疾而从医,并且有所作为。而他们立志学医,救死扶伤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日期:2012年2月16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医家万全的义利观

  明代儿科医家万全的著作《幼科发挥》录有很多病案,不仅详细叙述了诊病用药情况,还记载有收受报酬的多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利面前,万全如何面对?我们从“义利观”的角度审视医德情操,还原一个真实的、可以亲近、甚至可以比肩的万全。

  见利焉敢忘义

  万全三世家传幼科,著述颇多,发展与完善了中医儿科学理论,影响巨大。

  万全自幼习儒,儒家“仁”的思想贯穿于他的行医生涯。万全认为:“医者,仁术也,博爱之心也,当以天地之心为心,视人之子犹己之子,勿以势利之心易之也。”遇有求救,无论贵贱亲疏,均不辞辛劳,跋山涉水,一心赴救。他还毅然决然地致力于著书立说,舍一己私利以利天下,将万氏家传绝学公之于世。

  不在利只在信

  一子病泻十余日不止,病家惟恐万全不肯用心,取白金二两送礼。万全感到人格受到侮辱,耐心向病家解释,并精心治疗,一剂而愈至精至诚,终于赢得了病家的信赖与尊敬。

  一子患咳嗽,其父与万全积有宿怨,先后请数医,病延七月反重。事急不得已,才请万全。万全以活人为心,不计前嫌。经详察细审,告之能愈,但须假以一月。辗转治疗十七日而愈,谢归。万全有如此胸襟,终能化解积怨。自古以来,医患之间最需要的是信任。而患者对医者的不满于今尤烈。寻找失落的诚信,是重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前提。

  重义不讳言利

  万全在行医生涯中,经常遇到患者发自肺腑的感激、尊重和礼遇。万全并不讳言,诊病归来,在自己的医案中自然地流露内心的喜悦。有一次,英山县大尹子病惊风,取至圣保命丹治之,搐止。对万全的精湛医术佩服至极,赞赏有加,“留住数日,厚待而归”。还有一次,万全在友人家正确诊治了“拗哭”的孩子之后,“添酒灌醉而归”。还有高官谢以儒医匾、白金一十两。十两白金不菲矣,但对于万全来说,更是最高的精神褒赏,足堪慰其平生之愿。

  掩卷长思义利

  万全重义守信而不讳言利,他率真的“独白”使我们触摸到一个活生生、坦荡荡的灵魂。对于“利”可以欣然接受,但需要冷静平和,不能放弃“义”的底线。义利观问题是自古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常辨常新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义是人的行为活动所应当遵循的蕴含超功利色彩的原则和标准,体现着人的尊严和崇高。利引申为利益、功利,在传统哲学和现实生活中,习惯使用利在狭义上的含义(仅指物质利益)。义利观就是如何看待伦理道德(义)与物质利益(利)的关系。义与利,并非冰炭不同途,水火不相容。孔子主张“义然后取”,荀子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朱子直言“正其义则利自在”,而明代的宰相张居正则提出“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义”出发的“利”本来无可非议。医德评判必须参照当时社会的共识,脱离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的不恰当的判断标准,反而会消极地陷入“义或有不利”的泥淖。

  谁也无法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一切无不与市场发生关系,但是,适度地利用市场、从市场得到某些补偿,和完全服从市场的需要、超越医学固有的疆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医院需要生存发展,必须提高经济效益和合理使用卫生资源,中医院的生存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众所周知,中医医疗服务定价相对偏低,由于利益的驱使,中医院不姓“中”已十分普遍,争相引进设备、大搞“军备竞赛”,过度使用高新技术在带来暴利的同时,势必导致诊疗费用虚高,深化了技术主义,物化了医患关系,弱化了人文关怀,淡化了医患情感。同样由于利益的竞争,国内、外反中医势力千方百计地诋毁中医和相关的传统文化,以防止威胁他们的垄断、霸权地位,防止疗效神奇而价格便宜的中药产品冲击他们所垄断的世界医药市场。

  医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是天生就该远离红尘,也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知识更新与临床科研的条件,但需要规范、引导,以求合乎理性,通过“以义取利、以利济世”张扬生命、履行职责,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实现人生价值。江苏省中医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脾胃病专家单兆伟收到的感谢信至少有400多封、锦旗100多面,他多年潜心研究而得的两张药方“卖”了100万元,并全部“上交”,用作了科研经费。他认为,中药处方的买卖,既可以给厂家带来一定经济效益,同时相当的转让费也可以让科研工作者更好地去改善医疗科研环境,研制出更好的新药。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近代张锡纯曾说:“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才有大建树……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句至理名言,恰好对义利之辨做出了诠释。

  升华医德境界

  作为一种职业,医学无法抹除谋生手段的烙印,但应有求真、崇善、尚美的人文价值追求,不可以躲避崇高、抛弃责任、淡化理想、随波逐流、混迹于世俗的喧嚣。要恪守医生职业道德,合理制定医疗方案,悲天悯人,处处为病人着想,尊重病人,时时对病人负责,与同道精诚合作,让每一位病人都能得到尽心的治疗。警惕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及逸豫享乐导致道德的沉沦、伦理的失范、精神的颓废、心灵的迷惘。自觉地抵御物欲横流的诱惑,任何时候都不能昧于“回扣红包”、因“蝇头小利”的诱惑而降志屈节。在义诊、下乡、援边时,认真规范,一丝不苟;重大疫情监测报告,正直诚实,极端负责;在征兵体检、伤残鉴定中,公平公正,严格把关各类医学证明;在科学研究中净化学术风气,倡导学术规范,求真求实,学术自律;应对“非典”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要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挥洒一腔热血,大义凛然,凸显一身圣洁。

  审视万全的医德,正是为了对照与拷问自己。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有助于指明方向,升华境界,激发积极性与创造力,促进卫生事业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医改的深入,在继承和发扬优良医德传统的同时,医德规范正不断发生嬗变与重建。
日期:2012年2月16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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