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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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发展的思考

  进入21世纪,国际科技竞争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原始性创新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和中医学的理论创新能力都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如何丰富和发展中医学理论已经成为所有中医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此我谈两点认识:

  中医发展陷入困境理论创新能力严重缺乏是关键

  一是中医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这是所有中医人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中医学本身就是带有自然科学属性的科学,而且在当今以实证分析为特征的时代,只有不断充分消化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加以利用,才能不断彰显中医学的时代特征和她的科学价值,并为世人所认识和接受。

  二是中医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这是我们当代中医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医学本身也是带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的科学,这也是中医学区别于其他自然科学的显著特征。遗憾的是在此前的数百年间,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细化,中医学参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活动越来越少,这也是中医学理论难有重大突破和社会影响力不断降低的原因之一。今后随着思辩和实证相结合的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中医学应该在天人相应、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消化、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积极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不断丰富充实和更新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而再以中医学的这种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方法去指导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这才是未来中医学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日期:2017年12月4日 - 来自[健康快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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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药博览会中医学养生讲座举行

 中国·张掖(西部药都)陇药博览会中医学养生讲座在 西部药都三楼主会场 举行。省、市、县相关领导,省内市县级中医医院负责人,省内外药企药商代表,县乡医疗单位负责人,县乡医疗单位医务人员,村卫生室工作人员 聆听讲座 。

中国·张掖(西部药都)陇药博览会中医学养生讲座举行

本次讲座特邀甘肃省名中医、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王道坤做了中医养生健康知识专题讲座。王教授对《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的养生之道: “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予以详细阐释;整场讲座,王教授将中医养生保健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运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和详实的案例,结合自己多年工作经验,系统的讲解了中医五大养生理念。此次讲座,不仅增加了大家对中医养生知识的了解,还提高了中医保健意识。

中国·张掖(西部药都)陇药博览会中医学养生讲座举行

王道坤,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医主任医师,全国医史、各家学说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中医药学会理事,甘肃省高等教育委员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中医临床教授,北京市朝阳区中医药薪火传承工程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甘肃省名中医”,设立“王道坤英才奖学金”。

日期:2017年11月24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中医学临证特点与优势

  中医药学作为我国独有的医学科学,她采用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医治病不仅仅是针对病因、病灶或某个病理改变简单地进行对抗性治疗,而是强调“调和治中、以平为期”,立足于对人的整体调节,使整体功能恢复平衡和谐的状态。

  中医最大的特征就是强调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从整体联系度、功能、运动变化的角度来把握人的健康与疾病的规律,并形成了四大原创诊疗核心理念:一是用整体观认知健康与疾病;二是用中和观调治健康与疾病;三是用未病观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四是用制宜观关注个体的健康与疾病。

  未病早知,已病早觉。中医诊断依据主要是来自四诊合参,虽难以准确地找到致病因子和病变定位,但能司外揣内,及早预知、预后。将“治未病”的学术思想贯穿于末病先防、既病防变、病中防逆转、瘥后防复发的全过程。

  辨证论治,奥妙无穷。中医诊治的基本方法是辨证论治,特别是在诊断方面,不依赖实验室检查结果的支持,而是基于整体观,抓住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精津、脏腑经络等辨证元素进行辨证,而且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等方法各具特色,都能明辨疾病的相兼、错杂、真假、转化。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不同的疾病,在中医看来,只要证侯相同、相近,就可以用同一治则治法、同一方药和技术治之,感冒、肠炎、胃溃疡、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只要出现寒热往来、默默不欲食的症状,就都可用小柴胡汤治之;相反,即使同一种疾病,出现不同证候,中医就会用不同的治法、不同的方药治疗,同是支气管炎,根据症状的不同,有时表散风寒,有时润肺生津,就是根据证的不同而施用不同的治法,不同的方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既是中医治疗的特色,也是中医治疗的高明所在。

  三因制宜,安全有效。中医治疗的精髓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也就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也就是“见病识病,观天察地知人;断病治病,合时量身定做”,因此,中医治病的方法、方药灵活,安全有效,毒副作用小。

日期:2013年12月9日 - 来自[中医基础]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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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天文地理学与中医学间的联系

