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从英国牛津大学获悉，该校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即将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他介绍说此行将重点展示牛津大学在医学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有关方面的医学科研合作。
汉密尔顿将于11日至14日率团先后到访香港和北京，其间将有牛津大学的医学专家作学术报告，还将举行一系列与中国医学研究人员的交流活动。他告诉记者，希望能通过这些活动巩固已有的合作关系，还希望能够见到一些潜在合作伙伴。
汉密尔顿说，许多人的印象中牛津大学在人文社科方面的实力很强，但实际上学校在医学科技方面也很杰出。近代免疫学的一些奠基性工作，还有青霉素的分离和纯化，都离不开牛津大学的贡献；在最近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医学专业排名中，牛津大学名列全球大学第一。
牛津大学与中国在医学方面的合作也有深厚基础，比如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等机构合作开展了一项涉及50万中国人的疾病研究项目，此外在糖尿病和抑郁症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合作。
“我认为可以不夸张地说，牛津大学与中国的这些医学研究合作正在改变全球医疗卫生的面貌。”汉密尔顿如此评价双方的合作，因为其中产生的一些科研成果已经有了全球性影响，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日前，由上海张江转化医学研发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分子肿瘤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上海市生物医药协会和上海宝藤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上海张江转化医学产业化国际高峰论坛”举办。与会专家表示，转化医学是生物医药领域最先进的创新模式，目前已成为生物医药领域最大的热点，但我国现今转化医学“虚火”严重，虽然每年取得医药科技成果较多，但转化率不足8%，由此看，我国“转化医学产业化”任重道远，面临巨大挑战。
论坛邀请了世界首个“TKI类药物”发明者Alexander Levitzki，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权威、美国NCI免疫治疗中心主任Giorgio Trinchieri教授，以及国际无边界科研组织的发起者Samuel Waxman教授等15名各产业化领域的顶级专家向与会者主讲如何将“转化医学产业化”。与会专家认为，21世纪临床医学面临新的挑战，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肿瘤、心血管疾病、遗传性疾病为代表的多因素致病危险性急剧增加，用对单因素致病的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无法解决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判断、危险因素评估和预防措施的需要。如何寻找在取得同等临床疗效的前提下最经济的诊断和治疗手段，是医学界面临的重大考验。而转化医学是近年来国际医学科学领域出现的崭新概念，它致力于弥补基础实验研发与临床应用之间的鸿沟，为开发新药、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开辟新途径，其核心在于通过机制设计，将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领域大量的基础研究成果快速应用于临床，真正提高患者诊疗水平，让社会大众受益。
但是，目前我国“转化医学产业化”形势不容乐观。上海张江转化医学研发中心总经理楼敬伟介绍，导致转化医学发展困难的“原因”，一是医院、企业、科研单位各自为政，三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接平台；二是医院、企业、科研单位在利益分配方面很难沟通和融合；三是政府有关部门一般都愿意把科研基金给他们放心的科研单位，而有些科研单位拿到科研基金后，只热衷于如何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如何培养更多的学生，对科研成果如何产业化、临床化等似乎并不很关注，措施也不力。
与会专家指出，为疏通上述“瓶颈”，使转化医学“转化”顺畅，取得成效，应打破旧观念，统一步调，以“转化医学研发中心”为依托，打造一个医学转化平台，并联合医院、科研院所、投资界和产业界来共同研发某项科研课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我国转化医学产业化进程。
在中国体育的坐标中，北医三院是一个特殊符号。体育圈内的人都知道，它是研究和治疗运动创伤的大本营。许多运动员受伤后经过在北医三院的治疗，又生龙活虎地回到赛场……
田得祥，中国运动创伤界元老、北医三院主任医师。虽已退休，并近耄耋，但他依然活跃在运动创伤治疗最前沿。田得祥加入“运动员守护神”的队伍50多年，体操健将鲍乃建、李小双、柔道高手冼东妹、花滑明星赵宏博、排球女将冯坤等无法计数的运动员，都是在受伤后经他精心治疗得以重返赛场再铸辉煌。
工作兴趣完美结合
田得祥生于河北省定兴县，小时候随父母在北京生活过几年，后从河北考入北京四中。田得祥从小喜欢跑跳，学业优秀加上体育成绩突出，他从北京四中毕业后，顺利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
