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意义

    设计师们往往要比消费者更懂得面料对于时装的意义，上乘面料所呈现出的作品质感，往往胜过繁复的设计和玩弄技巧的剪裁。而好面料有时也像娇生惯养的贵族小姐，比如羊毛，虽然它堪称上帝赐予人类最好的自然纤维，但同时它也最难以打理：易皱、抽水、变形、被虫咬。制作一件传统羊毛的西装，对裁缝的要求要远远高于设计本身，没有丰富经验的裁缝是无法将一堆碎片似的羊毛布料组合成一件完美西装的，只有好的面料加上好的手艺，才是完成一件上乘作品的关键。

【摘要】  历代医家认为“小儿有阳无阴或阳盛阴微”“小儿热病多归咎纯阳体质”，分析这两种有关“纯阳”的错误认识的原因，解释了“纯阳”的真正涵义和对小儿疾病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纯阳”之体;小儿;疾病;临床意义

“纯阳”一词首见于《周易》，用来说明宇宙现象。我国最早一部儿科专著《颅囟经》用以说明小儿生理特点。其曰：“凡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对纯阳一词的概念未予阐明，从而引发后世医家众说纷纭。此理论对认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及疾病防治很重要，试作初步探讨。

　　1历代医家对“纯阳”的认识及存在的问题

　　认为小儿有阳无阴或阳盛阴微。明代万全《育婴秘诀·鞠养以慎其疾》曰：“小儿纯阳之气，嫌于无阴，故下体要露，使近地气以养其阴。”“嫌”字作“近似”解。这种说法显然是违背了中医关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观点。小儿出生后不能离开后天水谷精微的滋养，不能没有阴的存在，且先天元阴元阳促进后天水谷精气的吸收，后天水谷精气能长养先天元阴元阳。正如《类经》云：“阳不独立，必得阴而后成，阴不自长，必得阳而后行。”成人如此，小儿亦然。清代冯兆张《锦囊秘录》曰：“天癸着阴气出，阴气未至，故曰纯阳，原非谓阳气有余之论。”这里“着”本“著”，可作“附着”解，意为天癸依附于肾阴气(肾精)，肾阴气(肾精)不足，天癸未至，这是纯阳。天癸是肾精肾气充盛到一定程度时体内出现的具有促进生长、发育、繁殖的一种精微物质。认为肾精不足，天癸未至为纯阳，这种解释不合小儿生理特点，是不易被接受的。

　　认为小儿热病居多归咎纯阳体质。如《河间六书·小儿论》曰：“大概小儿病在纯阳，热多冷少。”叶天士说：“小儿热病最多者，以其体质属阳，六气着人，气血皆化为热。”宋代《圣济总录·小儿风热》曰：“小儿体性纯阳，热气自盛，或因触犯风邪，与热气相搏，外客皮毛，内壅心肺，其状恶风壮热……”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烦应作“须”解)以上医家从病理上立论，把小儿纯阳之体当成阳旺热盛解，以清热之法清热之药广泛应用，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把小儿热病居多的特点归咎于阳盛之体，这是不全面和不恰当的。清代儿科医家陈复正指出：“幼科论证悉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乖误相承，流祸千古。”吴鞠通《温病条辨·解儿难》云：“古称小儿纯阳，此丹灶家言，谓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阳之谓……小儿岂盛阳者哉?”明确指出“纯阳”不可理解为盛阳。《灵枢·逆顺肥瘦篇》言：“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小儿药证直诀》言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都说明小儿的气血阴阳皆不足。清代罗整齐在《浮溪医论选》中指出：“小儿年幼，阳气未充，故曰纯阳，原非阳气足有余也……”从阳气充实完善的角度分析，小儿的阳气是稚弱的，未充的。小儿之阳相对于成人为不足之阳，小儿生机虽旺，但不完善和成熟，具体表现在肾气未盛，脾运力弱，肺宣发未健等方面。

　　《晋书·郭璞传》云：“时在岁首，纯阳之月。”此处“纯阳之月”指一年之首春季，万物生机旺盛，欣欣向荣。小儿初生，禀受母体胎元之气，尚未耗伤，在纯阳之气作用下，后天饮食之精尽化为先天之精气，充养机体，不断向成熟完善的方向发展，且年龄越小，生长发育越快，恰似一年岁首春季，如旭日东升，生机盎然。例如小儿的形体发育，从初生至周岁体质量增长3倍，身高增长1.5倍，头围增长1/2倍。“纯阳”揭示了小儿时期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生理特点。

　　元代朱丹溪《格致余论·慈幼论》云：“小儿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将圆，惟阴长不足。”这是指出小儿在阳气作用下，生长发育迅速，对水谷精微的需求格外迫切，相对显得阴液不足，小儿生长发育是一个阴充阳长的过程，阳长为主，阳占优势。黄岩杰等[1]引用数学模型对人体整个生命过程不同时期的阴阳水平进行量化计算，结果显示小儿时期阳的水平最高，并且年龄越小，阳气相对越盛。故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此处“有余”“不足”是指在生理范畴内相对的有余或不足，并非阳亢阴亏或阳盛阴衰的病态。“纯阳”是阴平阳秘前提下，阳气相对偏旺的生理状态。