    理学宗师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一门文化知识都有其理论思想基础。中医学生命力的根本及其营养源泉不在于以否定抛弃其形而上理论思想为导向的唯经验论,也不在于以扭曲肢解甚或废弃其形而上理论思想为基础的唯科学化,而是在于广泛了解中医学理论思想体系产生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于深刻领会指导中医学理论思想体系构建形成的宇宙哲学观内涵,在于准确把握中医学一系列生理病理观点及其建构形成过程。   
    那么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深刻理解诸如脏腑理论、命门三焦理论、经络理论、伤寒六经理论、气血津液理论以及这些中医学生命理论体系赖以构建形成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思想内涵呢?《黄帝内经》的答案是:“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作为以防治心身疾病,保护生命健康为宗旨的医学文化,需要了解掌握了各类人事知识,在今人看来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中医学为什么将以气象历法学为根本目标的天文地理学知识置于医学文化必备的,甚至是比人事还重要的位置上呢?追根溯源,是因为中医学理论思想及其临床实践体系深深根植于上古天文地理学文化土壤之中。
    一、中医学与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之间
    关系紧密
    天文学是观察研究宇宙天体万象的时空分布、运动状态、结构功能以及起源演化过程等的一门基础性自然科学。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天文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历法纪时。地理学是研究地球上各种自然现象、人文现象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地理学研究的目的除了总结自然界山川陵谷风貌物产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在于总结不同地域环境中气候生命万象的时间流演化变迁规律。人事是指研究人体生命发生存续过程机制及其社会活动秩序规律的科学。
    一门医学文化知识体系总是由三方面内容组成:一是病因学体系,主要研究致病因子及其致病特点;二是生命学体系,主要研究生命的起源结构、生理病理规律及其发生形成机制;三是临床实践体系,主要研究疾病的防治技术。而中医学这三个方面内容,究其实践思想基础,皆离不开天文地理学文化背景。所以要深刻理解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不仅需要“中知人事”,更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第一,作为中医学理论灵魂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的思想实践基础是上古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
    《周易•系辞》说:“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的“太极”本体就是指质性同一的元气,“两仪”指由太极元气制合化生的天地阴阳之气,“四象”指四时阴阳五行之气,“八卦”的哲学本体则是指天地四时三阴三阳六气。
    《 周易•系辞》 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阐释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是上古先贤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认知途径建构形成的,离开了上古天文地理历法学知识,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就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要深刻认知中国古典宇宙演化哲学思想及中医学的思想灵魂——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首先需要具备上古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知识。
    第二,脏腑理论临床实践的思想基础是四时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疾病辨证论治思想深刻渗透着法象四时阴阳五行升降沉浮及其阴阳胜克制化机制理论。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为阴中之少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为阴中之太阴,通于冬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日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灵枢•本藏》说:“五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脏腑的位置观、功能观、表里观、数象观等只有站在基于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基础的四时阴阳五行哲学观基础上时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在脏腑疾病辨证论治理论思想中,肝脏系统病症强调气机的疏泄,心脏系统病症强调气机的通利,肺脏系统疾病强调气机的肃降,肾脏系统疾病强调气机的封藏,脾脏系统强调气机的升降平衡。脏腑疾病的这些论治思想本质上也同样都是基于四时阴阳五行之气盛衰消长及其升降沉浮理论的。在脏腑病症转归上,认为肝胆病多在夏季好转,秋季加重,冬季持稳,春季又好转;心小肠病多在长夏好转,冬季加重,春季持稳,夏季又多好转;脾胃病多在秋季好转,春夏季节加重,再到长夏时节又好转;肺大肠病多在冬季好转,夏季加重,秋季又多好转;肾病多在春季好转。夏秋加重,冬季又多好转。《素问•藏气法时论》。说:“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要深刻理解脏腑疾病的这些论治认知思想本质并将其灵活应用于临床实践,同样离不开四时阴阳五行学说理论内涵的认知及其赖以发生建构形成的上古天文地理及其历法学知识的学习。
    第三,命门三焦理论的思想内涵精髓蕴藏在太极元气理论之中。
    命门三焦学说早在《难经》中就已经形成,但该书仅就命门三焦医理思想作零散简约论述,而对形成过程未及丝毫,结果使得秦汉以来,这一重要理论体系一直不被后人认识理解。直到明代,因缘于理学太极宇宙本根观理论的启迪,命门三焦理论的思想内涵精髓才得以重新阐发。如张景岳说:“命门居二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生两仪,而水火具焉,消长系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
    而在临床上,命门三焦学说所强调的培补原气,阴中求阳以补阳,阳中求阴以补阴,以及通行三焦原气等治疗原则,从思想基础上看,也是基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一宇宙万物生化观思想的。所以,要深刻理解命门三焦理论的思想内涵精髓,首先需要深刻理解太极元气学说,而要深刻理解太极元气学说,其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文化背景也无法回避。
    第四,经络学说是临床实践经验与四时昼夜阴阳六气学说相互结合的产物。
    经络学说的认知基础无疑是基于临床实践经验的,但是其后来的理论化及其系统化又是建立在四时阴阳六气学说基础上的。如《灵枢•五乱》说:“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十二月者,分为四时。四时者,春秋冬夏,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已和,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之而治。”