大学时光稍纵即逝，田得祥在班中出类拔萃的成绩赢得了辅导员的赏识。1959年临近毕业时，田得祥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正值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北京代表团急需队医，辅导员派田得祥前往北京女篮帮忙，而且一帮就是两个月。初次到运动队的情景令田得祥记忆犹新，正是这次与众不同的经历让他渐渐喜欢上了运动医学。
中国最早的运动创伤专业由北医三院骨科元老曲绵玉开启，他不仅是运动医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田得祥进入这一领域的领路人。大学毕业后，田得祥直接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运动医学研究所，从此走上运动医学研究之路。继建立了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曲绵玉此后还会同其他专家，帮助当时的国家体委创建了体育医院。
“我工作比较积极，虽然每年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假期，但除了出差，基本没休过。现在说起来，医院欠我的假期有好几年呢！”田得祥笑着说。的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工作与兴趣完美地结合起来，但凡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多人都在工作中取得了成功。
想做好一件事，首先要对它感兴趣，唯有把工作当乐趣，才能全心投入其中。“工作对我意味着乐趣。”这是田得祥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工作我什么都忘了，我是真心喜欢和运动员打交道。”
“想搞好运动医学必须下队。”这是田得祥工作50多年的切身体会。下队观察运动员训练，从医学角度给予合理建议，“有些动作该怎么做，哪些动作容易受伤，下队时我总和队员进行交流。”长期与运动员接触，让年近八旬的田得祥有着一颗年轻的心，“运动员的蓬勃朝气对我有很大的精神鼓舞，而且他们教会我很多东西。”边看病边学习是田得祥始终不变的理念，向运动员学习体育知识，随后再运用这些知识丰富自己的医疗理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受益的最终是运动员。
两次赴美、一次赴日的留学经历让田得祥收获了更先进的医疗理念，学到了更前沿的医疗技术。
穿越岁月妙手回春
田得祥进入运动创伤领域后，他治疗的第一位病人是国家体操队的运动员鲍乃建。
鲍乃建是中国第一代体操运动员，有“全能王”之称。1956年，周恩来总理为第一批运动健将颁发证书，体操被列为第一个项目，而鲍乃建又因为是体操队的全能第一而被授予“中国第一号健将”。鲍乃建拼命三郎一样的性格也使他成为“受伤大王”——上世纪60年代初，田得祥和老师曲绵玉为鲍乃建的膝盖、脚、腰做过三次成功的手术。手术后，鲍乃建不仅重返赛场，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体操是一个运动员受伤几率很高的项目，1965年，当鲍乃建手术几年后，第二代体操运动员、国家体操队原总教练高健从单杠上失手掉下，造成颈椎脱位，田得祥和老师曲绵玉为高健做了两个小时手术。此后，经过良好的恢复，高健重返赛场，并与队友一起取得男子团体世界第六的成绩。
然而，正当中国体育与运动医学取得突飞猛进的时刻，“文革”中断了这一切，运动医学所因“不为工农兵服务”被撤销。直到“文革”后期，随着各体育项目逐渐恢复，运动医学所才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得以恢复。
一场浩劫过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运动医学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得以快速发展，由3张床，15张床、30张床，发展到如今的60张床的住院规模。那个时期，也是在北医三院运动医学所工作多年的田得祥大显身手的时刻。
“文革”后，田得祥治疗过的一个田径运动员，而今他只记得那名运动员的病情，却忘了他的名字，“他是个短跑兼跳远的运动员，本来很有运动前途，但一次跳远时踏过了跳板，径直跳到了沙坑外，当时整个腿都转了90度，膝盖4条韧带全断了，一条血管已撕裂，腿部神经成了一团麻……”田得祥回忆道，“我给他修复了4条韧带，缝上了血管，但神经被严重拉伤，已没有办法复原了。后来，他100米仍能跑12秒多，生活没有受到影响，但只能转行做教练。”后经记者查证，这位被田大夫记成“刘什么海”的运动员，是江苏省田径队副总教练谭洪海。
1996年，广东女子柔道运动员冼东妹左膝半月板撕裂，初步诊断为左膝关节严重坏死，医生建议她立即停止训练住院手术，否则会影响日后的行走。起初，冼东妹决定选择保守疗法，后经田得祥诊断，决定先为她做摘除半月板手术。多年后，田大夫解释说，半月板就像自行车轴承里的滚珠，起减压保护润滑的作用，但滚珠坏了不仅起不到作用，反而会把关节磨坏。手术后，经过一段恢复的冼东妹夺得了八运会冠军，后又经过其他大夫治疗，接连夺得了雅典和北京两届奥运会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
田得祥，治疗运动创伤的专家，在50余年的行医过程中，经他治疗的运动员不计其数，在那一面面金牌、一座座奖杯背后，无不闪动着他的身影。
医道与乐理是否相通？每个人会给出不同答案。在田得祥心中，这二者想必会有些联系，如果没有生活中的抑扬顿挫，又怎会展现出他在手术台前的韵律！
身为医生，田得祥并没有禁锢于专业的领地中，他对音乐特别是民乐的迷恋如痴如醉，不仅在诸多音乐会的观众席上可以看到他，而且还时常拉二胡、弹古筝。
情趣的培养并非朝夕之功，需要时日，而这恰恰要追溯到田得祥的中学时代--当年，他进入北京四中就读，在这所学校学习期间，音乐与体育植入了他的灵魂，以至于高中毕业时曾一度产生报考音乐院校的想法。假如他走上了那条路，音乐界或许会出现一名著名的民乐演奏家，而医学界则会失去一位名医。