　　2“纯阳”对小儿疾病的指导意义

　　小儿属纯阳之体，阴相对不足，虽生机蓬勃，发育迅速，但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由于阳是以热、动、燥为特点，若外邪侵袭，阴对阳的制约功能相对差，发病容易出现阳、热、实证。如叶天士在《幼科要略》中说：“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故治疗上应选用清凉之剂，苦寒药伤阴损阳应慎用。清代陈复正指出：“后人误以为婴儿为一团阳火，肆用寒凉，伤脾败胃。”《温病条辨》提出：“夫苦寒药，为儿科之大禁也，儿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气。”阳热证易伤津液，诊治中应时时顾护津液。若邪热亢奋，“凡用苦寒，必多用甘寒监之”。若热已伤阴，治则以“存阴退热为第一妙法”。若邪已渐解，则“邪虽去而津伤也，苦寒之药当禁，宜甘寒之剂可也”。(叶天士《外感温热篇》)吴鞠通认为小儿为阴虚之体，强调用药宜“酸甘化阴”“宜甘多酸少”。

　　近代儿科名医徐小圃认为：“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的主力。”小儿的阳气是稚弱的、未充的，尤以肺、脾、肾三脏最为突出。六气着人，并非皆从阳化，化热化火。六淫致病，寒最伤阳。不仅卫阳被遏，中阳亦损，甚至元阳虚衰。如流感高热、肢冷，轻则热退纳谷不馨，重则洞泄不止。先天禀赋不足，元阳虚弱，冬春季节寒袭，新生儿可致低体温和新生儿硬肿症。一旦元阳不支，正不胜邪，易传易变，这是造成疾病向垂危方向转化的内在因素。如上述新生儿硬肿症及小儿危重症常有阳气虚衰的一面。因此在小儿病症治疗中，临床上应处处维护阳气为要。如上述流感虽可见咽部、扁桃体红肿，但解表不避辛温，清里不可过寒。寒甚则散寒通阳与温补脾肾、通经活血并施。

　　清代余梦塘《保赤存真》云：“真阴有虚，真阳亦有虚……此不可徒执纯阳之论……阳可以统阴，阴不可统阳。”当外邪侵袭或内郁之时，阳气首先表现抗邪能力，阴津抗邪作用需要化生阳气来实现，“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血虚者，补血还须补气，气能生血也。高热脱水或久泻伤阴亦应扶阳或通阳，阳旺则阴复，养阴不碍阳。

　　小儿属纯阳之体，阳相对有余。即古代医家所提出的“肝常有余”“心常有余”。传统中医理论将小儿心肝有余归结为小儿感邪后易高热、惊风等症。换言之，阳有余似乎仅是对小儿外感易动风这一病理变化概括，而不包括《内经》所谓“肝在志为怒”，这显然不符合临床实际。当今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已不同古代，小儿娇恣任性，对忧、思、悲虽不大敏感，但对怒、惊、恐特别是对怒相当敏感，太过便易罹病。如小儿厌食、胃炎、肠系膜淋巴结炎等肠胃病独治脾胃乏效时，转而以疏肝、敛肝为主多有效验。反复呼吸道感染、感冒、支气管炎入夜持续咳嗽、面赤烦热，治肺不应，从治肝入手，常可事半功倍。抽动—秽语综合征系难治病，现代著名儿科医家刘弼臣教授认为当属“肝风证”范畴。多数患儿以眨眼为首发症状，且以不自主抽动为其主要表现，本病其本在肝。将小儿阳有余尤其是肝旺引入疑难杂症思辨中，将扩大临床视野，提高论治水平。

　　小儿体禀纯阳，生机蓬勃，脏气清灵，精力充沛，宿疾少，病情相对单纯，疾病过程中情志因素的干扰和影响相对较少，只要诊断无误，辨证准确，治疗及时，处理得当，用药合理，护理适宜，病情好转的速度较成人为快，疾病治愈的可能较成人为大。明《景岳全书·小儿则》：“盖小儿之病非外感风寒，则内伤饮食，以至惊风，吐泻及寒热疳痫之类，不过数种，且脏气清灵，随拨随应，但能确得其本而撮取之，则一药可愈。非若男妇损伤，积痼痴顽者之比。”体现了纯阳理论对小儿疾病和预防有重要指导作用。

　　小儿体禀纯阳，平时保健饮食宜清淡易消化而富于营养。多吃新鲜蔬菜、瓜果，忌辛香燥辣炙煿之品，保持大便通畅，不要滥用营养保健品。《幼科发挥》指出：“重棉厚褥，反助阳以劫阴。”《古今医统·养子日用法》也说“宜时见风日”。注意襁褓衣着偏凉，尤以头凉为要，不宜重衣厚帽。这样不仅能减少疾病，而且可以指导体质重建，使阳多阴少不均衡体质向均衡体质转变，对提高儿童健康水平，保证人口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岩杰，赵喜新.从量化阴阳的角度认识纯阳之体和稚阴稚阳[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10)：721.