    进一步看,经络临床疾病的辨证论治同样需要谨守昼夜四时阴阳之气升降沉浮的原则。 《素问•四时刺逆从论》说:“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着骨髓,通于五藏。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经络之气昼夜四时阴阳之气的升降沉浮而通行表里内外,邪气也随昼夜四时经络之气的升降沉浮而流行表里内外。
    《素问-八正神明论》说:“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高明的经络辨证论治首先需要谨守昼夜四时阴阳之气升降沉浮的原则。所以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应用经络学说,懂得四时昼夜节律及其阴阳六气学说的思想内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要真正懂得四时昼夜节律及其阴阳六气学说的思想内涵,其天文地理及气象立法学文化背景一样必须。    
    第五,伤寒六经理论的构建形成及其临床实践思想基础是基于天文地理学基础的四时阴阳六气学说。
    《伤寒论》以表里内外、升降沉浮、寒热虚实、时空传化、三焦脏腑等的区别作为构建分别定义六经病症学的基础,而指导《伤寒论》六经病症学构建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四时阴阳六气学说。伤寒六经病症辨证论治思想中,太阳病以发表驱邪为原则,阳明病以清下通里为原则,少阳病以和解阴阳为原则,太阴病以温中通里为原则,少阴病以温中发表为原则,厥阴病以温中和解为法,《伤寒论》六经疾病的这些辨证论治思想原则,同样是基于法象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文化背景的四时阴阳六气学说的阴阳升降沉浮及其胜克制化机制理论的。所以,要深刻理解《伤寒论》六经理论临床实践思想立论的思维逻辑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掌握天文地理学基础的四时阴阳六气学说是一个基本前提,《伤寒论》开篇即强调“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基础提出的。
    第六,人体气血精液的运行输布状态深受昼夜四时变化的影响。气血精液是营养人体后天生命的精气基础,而气血精液在人体的运行输布状态深受昼夜四时气候变化的影响。如《 素问•四时刺逆从论》所言,人体昼夜四时气血精液的这种运行变化规律机制只有在准确把握昼夜四时气候特点及其致病规律机制基础上才能深刻领会。
    第七,养生防病学倡导“顺四时而适寒暑”原则。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春三月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夏三月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三月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三月要“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己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要领会中医养生防病学的这些理论方法,就必须懂得四时阴阳的盛衰消长及其升降沉浮规律机制。
    第八,人体后天生命的存续维系根本上依赖天地四时之气的养化调节。《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天地四时之气通过化生水谷饮食,调节衣食起居等多种途径影响乃至决定人体后天生命活动及其存续状态。而水谷饮食的有效获取需要正确把握天地四时气候特点,衣食起居的舍取同样关乎天地四时气候因素。
    第九,致病因子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是四时阴阳合和制化的产物。六气致病各有特点,风气易侵犯人体肌表,多致腠理疏泄开张,表现为汗出恶风之症;寒气多使经脉拘急,临床上常见挛急疼痛以及发热恶寒无汗等症状;湿气易留滞脏腑经络,阻碍气机运行,形成沉重、重着、粘滞等临床症状。燥气多伤津液,易使皮肤孔窍脏腑等现燥涩不畅之症;火气易迫津外泄而损伤人体气阴,出现高热、体倦、乏力、少气等症状;暑气伤人多致高热神昏以及大汗等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要深刻理解六气致病机制,从四时阴阳角度懂得其发生形成过程及其属性特征非常必要。
    二、天文地理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
    《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动之变,五胜更立,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畦吟至微,秋毫在目。”天地四时之气对人类生命生活的影响如此深远广泛,所以人类要维护保障自身生命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并向宇宙展现和证明其超凡的智慧创造能力,一个根本迫切的任务就是认知总结天地四时之气的演化变迁及其造化自然界生命万物的机制规律。
    《素问•八正神明论》说:“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藏,工候救之,弗能伤也,故日天忌不可不知也。”深厚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是把握天地四时之气演化变迁规律及其造化自然界生命万物机制规律的基础。要真正学好用好,并发展提高中医学,除了必须详细了解人类生命本身之外,还必须懂得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知识。所以李时珍《本草纲目•十剂》说:“欲为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不然,则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生活之中,只有深刻理解了天地四时之气形成变迁规律及其致病之道,才可能让人的心身生命活动在复杂万变的天地自然界中度尽其天年之数。
     《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日圣王。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以去八风五痹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苏草菱之枝,。本末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暮世之治病也则不然,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考察《黄帝内经》,其中一半以上的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气象历法,以及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等内容。
    再考究信史以来中医学两千多年的发展之路,也会发现凡在中医学理论思想上有所突破、有所贡献的中医学大家,他们几乎都具备深厚的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以及以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等为核心的易道文化知识背景。如张仲景为举孝廉出身,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历法及易道之学;华佗早年游学四方,兼通数经,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皇甫谧以博学闻名于史,天文地理,易道无不精通;孙思邈精通诸子百家,深于老庄道家之学;葛洪究览典籍,精通天文历算以及易道之学;李东垣早年师从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学习儒学经史以及宋明理学,有深厚的先秦宋明哲学理论思想基础;朱丹溪早年应科举考试,钻研儒道经典,35岁又师从理学家许谦,直到43岁才从罗知悌学医;张景岳精通宋明理学,与天文、音律、兵法之学也深有研究;赵献可同样精通宋明理学,于易理尤精;李中梓以《易》起家,能“洞乾坤辟直”之理。
日期:2013年12月9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中医学专业认证实施方案论证会在我校召开