中国的运动员无疑是幸运的，当田得祥抉择个人的前途时，他选择了学医，继而因为钟爱体育，对运动创伤钻研了几十年，并亲自对姚明、李娜、赵宏博等众多明星进行治疗，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不过，田得祥同样没有放弃音乐，而是将其归为一生的爱好。在他心中，触类旁通、博采众长的道理早已被他融会贯通，于是我们仿佛听到了他在手术台前奏响的那曲动人乐曲……
（来源：中国体育报）
编辑：玉洁
5月9日， "第14届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BIO-FORUM 2012）"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在大会开幕式上，上海市科委主任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办公室主任寿子琪、艾滋病毒发现者2008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获得者Luc Montagnier（吕克.蒙塔尼）、哈佛大学医学院执行院长William Chin 、上海市卫生局药监局党委书记王龙兴、中国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开幕式上依次致辞。
陈竺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陈竺部长对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在讲话中，陈竺部长表达了三点看法，以下为会议部分文字实录：
第一， 高新技术是提高大众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
医学是知识技术高度密集与交叉的学科，多种学科的高新技术在医药卫生事业中得以广泛应用，对提高大众健康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 肺部CT可使早期肺癌得以发现并得到救治，股骨头置换手术可改善股骨头坏死患者的生活质量，器官移植可使器官衰竭的病人得到新生……
当前，方心未艾的系统生物学使人们能从整体上理解生物医学系统，并精确量化的预测生物医学系统的行为，弥补了传统医学的缺陷，实现了从传统的关注疾病诊治向健康监测、疾病预测预警预防、个体差异性认知与个体化诊疗，结构修复功能再造等生命全过程的认识与策略研究的历史性改变。
生物医药高新技术进一步应用将使人类的生命质量提高，社会公众可能担心生物医药高新技术的大量应用将导致社会和个人医疗费用的上涨，实际上也的确存在这种趋势。但是通过成本效益的比较分析，以行政决策为基础，不断改善政府医疗保障政策，这一问题也能得到有效解决。例如，我国浙江贝达药业在政府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历经多年努力，在去年成功研制出了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创新药物埃克替尼。目前，作为医改的内容之一，卫生部正在考虑将埃克替尼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而使数以万计的肺癌农民得到免费或者低收费的治疗。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将有20个大病将得到城乡医保制度的救治保障。在未来4~5年，将逐步把生物医药高新技术应用与这20个大病的保障紧密结合，以期实现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健康水平的根本目的和医改推进，医疗技术高新技术能够造福全民，使全民公平享受医药科技发展成果。
第二，适宜技术推广应用提高了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
近来，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为主的公共政策是各国政府卫生政策的优先选项。我国政府一直强调预防为主，重点完善初级卫生保健，加强基本医疗服务，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推广成本效益好的项目，促进公共健康。 为生活在城乡地区的人群提供便捷的卫生服务，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其中，适宜技术的应用、推广、普及至关重要。
在我国医改中，我们高度重视适宜技术的应用，如政府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研制质优价廉的血液和腹膜透析的设备、材料，使之进入医保，为广大尿毒症的患者提供有效治疗； 又如信息技术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结合，不仅使得我国50%以上的城乡居民拥有了电子化的健康档案，而且远程医疗、医务人员的远程培训已经成为当前优质医疗资源向偏向地区辐射扩散的重要路径。
适宜技术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障网里的重要结构基础，在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公平性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三，转化医学在加速科技成果应用和提供新型技术手段方面大有作为。
转化医学旨在打破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经典屏障，强化基础与临床及公共卫生应用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新型医学研究方式，一方面可大大缩短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应用的时间，将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应用的技术、方法或产品。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技术交叉融合，有助于拓展研发新路径，产生新型手段。