　

【关键词】  评价心率变异 冠心病 临床意义

            心血管疾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是我国乃至全球人类健康的大敌。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病率正在逐步提高，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均已跃居各类疾病的首位。因此，提高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的诊疗技术与防治水平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 CAG)是公认诊断CHD特别是冠状动脉狭窄的金标准，但它的有创性和高成本在国内目前尚难普及。动态心电图(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DCG)仍是目前CHD诊断中重要的无创性检查方法之一。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DCG中可检测的指标越来越多，尤其是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方面的指标，已成为心血管疾病诊断领域中的实用、高效、无创、安全、准确、重复性强的重要检测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及其他医学研究领域。

　　1 HRV发展史

　　早在1933年，Hales在定量测定动脉血压时首先发现，动脉血压、呼吸周期和心律变化相关，1903年心电图机用于临床后发现窦性心律不齐与呼吸有关，1935年Salnman通过实验证明心率变异和迷走神经之间的关系。HRV在临床上的应用始于1965年，妇产科医生Hon和Lee在产程监测中发现胎儿存活率降低与心率变异的减低有关，确立了HRV的临床重要性。1978年，Wolf报道了HRV降低与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后患者的死亡率增加有相关性。1981年从Akselord将频谱分析引入HRV，从而可以定量地分析心跳与心跳之间的心血管控制，能直观、定量地反映自主神经系统对心脏的控制。1987年Klinger〖1〗��发表有关急性心肌梗死后HRV降低的患者猝死率显著增高的文章。随后国内外许多报道都显示HRV的降低与严重室性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心功能不全有关〖2，3〗��

　　�冠心病患者中HRV显著降低者发生心脏事件的可能性大〖4,5〗��。随着新的数字化高频24h多通道动态心电图的应用，HRV有可能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使我们对HRV的生理意义及病理意义有更深的理解。

　　2 HRV基本内容与指标

　　HRV是通过测量连续正常R-R间期变化的变异数，从而反映心率的变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可分为时域分析法与频域分析法。由于多年来国内外各家研究方法不一，导致其结果缺乏可比性，比较紊乱，故欧洲心血管病学会(ESC)和北美心脏起搏和电生理学会(NASPE)专题委员会讨论制定方案，以规范HRV的研究和临床应用〖6〗��。HRV的分析指标如下：

　　(1)时域指标: ①SDNN(Standard deviation of normal-to-normal intervals)：即所有的窦性心搏R-R(N-N)间期的标准差，单位为ms，SDNN正常参考值为141±39ms;SDNN随记录时间延长而增加，因此不同记录时间间隔的SDNN之间不具可比性.为了规范其方法学，专题委员会建议采用24h记录。②SDANN(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average of NN intervals in all 5-minutes of the entire recording)：是指NN间期平均值的标准差，即全程24h测量得到的NN间期数据，按时间顺序，以每5min为一段划分成为若干段(如为24h，共288段)，先计算每5min段内N-N间期的平均值可得到288个NN间期的平均值，再计算这288个数据的标准差，单位为ms。SDANN正常参考值为127±35ms;③rMSSD (The root mean square of difference between adjacent NN intervals ):即指相邻N-N间期差值的均方根(相邻N-N间期的含义是指两个心搏既是相邻的，同时又都符合作为心率变异性分析原始数据的标准),单位为ms。rMSSD正常参考值为27±12ms;④PNN50 (Percent of NN50 in the total number of RR intervals)：窦性相邻N-N间期差值>5Oms的心搏数占NN间期总搏数的百分比。从统计学观点来看，rMSSD优于PNN50。两者与频谱分析中的高频成分高度相关。

　　另外还有一些参数是通过几何图形得到的。一定时间内的RR间期或NN间期可以转换成几何图形来直观地表示HRV的大小。如NN间期直方图、NN间期差值直方图和Lorenz散点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需要有一定数量的NN间期才能构成几何图形，至少需要有20min的记录时间(最好是24h)。因此，几何的方法不适合评价短程的HRV变化。

　　(2)频域指标：心率变异性的频域分析是从频谱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心率变化的规律。它与时域分析既有相关性，又能揭示出心率的更复杂的变化规律。

　　①高频功率(high frequency, HF)：在有参数算法中代表高频分量曲线(中心频段在0.15～0.40Hz范围内)的积分值;在无参数算法中，代表整个频谱曲线在0.15～0.40Hz范围内的积分值。参考值为975±203ms2;HF是受迷走神经调节的。②低频功率(low frequency, LF)：在有参数算法中代表低频分量曲线(中心频段0.04～0.15Hz范围内)的积分值;在无参数算法中，代表整个频谱曲线在 0.04～0.15Hz范围内的积分值。参考值1170±416ms2;LF由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共同调节，与体位、姿势有明显的关系。③极低频功率(very low frequency, VLF)：在有参数算法中代表极低频分量曲线(中心频段<0.04Hz范围内)的积分值;在无参数算法中，代表整个频谱曲线<0.04Hz范围内的积分值;VLF机制未完全阐明，可能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有关，在评估频谱时，VLF具有重要的意义。④总功率(total power, TP)：5min总功率。是0～0.4HZ范围内的积分值。参考值3466±1018ms2;⑤LH/HF(低高频比值)：正常范围1.5～2.0;该指标主要反映交感神经与迷走神经张力平衡性〖7〗��。�て灯追治鲇卸淌奔�(5min)和长时间(24h)分析两种，其意义各有不同。24h的频谱分析其意义和平均频谱分析(24h内每5min频谱的平均值)相同，反映的是24h平均的自主神经调节情况。短时间的频谱分析能反映自主神经调节的细微变化。