 

11月13日—14日,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医学专业认证实施方案论证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专家代表以及我校黄桂成副校长,教务处唐德才处长、教学评估中心文庠主任、科技处刘跃光处长等参与了此次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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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会现场

会议就中医学专业认证程序,考察要求、形式、工具、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和确定,对推进中医学专业认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日期:2013年11月15日 - 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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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影响中医学发展

  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

  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其具体表现为《黄帝内经》中的“天人相应”学说。

  “君臣佐使”学说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医学中最明显的体现,体现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等级秩序的推崇,明显带有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

  经学的产生与分类

  经学源于汉代

  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于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他几未能幸免于难。汉代之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经学的繁荣本质上是为顺应封建统治,在汉武帝时期发展尤为辉煌,因为从儒士的地位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儒学的推崇。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公元前124年,让他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前,丞相皆为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时行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经学有古今之分

  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其中,“文景”时期从部分老年秦博士、儒生等处收集来的经学书籍,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经学的流变与经学大家

  经学的流变历程

  经学的流变是儒士对于儒家经典不断解释注疏的过程,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也经历不断发展流变的过程。儒家经典起源于孔子编著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最早成果,也是经学研究最早的范本。西汉初年《乐》失传,儒家经典留存《诗》、《书》、《礼》、《易》、《春秋》,因此被称为“西汉五经”。到了东汉年间,除上述五经外,另外二经究竟为何一向聚讼纷纭,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应为《孝经》与《论语》。

  汉唐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富庶的时代,也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唐朝开始,儒家经典中将五经中的《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形成“唐九经”。

  唐文宗开成年间,儒家经典在九经上添《尔雅》、《论语》、《孝经》,刻做石经,由此形成“开成十二经”。北宋时,承继唐代九经定制,但是《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南迁以后,《孟子》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做十三经,被称为“宋十三经”。

  经学发展的高峰以及奠定经学最终构架的是“四书五经”,这一构架为朱子所定,与五经上增设“四书”,随着朱子学的繁盛,这也成为了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学大家对经学发展有影响

  一项学问的发展需要代表人物的思考和推动,经学的发展正式得到大儒董仲舒的推动才走上正确的发展轨迹。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其特点是,一方面,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

  董仲舒生于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董仲舒的主要观点有:首先是“大一统”。董仲舒认为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应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这事实上顺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迎合和封建统治者对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追求。

  其次是“更化”。汉初基本沿袭秦朝的制度,因此有“汉承秦制”之谓,郡县制优秀。但是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因此董仲舒主张更化,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