转化医学不仅是在实验室和临床及公共卫生现场之间的互相转换，它也包括医药科技的创新和政府的询证决策之间的互相转换。具有成本效益的适宜技术和高新技术造福于全民健康，这是政府公共政策尤其是中国新一轮医改的重要方向。
转化医学是一种新型医学模式，需要国内外医学同道探索努力。我欣闻在本次大会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将成立"中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转化医学联合研究中心"，我想这就是刚才哈佛医学院William Chin 教授所讲的"4C"的意义所在和具体体现。
中国是开展转化医学最好的国家，因为中国不仅有现代医学，还有传统医学，以及中西医结合的重要路径。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和最复杂的疾病谱，我们也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卫生队伍之一，因为我们只用了全球不到3%的卫生资源维护了将近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健康。
中国卫生部门和药监部门作为中国政府重要组成部门，不仅从保障制度、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按照中央确定的"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循序渐进的推进医改，而且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医疗服务、食品药品质量监管的力度，确保人民群众能够用上放心药，吃上放心食品。
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国策。我们欢迎更多的国际同行能够加入到中国转化医学的研究中。上海是中国从事转化医学研究的最好的城市之一。在此，我对即将成立的联合中心的建立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该中心在应对中美两国人民面临的重大健康威胁方面有所作为，卫生部将大力支持该中心的科研活动及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
谢谢大家！
（以上文字为陈竺部长在"第14届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BIO-FORUM2012）"上致辞的整理稿件。）
5月10日，哈佛大学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当天召开的"第14届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BIO-FORUM 2012）"上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告成立中国-哈佛医学院转化医学联合中心。卫生部部长陈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翁铁慧，上海市卫生局、药监局党委书记王龙兴，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徐祖信等出席签约仪式；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主持仪式。该联合中心成立后，将共同开展癌症、糖尿病和免疫性疾病等领域的前瞻性转化医学研究和学生学者联合教育培养合作。
5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章雄、哈佛大学医学院执行院长William W. CHIN、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曹雪涛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兼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从左至右）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这标志着中国-哈佛医学院转化医学联合中心正式成立
蓬勃发展的科技已极大提高了世界各地的医疗水平，但是许多疾病，如糖尿病及癌症，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如为什么相同疾病的患者会具有不同的症状？转化医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这种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疾病，并有效的治疗这些疾病。
中国-哈佛医学院转化医学联合中心共同发起人哈佛大学医学院执行院长William Chin教授和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及国际合作顾问金刚博士(Dr. Jason Gang Jin) 在接受生物谷记者采访时提到：中国-哈佛医学院转化医学联合中心是哈佛医学院第一次与中国的医学院校合作，这是一次中美两国科学家联合起来开展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中美两国科学家将一起进行疾病研究，一起交流，一起合作，共同付出努力，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将会获得重要突破。合作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带给我们共同提高世界医疗水平的机会。联合中心也将致力于培养人才，给全球希望从事转化医学研究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