　　3 HRV的生理基础

　　生理状况下，心律受到起搏传导系统所控制，窦房结是心脏的最高起搏点，它的活动受到植物神经的调节。交感神经末梢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兴奋心肌细胞膜的β-肾上腺素能受体，增加内向isi和if离子流，使舒张期除极速率加快，自律性增高，心率增快;迷走神经末梢释放乙酰胆碱，作用于心肌细胞膜的M胆碱能受体，提高钾离子通道的通透性，促进外向ik离子流，使窦房结过度极化和舒张期除极速率减慢，自律性降低，心率减慢。正常生理状况下，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协调地控制心脏的节律变化，使心脏节律有序地周期性改变。一旦由于疾病等原因使这种相互作用失去平衡，将导致心率的改变和心血管系统的功能紊乱，这就是HRV分析的生理基础。因此，HRV的大小反映了自主神经系统活动与心血管系统相互制约的关系，HRV分析可反映心血管系统的自主神经功能状况〖8〗��。�ぁ糂T1〗4 HRV在冠心病中的临床应用评价

　　4.1 HRV与急性心肌梗死 心率变异性是判断自主神经活动的重要的定量指标，用于评价心脏自主神经的平衡状况。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后机体的自主神经功能受到损害，以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为主要表现，这种损害有两种情况: (1) 功能性损害，即急性心肌梗死后，由于疼痛等刺激，机体处于应激状态，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血中儿茶酚胺水平增高，迷走神经功能相对抑制，临床上表现为心动过速、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甚至猝死;(2) 器质性损害，即急性心肌梗死时，由于缺血和坏死心肌的节段性运动，使心肌节段性神经末梢受到机械性牵拉，其交感传入冲动异常增强引起中枢交感优势〖9〗��。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HRV 降低，HRV对AMI 后恶性室性心律失常事件的预测具有较高的价值〖10〗��唬?)由于冠状动脉狭窄导致心肌缺血，心室壁或神经末梢受到机械性或化学性刺激，反射性改变植物神经调节的均衡性，主要表现为交感神经活动增高，迷走神经活性降低〖16,17〗���冠状动脉�”洳课挥胄脑嘧灾魃窬�系统损�τ泄兀�前壁心肌筀澜戏乔氨谛募」K阑颊逪RV更小。另一方面，HRV分析对判断冠脉血管病变程度及冠心病患者的预后有重要价值。Dovgalevskil等〖19〗��对同一心功能分级的冠心病患者行HRV分析，发现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越严重，HRV越低。当有多支冠状动脉病变时，迷走神经受损的同时，交感神经也受损。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反映的是心肌缺血的广泛程度，心肌缺血范围增大，交感迷走系统受损严重，迷走神经的调节作用被抑制。Meloni等〖20〗��发现冠脉严重病变者较冠脉正常或狭窄<40%者HRV显著下降,同时也显示HRV低者冠状动脉病变重、预后差。

　　5 前景与展望

　　HRV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无创性检测技术，其分析方法简便、易行、无创、实用，在临床上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近20年来的研究使HRV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目前还需进行前瞻性、大样本、长时间的研究去验证临床应用的效果及其特异性和敏感性，其准确性也需要依赖计算机及软件程序设计的合理性，相信随着长程心电图抗干扰记录技术和计算机分析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HRV作为一个判断自主神经功能的定量指标，定能更好地应用于临床、服务于临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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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Meloni C, Stazi F, Ballarotto C, et al.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variant angina: effect of the presence of significant coronary stenosis. Ital Heart J, 2000, 1 (7):470.

　　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张杰谈收购“立信工业”的战略思考

　　2011年5月7日对我国纺机行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结点。年初，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立信工业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公告显示，这一天意味着有48年发展历史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立信工业（00641.HK）将正式纳入中国恒天麾下。

　　根据1月7日中国恒天与立信工业控股股东、主席兼执行董事方寿林所签署的买卖协议，中国恒天在5月7日要约截止日之前，以每股5港元的价格，溢价收购了立信工业大股东的股权。在随后的日子里，中国恒天将按协议规定，逐步拥有仍保持港交所上市流通资格的立信工业55%~77.9%的股权。

　　成功完成这次重大收购之后，恒天董事长张杰的心情并不轻松。“恒天收购立信远不只是一次股权意义上的收购。对于中国恒天而言，特别是对目前的中纺机集团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引进了一块先进的市场化、国际化的运作模板。而更艰巨的工作是怎样在集团各企业中开展互相学习和借鉴。”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张杰如是说。

　　记者：立信染整设备是业界公认的好品牌设备，恒天集团能够对其进行收购也绝非易事，你们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下定了决心？

　　张杰：从产品上说，立信集团旗下的印染设备弥补了中国恒天集团旗下中纺机集团产品的短板；而我们收购立信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立信模式”将会被我们引入中纺机集团各个企业，成为有效提高运营水平的一条途径。

　　在这些年的市场竞争中，无论是棉纺板块还是化纤板块，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设备都有一定差距。除制度因素外，产品质量是最主要的原因，它能显示出企业技术研发的能力。当然，这是中国制造业的共性问题。尤其是在纺织这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客户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要保证赢利能力，企业就必须拥有技术含量高的创新产品。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产品呢？我认为，一定要妥善利用国际上的优秀人才和技术，在中国制造，在全球销售。这方面，立信是个成功的例子，也给中纺机树立了一个榜样。多年来，立信不像国内一些企业那样东抄西拼，而是从源头上以自主研发为先导，陆续采取合资，合并甚至收购欧洲的品牌、技术与研发团队，在这样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国际技术、国内生产、全球销售。通过本次收购，我们将用立信这种先进模式改造中纺机团队。