  再次是“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此外还有“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两汉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的传承牵系着中国学术的大脉,经学自孔子删订六经之后,又经历了秦汉两代相接的特殊历史变革时期,演变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支风格迥异的经学派别。这两种经学派别之争一经肇始,便一发而不可收,自汉时起绵延至今。

  章太炎先生曾言:“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在两千余年经学统领中国传统学术核心的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对中医学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

  中医典籍地位确立与经学关系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主导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主要通过对儒家典籍的推崇和注疏来体现的。从孔子编订六经,到西汉五经、东汉七经,一直到宋代确立的四书五经,经学不断发展变迁,虽然在数量上变化,但主体内容仍然是儒家典籍。

  受经学影响,中医对于典籍也很是推崇。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医界有先贤曾说:“不读医经,纵成仓扁,终为技术之流。”蔡陆仙也讲:“医书之有经,亦犹儒家之有六经也。六经所以载道,‘辨治乱与兴衰之轨辙。医经所以昌明学术,莫不由是焉……’”

  经学传承模式影响中医典籍传承

  经学强调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株守家法、烙守师法,形成了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的价值取向。董仲舒《春秋繁露》虽然自成一说,但并没有突破儒家确立的价值理念;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是对儒家理念的一脉相承。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对中医进行注疏,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的医学典籍。

  《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伤寒明理论》是对《伤寒论》的注解之作;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类经》,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历代医家经过临床实践,提出各自理论,或者自成流派,但是核心离不开《黄帝内经》等典籍。

  春秋战国,中医有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三大派。西汉时代已汇合为医经和经方两大派别。在金元时代有被称为“四子学派”的四大医家,即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师承于张元素,主补脾,著《脾胃论》;张子和立论邪之法而主攻下;朱丹溪则撰著《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而创立了滋阴学派。

  经学推动中医学理论范式的作用

  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宣扬的价值理念在中医学中同样能寻找到明显的印记。董仲舒对儒学的新解释一方面是为顺应封建专制统治,倡导“君权神授”,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汉武帝的推崇;另一方面,新儒学对各家思想的融合,即包括对道家思想的融合,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

  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天道观的表现所在。《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一是从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

  中药配伍理念

  中药是中医学对人体产生积极作用的最主要体现方式。中药用于治疗疾病,分为单行和配伍使用。配伍强调“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在一个方剂中,君药是首要的,是不可缺少的药物。

  “臣药”有两种意义,一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的药物。二是针对兼病或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它的药力小于君药。

  “佐药”有三种意义,一是佐助药,即协助君、臣药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的兼证。二是佐制药,即用以消除或减缓君、臣药的毒性或烈性。三是反佐药,即根据病情需要,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佐药的药力小于臣药,一般用量较轻。

  “使药”有两种意义,一是引经药,即能引方中诸药以达病灶的药物。二是调和药,即具有调和诸药作用的药物。使药的药力较小,用量亦轻。

  这种组方原则是科学的,有良好的实践效果。但这一组方原则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医学中最明显的体现,体现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等级秩序的推崇,明显带有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

日期:2013年9月25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中医学里十个有趣的数字

    一枕:中医诊病切脉时所用的脉枕。
    二气:中医阴阳学说中的阴阳二气。
    三物:中药来源主要是植物、矿物和动物。
    三宝:指人的精、气、神。精气神之所以被中医界誉为“三宝”,是由于它对人体生命价值的重要性。精气神是构造和滋养人体生命的三大要素,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三焦:胸中盲膜之上,曰上焦:盲膜之下,脐之上,日中焦:脐之下,曰下焦。
    三因:中医中的“三因”是指: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实际上,是对多因的囊括。  ’
    三同:药食同源、药食同功、药食同理。
    四气:中医的药性是寒、热、温、凉。
    四诊:中医诊病的方法,即望、闻、问、切。
    五昧:中药的药味是酸、苦、甘 、辛、咸。
    五脏:指肝、心、脾、肺、肾。
    五气: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气脱。
    六腑:指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
    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自然界四季气候的正常变化,称为六气;如超越正常限度,即成为外感病的致病因素,则称为“六淫”。
    六气:中医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包括:人体气、血、津、液、精、脉六种物质。
    六极:指六种极度虚损的病症,为气极、筋极、肉极、血极、骨极、精极。
    六经:是指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六条经脉。
    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人的正常情志活动,如超越限度,则能成为致病因素。
    七方: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
    八法:中医治病的基本方法,包括汗、吐、泻、和、温、清、消、补。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辨证论治的理论总纲。,
    九痛:中医将疼痛的感觉,分为胀痛、坠痛、刺痛、绞痛、灼痛、冷痛、跳痛、空痛和隐痛等9种。
    十剂:宣剂、通剂、补剂、泄剂、轻剂、重剂、滑剂、涩剂、燥剂、湿剂。
    十问: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大、小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妇女尤须问经期,天花麻疹问孩童。