据悉，中国-哈佛医学院转化医学联合中心将重点研究两种或三种疾病。第一种是2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是糖尿病中最常见的类型，在中国，2型糖尿病发病率高，并且数量逐年增加，在美国其发病率达到8%~10%。2型糖尿病还会引起心脏、肝脏、肾脏及脑部疾病等；第二种是癌症，癌症种类极其繁多，例如肝癌和胃癌都是中国的常见癌症。William Chin教授提到，联合中心首批研究的癌症之一是肺癌，肺癌在中国非常普遍，在西方也比较常见。肺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吸烟所引起。在中国，吸烟现象非常普遍，然而，许多不吸烟的中国女性也是癌症患者，而且中国女性即使生活在美国且不吸烟，肺癌的发病率也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原因还不清楚，为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联合中心也可能去研究免疫疾病，因为许多疾病影响了免疫系统。中心成立后将在哈佛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间组建跨机构、跨学科的协作团队，进行转化医学研究以提高对上述重大疾病的发病机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的认识。
哈佛大学医学院是转化医学的先行者，在2008年就获得NIH高达1.175亿美元的一次性资助高校发展转化医学的最大一笔款项，以及哈佛大学校内基金0.75亿美元的5年期资助。目前，哈佛生物医学研究的成果在哈佛大学技术转化的比重中已超过50％，其转化医学的发展方面已突破实验室和临床的相互转化，而延伸到了基础、临床研究到产业(市场)的相互转化。而中国医学科学院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医学科学学术中心和综合性医学科学研究机构，科研实力雄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是我国较早提出转化医学研究，前沿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之一，在2011年1月15日成立由王振义院士领衔的转化医学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历史悠久、学科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的著名医学院校之一，近年来复旦大学积极推进转化医学建设。
中国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当天会议的开幕式上对联合中心的成立表示了祝贺，他表示："转化医学是一种新型医学模式，需要国内外医学同道探索努力。我欣闻在本次大会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将成立"中国-哈佛医学院转化医学联合中心，我想这就是刚才哈佛医学院William Chin 教授所讲的"4C"的意义所在和具体体现。"。"中国是开展转化医学最好的国家。""我们欢迎更多的国际同行能够加入到中国转化医学的研究中。在此，我对即将成立的联合中心的建立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该中心在应对中美两国人民面临的重大健康威胁方面有所作为，卫生部将大力支持该中心的科研活动及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
在现代医学已从生物医学模式走向“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综合模式的背景下，应激医学将为我国重大疾病控制提供新的医学支撑。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422次学术讨论会上得到的消息。此次会议主题为“应激与应激医学：生物学基础与疾病控制”。
目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社会竞争压力显著增加，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强烈的“应激负荷”。应激概念来源于英文单词Stress，早在20世纪30年代，匈牙利科学家Selye便首次提出，应激是机体应对生存环境中不良因素的全身综合性反应。
与会专家表示，适度应激可为机体抵御不良因素的损伤建立保护机制。但长时程、高强度的生理和心理应激负荷将导致机体应激反应能力耗竭，引起多种类型的应激性损伤，诱导和促进了神经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肿瘤等多种人类重大致死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研究应激与重大致死性疾病产生机制的应激医学逐渐成为当前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重要领域。在我国，由于该领域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应激医学相关基础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尚须进一步明确，也尚未形成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协同工作平台。
对此，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表示，我国应激医学研究应从整体、器官和细胞水平多层次深入探索应激反应的生物学规律和特点，揭示应激与应激损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从而为发现疾病、防治疾病、预警和诊断标志物提供科学依据。