　　记者：作为香港的上市公司，立信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研发人才，这是目前中纺机集团无法比拟的。通过这次收购，中纺机是否会改变现状？

　　张杰：我们都在讲创新，我认为首先要有创新的人才，其次要有能够让这样的人才去创新的机制。这两点立信公司都做到了。立信公司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它的人才考核制度完全是市场化的，包括它的人才待遇、薪酬也是国际化的。恒天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恒天沿袭的是一种老国企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的任何一点点突破，都会引起方方面面的反响，这致使我们很多事情无法做下去。譬如，立信经营团队的总经理年薪几百万元，研发团队的骨干年薪也有一两百万元，这在恒天体制下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说，我希望借助立信这样的平台，聚集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带动中纺机产品技术的提高。

　　总之，我们收购立信，除了完善中纺机集团产业链，在改善技术创新平台以及体制机制创新上都将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记者：可否透露一些本次收购的背景？

　　张杰：应该说，我们与立信的“联姻”从“谈恋爱”开始要追溯到1999年，那时我们就相互表达过联合的意愿。不过时逢纺织行业的结构大调整，我们双方的经营状况都比较困难，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中纺机集团比立信还要困难。到了2004年、2005年我任中纺机集团总经理时，再次表达过我们的想法，只是双方的诉求还不能达成一致。此外，我们也还不具备收购的实力。真正进入实质性谈判是在2008年，我从中国华源回来后，在ITMA ASIA+ CITME 2008展期间与方寿林先生再次进行了深入沟通。这个时候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立信的股票在市场上也只有2港元多。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方寿林先生已进入古稀之年，虽然他是一位将研发印染设备当做自己毕生追求的执著的开发者，但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体情况都迫使他不能不考虑接班人问题。他希望找到一个愿意做纺机的人和企业把方氏家族的事业延续下去，而纺机是恒天的核心业务，终身致力于纺机事业也是我们的诉求。当然，收购的关键还是价格问题，在3年的谈判中，恒天董事会在收购价格上争议很大。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外部董事——原纺织工业部的老部长任传俊给出的建设性意见：“战略问题不算小账！办成这件事是关键。”最终，我们给出了5元的收购价，虽然没能满足方先生的期望值，但也确是立信能够接受的价格。

　　记者：十年恋爱终成姻缘。您认为恒天与立信共同的未来将是何种图景？

　　张杰：立信工业并入中国恒天，双方的未来会怎样？这是方氏家族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恒天在每一次企业并购中最重视的工作。收购企业能否与我们整体经营战略保持一致？新团队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文化和管理理念？恒天入主以后，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使立信变得更好？针对上述问题，恒天领导层认为，立信的管理团队是优秀的，他们的经营业绩是经过市场检验的，我们不会做任何变动。我们只会象征性地派入董事长，财务总监也将由股东决定，进行市场化招聘。立信的研发团队、生产管理团队、销售团队都将保持现状。也就是说，我们会维持其现有机制，保持原有的核心团队。

　　当然，我们派过去的人是要给立信“做加法”。第一，我们将考虑怎样利用双方现有的资源和平台，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谋求更多的、更有价值的合作。譬如，立信的国际销售比中纺机强，而我们在国内销售上可以帮助他们扩大和整合。第二，在采购方面，恒天集团可以借助立信下属的公司进行全球采购，譬如中纺机进入立信的不锈钢采购，这样大的量将会同时降低大家的采购成本。第三，中国恒天集团现在有了金融平台，还将打造纺织机械的金融平台，日后能为用户提供的综合服务会更多，譬如租赁业务等，在资本支持上进一步提高立信产品营销的竞争力。这是从经营层面上说，在技术层面上我们同样可以做加法，譬如立信公司有环保产品，恒天集团也有与天津工业大学合作的水处理技术，两者结合，既是立信的相关业务也是我们共同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我还在考虑，收购后能否与恒天现有业务进行多元化组合。因为，鉴于世界先进企业的经验，仅做单一业务会影响公司在市场的表现。我们必须把股东价值最大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去思考，把技术创新、资本运作以及全球资源的整合结合起来去思考。这些方面是恒天的优势所在，而严格来说，立信还只是一个产品单一的生产经营型企业。

    从今年5月1日起，一批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开始实施，其中尤其引人关注的，当属《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付诸实施，无疑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障。经过这次修正的《刑法》，死刑罪名将由68个减至55个，走私文物罪、票据诈骗罪、盗窃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等13项经济犯罪被取消死刑，这是1979年新中国刑法颁布以来的第一次。修正案还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除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者外，不适用死刑，同时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范围和力度，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不作为累犯的规定，并有条件地免除了其前科报告义务。这些条的款增删，坚持了对特殊弱势群体犯罪适度从宽处罚的原则，对经济犯罪不再实行死刑处罚，不仅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障，也符合国际上废除或减少死刑的趋势。