 

日期:2013年9月2日 - 来自[中医基础]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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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医学人文精神研究述评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为人类积累了丰富实用的防治疾病的经验方法,同时其广博精深的文、史、哲、伦理、社会学等人文学知识,也使中医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并传承至今。研究总结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其现代价值,既对继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影响
    中医学具有强烈的人文属性,它的起源、发展与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关系密切。传统文化重视伦理道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所修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关心的是世道人心。中医学深受强大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对医学本身、医者素质与行为都有着深刻的伦理限定。“以人为本”的贵生思想、“仁爱救人”的崇高品格、“济世救人”的善行以及“治未病”的养生术等都是中医学人文精神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具体体现。
1.1儒家思想对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汉唐之后社会的主流思想,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医学的许多医德观点和原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医者在儒家思想,尤其是“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以仁爱为核心,体现了中医爱“人”、治“人”的治疗特色和文化特色。当时的医者多抱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价值取向,并以卓越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诠释着儒家“仁”的意义。
    段国安Ⅲ认为,由儒家思想引导、培育出的古代名医,他们所展现的儒家风采主要表现在“医为仁术”和“医为儒医”两方面。受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熏陶的医者必然把“仁心”放在行医的首位,并将“医为仁术”具体表述为:对疾患者“一心赴救,泽惠贫贱”;“体贴入微,殚精竭虑”;“诊疾省病,神乎其技”;“精研书稿,不私秘术”。深厚的儒学素养使古代名医较注重道德的内省和人格的完善,并以“医为儒医”的方式表现为:“勤学苦研,虚怀若谷”;“内省自律,不尚虚名”;“学识渊博,宁静致远”;“高风亮节,独立人格”。
    邰东梅的一些观点与段国安相似,同样认为儒家思想使医学成为“仁术”,并造就了“儒医”。除此之外她还研究得出儒家注重内心省察的修身传统对中医学人文精神发展产生的另一种深远影响——注重“怡情养生”。儒家以修身为立世之本,强调怡情养性修德才是养生长寿的根本。儒学的养生观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从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行来实现修身养生是其核心。受此影响,后世亦有将“养性养德”列为摄生首要者,养生思想对现今健康新概念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程雅群研究认为儒家思想对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影响,尤体现在其对中医医德观树立的影响上。他认为“天心仁爱”是医德本源观;“济世为怀,上医医国”是医德的社会学内涵;“医以德为先”是道德至上与动机主义的医德评价准则;“立德、立功、立言”是医家的医学价值观与人生价值观。他把医学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理想、人生意义等紧密联系起来,这些不仅是中医医德的精华所在,也构建了中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
    武颜文除了从“仁者,人也”的角度论证了古代医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以“具备仁爱之心、济世之志,要淡泊名利、谦虚严谨、一心赴救、精勤不倦”为主之外;还进一步从“仁者,爱人”的角度讨论儒家思想影响医者思考“如何向外有作为于社会”,“如何处理自己与病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等“人世”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以仁爱之心为前提,以谦虚的态度处理各种关系,以传道、修身、济世为方式向外推行自己的思想。
    周路红认为古代医家的社会责任感渊源于儒家思想,她认为“良知是古代医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理想是古代医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支柱”。儒家追求“内圣外王”的思想,通过提高个人道德修养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种思想深刻影响到古代医家,具体表现为以宅心仁厚的道德修养和精妙绝伦的医术来实现以医济人的最高理想。这种以知识理想影响、改造社会的积极“人世”态度,促使古代医家潜心医学,躬身行医,以精湛的医术实现其崇高的道德追求和人生理想。
    据以上研究可见,中医学人文精神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医术与医德统一起来,提出“医为仁术”、“医为儒医”的观念。在几千年来同疾病的斗争过程中,中医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还贯穿着对病人的同情关爱,主张与病人进行情感沟通,形成了“仁爱救人”的医德精髓,并以之作为医者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这对于后世医师职