由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办，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承办的“转化系统医学研讨会”于5月7日至8日在交叉中心和高研院举行。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和美国医学院院士Leroy Hood，梅奥诊所癌症中心主任Robert Diasio、亚利桑那大学癌症中心首席运营官Thomas Brown，中国工程院院士兼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程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兼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詹启敏和高研院筹建组副组长姜标等参加了研讨会并发表主题演讲。参会人员还包括来自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山医院和国家化合物样品库的相关领导和专家。
姜标研究员在致辞中首先欢迎各位领导和专家参加研讨会，并指出转化系统医学正在成为全球的热点，希望与会各方通过本次研讨加强相互交流并为未来合作奠定基础，共同为医学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提出有益的思考和解决方案。
Leroy Hood教授发表了“转化医学研究机构应该践行积极的P4医学”的主题报告，其中阐述了预测性（predictive）、预防性（preven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以及参与性（participatory）的“P4”医学模式。指出P4医学将对医学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并对转化机构如何践行P4医学提出了深入见解。
高研院正在筹建的转化系统医学中心主任林惠国和田强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心的筹建设想、筹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希望通过汇集优秀的医学团队，与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共同促进转化系统医学领域的发展。
Robert Diasio教授、程京院士和詹启敏院士等专家分别介绍了各自研究单位的情况并对转化系统医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通过主题报告和自由研讨，与会专家对转化系统医学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对转化系统医学机构的筹建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就未来的合作达成了共识。
近日，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应邀在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和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做学术报告，介绍他和实验室同事近年在中国进行的科学研究，题目分别是“性选择的分子社会生理学”和“性选择的遗传分析”。饶毅是我国首位得到洛克菲勒大学邀请、在其全校做学术报告介绍在中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生物学家。
洛克菲勒大学和贝勒医学院都是美国一流生物医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其中洛克菲勒大学更是世界上顶尖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历史上，洛克菲勒大学的科学家重大发现包括提出DNA是遗传物质等，曾有24位诺贝尔奖得主（包括美国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和21位拉斯克奖得主，目前73位实验室主任中有6位是诺贝尔奖得主、7位拉斯克奖得主、35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洛克菲勒大学每周五的学术报告系列为其全校性学术活动，邀请洛克菲勒教授重视的世界一流科学家演讲，2012年5月18日此学术报告系列的演讲人为英国著名科学家、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Brenner。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和副校长邀请饶毅于2012年5月11日作学术报告。饶毅走上世界顶尖讲坛向优秀科学家群体介绍我国的研究工作，显示我国生命科学近三十年来从数量增长进入质量提高。
饶毅回国前在美国期间主要研究神经纤维导向的分子机理，是发育神经生物学的重要问题。近年，饶毅在中国的实验室带领学生研究行为与认知的分子和细胞机理，集中于社会行为和社会认知的机理。2008年，饶毅等发现果蝇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递质分子参与争斗，并确定五个神经细胞的重要性。2011年，饶毅实验室发现群养动物打架低于单养动物的分子机理，揭示同一个外激素通过激活两种不同受体导致对打架的相反作用。2011年，饶毅实验室在哺乳类第一次发现脑内神经递质分子五羟色胺对性选择有关键的调控作用，他们用四种不同方法证明缺乏五羟色胺导致雄性老鼠不能选择雌雄，在性选择的分子机理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人们理解有普遍重要意义的社会行为，同年哈佛大学教授认为他们的发现“开创了非常有趣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