    能够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醉酒驾驶机动车和在城区飙车，是人们深恶痛绝的两大“马路杀手”，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刑法修正案首次将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入罪，还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了修改，改变了以前《刑法》中必须是行为人造成严重过失才给予刑事处罚的规定，亦即不管是否造成后果，均以“危险驾驶”定罪。同时，加大了对涉黑犯罪的刑罚力度，将最低刑罚由三年提高到七年，并处没收财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刑罚期限也相应提高。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入罪和加大了对涉黑犯罪的刑罚力度，尽管两者犯罪性质不尽相同，但显然能够进一步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有利于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对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具有现实意义。食品，是人民群众生存的第一需要。然而，近年来一些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开办脏乱差的黑作坊，生产销售不卫生和过期变质食品，乱加有害有毒的添加剂，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甚至被夺去生命。因此，食品安全始终触动民众的神经，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力度已刻不容缓。修改后的刑法删除了拘役刑，把食品安全入罪，规定最高可判处死刑，罚金也取消了上限，并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追究刑责，这就给人民群众吃了颗“定心丸”。当然，处罚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应加强日常监管，防范于未然。

    有利于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顽疾。这次刑法修正案作出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恶意欠薪”界定为犯罪行为，对改变当前“拖欠是正常现象”的错误观念、治理一直以来无法根治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将展示法律的威严，有利于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也会大大节省行政和司法成本。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尽管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但需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坚持与时俱进，对已有的法律法规实施动态管理。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修订出发点就在于此，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赞许并寄予期待。

随着基因检测概念的普及，大家对基因检测是越来越熟悉，但是，基因检测究竟有哪些意义呢？  
基因检测的主要意义有，一是用于疾病的诊断。例如对结核杆菌感染的诊断，以前主要依靠痰、粪便或血液培养，整个检验流程需要在两周以上，现在采用基因诊断的方法，不仅敏感性大大提高，而且在1小时内就能得出结果。  
二是疾病的预防，就是检测健康人群的基因型，预测个人患病的风险，并向受检者提出生活上的指导，避免疾病的发生。现代医学认为：疾病是由于先天的基因禀性和后天的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几乎所有疾病的发生都与基因有关，在某些情况下基因发生了突变，导致了人体机能紊乱，偏离正常生理功能的标准状态，而给疾病可乘之机；同时，外部诱变因素（环境、气候、饮食、核辐射、生活习惯等等)也可以导致基因突变。如果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叠加在一起，那么疾病就会发生。比如结肠癌，这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实际上结肠癌是怎么形成的呢？结肠部位有些上皮细胞的新陈代谢，需要在一个叫APC基因的控制下进行。如果一个人APC基因发生了问题，不能控制上皮细胞正常的新陈代谢，则失控的上皮细胞可能出现过度增生，这就是结肠癌演变的开始。而人体内的DCC基因和P53基因，这两个基因是抑制这些细胞癌变的。如果DCC和P53基因也存在问题，不能有效阻止这些细胞的癌变，那么，即将面临结肠癌的威胁。所以，我们认为，APC基因、DCC基因和P53基因的缺陷与肠癌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这几个基因存在缺陷的人具有患上结肠癌的高风险。通过基因检测，在上皮细胞的增生还没有真正演化成结肠癌的时候，就能够发现结肠癌的苗头，及早采取措施进行预防，例如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改变生活环境和科学的保健养生调节来有效地避免各种不良影响，就有可能防止结肠癌的产生。  
三是指导个体化用药。研究发现基因UGT1A1启动子区域的多态性与药物伊立替康的毒副作用有相关性。如果盲目用药可造成中性粒细胞减少及腹泻的副作用。美国FDA已建议病人在使用伊立替康前要进行UGT1A1基因型的检测。中国国家卫生部在新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中也增列了“化学药品个体化用药基因检测项目”。UGT1A1基因型检测对于临床正确用药，减少毒副作用，提高疗效具有明确的临床意义。  
基因检测是现代生命科学发展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发展过程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基因检测给人类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人类开始可以从科学意义上为自己的命运做主。  