业精神的发扬有良好的启示作用。儒家遵循“修身”的思维原则,教人通过“修身”提高道德素养,受其影响中医学重视对医生道德教育和医生自身道德的修养,医生通过“修身”必有益医德修养。这对弘扬传统道德和促进医德修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另外,儒家思想属于“人世文化”,强调医者的济世思想,要求他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盖医儒同道,儒学不仅影响着中医学基本道德规范的确立,且其“以孝为始”,“推己及人”的仁爱观,强调“以义为上”的价值观,以及重视道德健康、生命质量和价值等等,无不深刻渗透在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发展形成过程中。
1.2道家思想对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影响
    中医学人文精神不仅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的辩证思想和思辨哲学表达了人与自然的诗意和谐,使人的生命得到张扬,使人的价值得到实现口。
    李艳等研究指出老庄思想对中医医德影响甚广,并表现为以下几点:①“贵身爱身,宠辱皆忘”: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不主张为追逐名利、荣辱、得失等身外之物而伤身。②“精益求精,体悟大道”:医学“至道在微,变化无穷”,为医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涉猎群书,精研医术,才能领悟医道。③“谦虚处下,尊重同行”:老子认为人像江海一样容纳河川、处下不争,谦虚、内敛、谨慎是顺应天道的。庄子认为万物的大小、是非、贵贱等都是相对的,从道的角度说都是齐一的。谦虚谨慎的品德为医家所重视,因谦虚故而能尊重同行。④“淡泊名利,无为自然”:老子提倡“少私寡欲”的人生观念。医生做到淡泊名利、无为自然,才能在德、术两方面真正建树。⑤“平等待人,博施济众”:老庄“万物平等、人人平等”的思想积极影响着中医学,医德高尚的医生对病人不应贵富而贱贫,而应“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
    老庄思想集道家文化之大成,“贵身”是其重要的价值理念,“自然无为、淡泊名利、柔弱谦下、齐同万物”等重要思想都对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的辩证思想在中医学里得到了鲜明的验证和应用。体现了医者对医学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其中也包括对人的生命的认识。不过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不同,偏属于一种“出世”文化,许多道医虽然精通医药,却多隐身于山林,不利于医者履行社会责任。
2  中医学人文精神在部分经典医学名著中的体现
    千百年来,习医者无不以《黄帝内经》为奠基,以《大医精诚》为准绳,要求自己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许多中医学经典名著中所体现的中医学人文精神,无不是受到儒家、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
2.1  《黄帝内经》中所体现的医学人文精神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中也有许多关于医生品德及学问的论述,它贯彻儒家“仁爱”的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指导行医。《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为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申咏秋、鲁兆麟在探析《内经》中医学人文精神时总结指出,《内经》认为“以生命为本”是医学的本质;“以人文关怀为本”是医学的目的,因为“人”才是一切医疗活动的中心和目的,治病只是救人的手段、途径;“救世济人”是医学的价值,也是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关爱生命是医学的人文价值。同时,《内经》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对医生的职业修养及医德也提出了以下要求:①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精研医学理论,尤精经典文献;②态度严谨;③仪表端庄;④医患关系亲切。总之,一切以人为本,为患者着想。
    李美萍、冯海杲研究《内经》的医德思想,除了与申咏秋、鲁兆麟得出相仿的结论外,还认为医学是“精光之道,非其人勿教”;要求医者“笃志勤学,不可一知半解”;强调“人命至重,不可粗枝大叶”。此外他们还研究得出《内经》中所体现的另两条对后世影响甚深的医德思想。一是“坚信科学,反对迷信鬼神”,要求医者有科学的知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才真正符合重视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要求。二是“见微知著,不治已病治未病”,预防疾病不仅是正确的医学思想原则,也是正确的医学道德原则。邓乔丹专门研究了中医“治未病”理念的人文内涵,他认为中医“治未病”理念具有独特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跟医学“以人为本”的人文本质精神完全符合。因为“治未病”理念以人的生命、人的发展、人的自我实现为本。完全以人的健康为出发点,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减少疾病发生,提高生存质量,使中医学发挥了关爱生命的人文精神。
    《内经》蕴含丰富的医学人文精神,它提出医学的本质是“以生命为本”、医学的目的“以人文关怀为本”、医学的价值是“救世济人”,这些都是《内经》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医者精研医理、态度严谨、仪表端庄及亲切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学人文精神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要求。《内经》中所体现的中医学人文精神,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也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
2.2《大医精诚》中所体现的医学人文精神