　　编者的话
　　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于2010年5月20日宣布在人造生命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他的研究所已创造出首例由人造基因控制的细胞。文特尔表示，他们用“四瓶化学物质”为他们的“人造细胞”设计了染色体，然后把这个基因信息植入另一个修改过的细菌细胞中，这个由合成基因组控制的细胞具有自行复制的能力。用单纯的科学眼光来看，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科学进步，然而，这项研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却需要进行哲学和伦理的考察和评判。下面刊发的这篇文章即是表达了一种哲学和伦理学的思考与担忧。我们欢迎有兴趣于此的学者朋友继续发表看法。
　　随着20世纪70年来以来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人们关于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人体试验、克隆技术、试管婴儿、胚胎干细胞等问题都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以往不同，文特尔新宣布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具有了合成生命或者说不依赖于自然界而创造新物种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对自然、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需要在概念上重新阐释。文特尔本人也表示，这项成果“改变了我自己对生命和生命运作的科学和哲学思考”。面对这一“生物学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人们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除了相关科研人员和评估专家的访谈，我们还看到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邀请了不同领域的8名专家，就合成细胞的科学和社会意义表达自身看法（参见“合成细胞之后的生活”，《自然》（英），第465卷，2010年5月27日）。总起来说，大概有以下三种立场。
　　支持此项研究的人们认为，这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它可以在解决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和人类疾病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包括文特尔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人工合成基因组只不过是人工生命研究的起步，创造更高级的有机体及其生长环境还需要科学家们长时期的努力，将这一技术加以应用则是更晚的事情。因此，这一研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尚且不是我们需要担忧的问题。
　　更多的人提出反对意见，直接表示应该停止相关研究。他们对于此项研究的担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这种合成生命的研究是对生命的亵渎、对生命本质的篡改，是以人的身份扮演上帝的角色；二、从长远眼光看，这项新技术可能会给人类生命和环境带来潜在的巨大危险，比如由此产生的生物武器可能会危害甚至毁灭人类社会。因此，在人类没有真正弄清这项研究的意义之前应该暂停此类研究。
　　还有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学者们在肯定此项技术对人类有意义的同时提醒人们关注其安全性问题。比如，牛津大学的朱利安·撒维勒斯库（Julian  Savulescu）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在应对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但伴随的风险同样巨大，我们需要为这种激进研究提出新的安全评估标准，以免它被军方或恐怖主义者滥用。尽管如此，我们需要看到，这项具有“人类创世”意义的研究不只是为我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我们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它同时也冲击着千百年来的人性论和价值观，引发了人们相应的哲学和伦理学思考。
　　具体来说，人工设计生命所引发的哲学和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还原论的世界观：无法预料的灾难性后果
　　西方近代哲学的自然观是还原论的世界观。它首先对自然界的整体进行分割和拆卸，寻找构成自然界的最小单位，把自然物质世界还原为分子和原子，然后用分子和原子去解释自然界的整体性质。原子和分子被看成是物质实体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世界整体则是由它的局部实体组装起来的。这种世界观不仅统治了哲学思维，而且也统治了工业生产的实践领域，成为工业文明的灵魂。正是这种还原论的世界观，一方面瓦解了自然界的整体秩序，另一方面，又以人工秩序取而代之，从而使人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现代生物技术同近代科学一样，它对生命的理解和解释仍然是还原论的。它把整体的生命系统还原为个体的生命，进而又把个体生命还原为生命的遗传信息——DNA，生命的复杂的整体性联系不见了，环境对生命有机体的制约作用，以及个体生命对环境的依赖关系也不见了。生命有机体的所有的结构和功能都被简写为DNA——一种生命的遗传信息。
　　同近代还原论世界观不同的是，DNA已经不再是“实体”，而是“信息”；它不再是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而是控制生命有机体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无论是克隆技术的“复制生命”，还是现在的通过合成基因的方法“创造生命”，都是把生命还原为一种简单的构成；它既不考虑自然整体对个体生命的影响，也不考虑“合成生命”对自然界整体的长远影响。
　　与此相反，生态世界观是整体论的世界观。它把整个地球生物圈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对于局部事物来说具有更加优先的地位，整体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是支持局部事物存在的基础。整体网络的任何变化，都将引起局部事物的变化；其中任何事物的变化，也都将通过网络而影响其他事物的变化。根据生态世界观，即使这项“制造生命”的技术能够解决人类生存面对的某些局部性难题，但它对人类生存的环境整体所造成的破坏却是难以估量的。还原论的世界观曾经使工业文明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因而瓦解了整体自然秩序。可以预见，生命世界的还原论，将会进一步加深工业社会造成的恶果。当新的生命扩散到自然界时，它就会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界的所有其他生物发生相互作用，因而产生无数的难以预料的后果。而这些严重后果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当我们在遥远的将来认识到这些后果时，我们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
　　操纵生命：生命意义的丧失  
　　生命的本来意义，就包含着其自我生成、自我生长的意义。生命都是“生”出来的，而不是被什么东西“造”出来的。生命是自生、自成、自在的，它既不是按照某种外在的目的“被制造”的，也不是被某种外在目的操纵着生存的。这就是生命的自然本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是一个广义的“主体”，它的生存是自己的自然本性决定的。这种“自我决定性”决定了人类不应该像制造、操纵无机物那样制造和操纵生命。生命的这种自然本性，决定了生命具有一种神圣的意义。在农业文明时代，生命始终是被看成有灵性的存在；因而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关爱生命就成为这一时代人们的美好情感和道德信念。而当人类通过基因合成开始制造生命的时候，生命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真正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可以像生产鞋子一样把新的生命制造出来，同样，我们也可以随便地像扔掉破鞋子一样把这个新的生命毁掉。在人这个“新上帝”面前，生命的价值已经丧失殆尽。
　　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同人的生命之间具有共同的生命价值。这就是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价值同根性”。这种“价值同根性”正是人与其他自然生命之间得以确立伦理关系的价值基础。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所说，“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根据这一原理，既然我们人类同其他自然生命都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那么，一切生命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因此，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其他一切自然生命。这样，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就具有了伦理关系。生命伦理的最高原则就是“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护生命”。当人造生命的科学和实践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彻底丢失之后，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就被彻底抛弃了：一切生命都不过是人类手中的玩偶和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人与被自己制造的东西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伦理关系。基因合成技术彻底颠覆了人类长久以来对于生命本质的看法，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主客体关系，人与其他自然生命之间确立伦理关系的可能性也被彻底堵塞了。
　　重新设计人类：人道观念的彻底崩溃
　　每一次关于生命的科学技术革命，都会进一步引起动摇人道主义的基础。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就掀起一股优生运动的风潮。不过，当时的优生运动只能是建立在原有的遗传理论基础上的。有人把所谓“血统不好”的人的繁衍称为“生物污染”，并主张剔除人的“生物污染”。当基因技术基本成熟之后，“优生”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生理缺陷在传统的生物学家看来仅仅是进化主旋律中的变异，却被当代分子生物学家看作“遗传错误”。而基因技术完全可以纠正这些遗传错误。分子生物学家的宏伟理想是纠正人类的“基因错误”，以便“设计完美的人类”。这无疑触动了哲学、宗教以及传统科学的核心观念。
　　作为自然的造物，不同的人类个体具有同等的人性价值和平等的人格。同样，不同的民族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天然平等的。把人自身的生产奠定在基因技术的基础之上进行“优生”的选择，就必然要对人类个体和种系进行“优”和“劣”的区分和选择；在人类的个体之间也必然要分成优秀个体和有缺陷的个体。有缺陷的个体的生存和延续的权利也将被剥夺。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用“合成基因”“组装”人、“制造”人，就是把“制造人的人”和“被人制造的人”变成一种主客体关系。“被制造”的人已经失去了人的本来含义，成为人类自己制造的“物件”，就像人类制造的汽车、衣服一样。通过自然生育产生的人，是人的同类，是主体；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制造”的人，则不再属于人的同类，它们只是人类制造活动的产物或客体，因而不具有一般的人性价值，也不会成为人的伦理对象。
　　这样，制造生命的科学与技术实践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最为严肃的哲学和伦理问题：人的价值和人道的意义何在？它必将对几百年来形成的人道主义宣战，人道的观念在我们制造人类的同时也将彻底崩溃。
　　“有能力做的”并不就是“应当做的”
　　生命科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不争的事实。这也为我们如何评价生命科学研究本身及其所产生的相关技术应用提出了理论挑战。生命技术的益处与其具有的摧毁性的潜能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对人类的这一实践领域有所反省，以新的价值原则引导人们重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和规范自己”。忧那思等人提出责任伦理以应对技术时代人类面对的道德问题。在他看来，需要有一种新的伦理来要求“我们对自己进行自愿的责任限制，不允许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巨大的力量最终摧毁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后代）。”（忧那思：“科学与研究自由：凡是能做的，都是允许的吗？”，载于伦克主编的《科学与伦理》，斯图加特：1991）我们需要改变“一切人类实践都是天然合理”的传统价值观，认真思考“人有能力做”与“人应当做”之间的关系，在道德上更多地关注行为的长远和未来责任。这样一种责任伦理是一种有关责任的预防性和前瞻性的考虑。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泥塑，不成功了可以重新来过。传统的事后责任伦理无法应对生命科学研究的负面效应和潜在危险。没有对这一领域人类实践的评估、规范和约束，人类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可以想见，如果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变成现实，那将一定不再是人的世界。
　　（曲红梅  刘福森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阅读古医籍首先要识字。识字，破通假最重要，也最难。故学者均认为，不能破通假无法读古书。其中最难，又以必须懂得上古音知识为条件，即朱俊声所言“不明古音者，不足认识假借”。

　　各种古汉语教材均有介绍通假字的章节，但侧重点不尽相同，需全面学习才能系统掌握。

　　从用字的角度看，通假字和假借字往往被书中统称为假借字，其实两者有区别。前者通假字是“本有其字”而不用，却临时借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所代替的语言现象。如《扁鹊传》中“能使良医得蚤从事”，蚤通“早”。“早”是正字，在此句中却搁置不用，反而临时借用同音字“蚤”来代替，但正字的“早”并未废用。如出现本字与借字之间古今发音有别时，则按“声随义转”之原则，读字义之音，这就是通假字发音之原则。如“因唏嘘服臆”句，服，通“愊”。其义为“愊臆”，故“服”读【bì】，而不读【fú】。此处改音，是指当作通假字用临时的读音，而不能形成固定的正式字音。

　　假借字则是“本无其字”，“是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加以标记。如新、旧、难、易、之、而、其、焉等字，这些字所标记的常用意义，没有本字”。它是一种文字现象，上述所举例字，都已失去所造字时的本义，而变成现在通行认识的意义。

　　如“新”字本义“取木”，而现通行意义是“新鲜”，“新的”意思；“难”字本义“鸟名”，而现通行意义是“困难”；“之”字本义“上出”，而现通行意义是虚词；“而”字本义“胡须”，而现通行意义是虚词。

　　这些字就是《说文解字》之“六书”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训诂学》认为“这类假借的特点是：词有本字而不用，借用别的字，久借不归，代替了本字的地位。”在长期使用中，其含义已经固定，社会公认借用字是正字，因此，文字学家认为这类字是假借字，而训诂学家则不认为它是假借字。

　　通假字中较难掌握的是音近而互相通用的情况，什么才算音近？古人用“通转”方法来加以解释，清末吴承志在《古书假借举例》一书中归纳总结音近而本字与假借字之间字形变化的三种情况：“假借之例，以音为主，有以音近而省其文者；有以音近而增其文者；有以音近而异其文者。”这里的“文”是笔画的意思。凡读古籍不通就用通假字代替是不可取的，必须有佐证方可认为通假关系成立。

　　通假字在先秦两汉时最为通行，唐宋时在文学上曾掀起一股复古之风，文章中大量使用通假字，以后则主要沿用前代的通假字。旧时某些文人以写通假字为荣，把它作为显示自己通古或有学问的一种手段，却给后人阅读带来不便，是应该抛弃的一种陋习。

　　但通假字毕竟是古籍文献中大量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甚至是障碍，需要学中医者正视，学会破解之法。因为这是一项阅读古医籍的基本功，也与做“大医”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