    孙思邈所著《大医精诚》堪称中华医学宝典中最典范的一部医德著作,它蕴涵着深刻的中国医学人文精神,其“精诚合一”的医德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红松等将《大医精诚》所论及的医德观念总结为:①“大慈恻隐,普救含灵”: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没有献身精神,见病不治,则是“含灵巨贼”。②“胆大心细,灵活周密”。③“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广泛地学习吸取中华文化之精华,先通做人的道理,再学救人的本领。④“言行端庄,不皎不昧”。⑤“尊重同道,相互合作”。在此基础上,陈霞总结出以下医德观念:“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诊视疾病,意要至诚,要专注,丝毫都不失误;“不得多语调笑,街耀声名”;“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
    《大医精诚》的伦理思想以“儒”为主,兼及“道”,其纲领为“精”、“诚”两字,论述了关于医德修养的两个问题:一是“精”,即医术精湛,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学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二是“诚”,即品德高尚。首先要确立“大慈恻隐,普救含灵”的志向;其次在诊治上要做到“胆大心细,灵活周密”;同时要规范医者的行为,不得炫耀自己、诽谤他人、谋取财物等。《大医精诚》作为一篇医德著作,不仅在我国古典医学宝库中将永放异彩,对于医务人员加强医德修养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探究中医学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
3.1  传承中医学人文精神有助于推动中医学人文素质教育
    中医学人文精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张效霞先生曾指出:“研究中医药文化,就是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以及名家风范……从而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通过阐述中医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来揭示了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与所包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中医学人文精神中丰富的人文元素,为中医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和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提供了重要资源,也是医学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最生动的教材。弘扬继承中医学人文精神,有助于中医学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有助于教育新一代的中医人在对中医学的认识过程中,以一种人文的视角观察、分析,塑造符合中医学术发展、临床思维特点的学习方法,并坚定学习、发展中医学的信心。
    传承中医人文精神不只是单一、片面的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教育,而是关乎到中医学术承继、进步的根本性主旨问题。中医院校在实施人文素质教育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医文化,充分挖掘中医文化资源,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在充分考虑尊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人文资源的基础上,依据当代中国的实际需要、文化特征、经济发展、社会境遇、教育传承和医学教育格局,选择和创造我们自己的医学人文学教育模式和方法。
3.2  传承中医学人文精神有助于现代医学的发展和进步
    从《内经》中的“人本”思想到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医学和现代医学都具有“贵人”、“厚生”的人文传统,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融洽、和谐。然而随着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医学人文精神逐渐淡化,“技术主义、利益至上”等观念导致医学实践中人文环境恶化、医患关系冷漠,诊治过程中常不以病人为中心,而以疾病为中心。就此现象,中医学在理念、方法、技术上都汲取了中医学人文精神中关于道德、价值、伦理、心理的思想理念,在当代医学实践中“转智成识”,促进医学以理性的方式向前发展。中医学人文精神中重“人”的核心精神若能得到进一步诠释和发扬,对新世纪医学模式转变、医患沟通和医疗改革都将带来深远影响。事实上,在继承和发展“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成果的基础上,中医学确是用“生物一心理一环境一人文”的相互关联和有机统一来表示新的医学模式,纠正越来越多的社会伦理失准、人道主义精神淡漠而引发的问题,使医学重新寻回人文属性。传承中医学人文精神,充分体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和进步。
3.3  唤回以医德思想为核心的中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保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世代宣扬传承的高尚医德也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同财富。如今“治病”和“爱人”似乎成了互相排斥的两回事,一方面是高明的医术,而另一方面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矛盾相当尖锐,造成医患关系疏远化、紧张化。面对这种局面,唯有唤回以医德思想为核心的中医学人文精神,才能逐步改善当今医德滑坡、人文精神缺失的状况,祖国医学才能体现其历史性、继承性而真正传承下去。
    继承和发展中医学人文精神还需要创新,要汲取和利用中医学与时代合拍的内容,推进其精髓与时俱进,并将其不断引入中医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中。用富有时代意义的中医学人文精神去抚养和孕育新的中医教育模式,找回中医学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提升现代中医学的形象,使中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日期:2013年8月5日 - 来自[中医文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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