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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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胶的变迁

       阿胶,出《神农本草经》,为马科动物驴的皮,经漂泡去毛后熬制而成的胶质块,故《千金·食治》称驴皮胶;晋唐时期“岁常煮胶以贡天府”,又称贡胶;昔谓以山东东阿阿井之水熬制而成,故传统有阿胶之名。其性味甘、平,入肺、肝、肾经。有补血止血、养阴润肺之功。但溯源历史,阿胶最初并非用驴皮制成。

  考南北朝时梁代陶弘景《名医别录》谓阿胶“生东平郡,煮牛皮作之。出东阿。”可见最早阿胶是用牛皮煮熬而成,并非以驴皮为之。故汉晋所用之阿胶是以牛皮为原料制作的牛皮胶,并非今天通常认为的驴皮胶。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煮胶要用二月、三月、九月、十月,余月则不成。娑牛皮、水牛皮、猪皮为上,驴马驼骡皮为次。其胶势力虽复相似,但驴马皮薄毛多胶少,倍费樵薪。”可见当时并不以驴皮胶为贵。到唐代,陈士良《食疗本草》中首次提出以牛皮制作的胶称为“黄明胶”,一直沿袭至今。而陈藏器《本草拾遗》、王焘《外台秘要》等书,同时记述了驴皮胶、黄明胶和阿胶,作用相近,应用未加细分。

  阿胶作为通用名称,制作原料不一,如宋代王继先《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言:“阿胶……谓用东平阿井水而熬成,然皆以驴、牛皮可就。”但似以东阿井水煮制驴皮而成者为地道,如宋代苏颂《本草图经》称阿胶“以阿县城北井水作煮者为真。其井官禁,真胶极难得,货者多伪。其胶以乌驴皮得阿井水煎成乃佳尔。今时方家用黄明胶,多是牛皮;《本经》阿胶亦是牛皮,是二皮可通用。但今牛皮制作不甚精,止可胶物,故不堪入药也。”但到明代,对制胶的原料亦未统一为驴皮,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凡造诸胶,自十月至二三月间,用娑牛、水牛、驴皮者为上,猪、马、骡、驼皮者次之,其旧皮、鞋、履等物者为下。……大抵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贵驴皮。若伪者皆杂以马皮、旧革、鞍、靴之类,其气浊臭,不堪入药。当以黄透如琥珀色,或光黑如瑿漆者为真,真者不作皮臭,夏月亦不湿软。”直到清代以后,阿胶始逐渐统一以驴皮为原料熬制而成。清代周岩《本草思辨录》称:“阿胶以济水黑驴皮煎炼而成。”

  阿胶质地的优劣,功效强弱固然与原料密切相关,但似乎并不是绝对的。据周凤梧《古今药方纵横》言:“近年来,又试制成功以猪皮代替驴皮熬制的产品新阿胶,经分析和鉴定,所含成分与驴皮阿胶相似,临床功效亦同,完全可代驴皮阿胶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版。)而所用水质、辅料及加工工艺似当深究,确关疗效之高低。山东东阿之阿胶,以驴皮加冰糖、黄酒、豆油等为辅料,尤取阿井水炼制而正宗。阿井,位于东阿镇,旧属山东省东阿县,今归山东省平阴县。阿井之水乃济水之眼,其色绿且醇,趋下域内有狼溪河,其水为憬水之源,乃洪范等九泉之水所会归,性属甘温,合此水制胶为最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即言:东阿县故城“大城内西侧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六七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本草所谓阿胶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沈括《梦溪笔谈》亦说:“阿井水,性趋下,清且重,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中国药学大辞典》也记载:“狼溪河其水源为憬水之源,洪范九泉之水所汇归,其性甘温。”说明其渊源有自,其来甚古。

  可见,阿胶古来所用原料不一,先用牛皮,后诸皮皆用,至唐宋时牛、驴皮成两大主流,清至今渐以驴皮熬制,牛皮制作者名黄明胶,功用近似,然从古今用药经验和临床习惯来看,以黑驴皮制之为上,尤以东阿井水熬制为道地,牛皮次之,猪皮等制成的新阿胶更下之,且作用为弱。

日期:2010年2月2日 - 来自[临床讨论]栏目

营销的社会角色变迁

强大的传播介质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盈利水平或销售增长幅度来衡量成功是危险的。

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媒体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在上个世纪传播政策被完美执行后获得惊人效果的实例有许多,然而,这些传播事件中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有不少,但亦不乏为人类带来可怕后果的案例。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英格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是由于其出色的国内和国际宣传策略。在欧洲教会改革运动年代,教会在思想统一和教会一体化方面遭遇危机时,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充分借助宣传的力量,大力发挥其在维持和加强教会中的影响力。自此,媒体的势力迅速增长,特别是在19世纪末,我们开始非常欣赏媒体在推动社会变革和改变个人行为态度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回到当代,类似的例子是广告被普遍应用于促进消费。正如罗伯特莱恩在《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文章中所指出的,在媒体的作用力下,幸福迟迟不来敲门,一大堆问题却找上门来。他指出,广告必须让人感到不满足,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刺激消费购买。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在过去的3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倍,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没有相应地上升。

物质主义建立在人们对物质的不满足心理上,因此它不能让人快乐。物质主义加上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许多人开始感到广告正在被不负责地滥用。一方面,通过不断地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营销在许多环境问题上扮演了问题制造者的角色,这些问题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未来带来诸多不良后果。此类问题有:气候变暖,碳排放,废弃物处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安全和生物圈的严重退化等。另一方面,这种不满情绪的传播会造成当代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双重问题,许多问题如抑郁、肥胖、饮食紊乱和对身体形象不切实际的期望,都已经达到流行病的程度。

据预测,患肥胖症的人数将很快达到1亿。让人担忧的饮食失调症也开始泛滥,这种趋势在青少年群体身上尤其明显。数千万的女性患有厌食症或暴饮暴食症,11岁到 17岁女孩排在第一位的愿望是变瘦。9岁和10岁的女孩有40%在减肥,以及许多女孩年仅5岁就开始表示害怕变胖。年轻的男孩同样不能摆脱这种新趋势。许多男孩的玩具模型的肌肉越发地发达,并暗示着这才是理想的身形,现在11岁至17岁的男孩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希望拥有的体形在正常情况下(指不注射激素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形成。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青少年对体形的不满与阅读时尚杂志的频率呈正相关的关系。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斐济普及了电视后,当地患有饮食失调症的人数有了大幅度上升,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

由此可见,相对致力于提升全民的健康和快乐,营销更常见地被用来服务于利润最大化这个单一的目标。然而,强大的传播介质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盈利水平或销售增长幅度来衡量成功是危险的。正如蜘蛛侠彼得帕克的叔叔所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大多数营销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环境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传播、市场营销和媒体界都必须重新考虑与此相关问题的原因。

不过,变革的迹象正在出现。许多国家的消费者开始搜索,看企业针对社会和环境正在采取什么举措。2002年,52%的英国消费者和66%的美国消费者表示考虑过转向使用更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这一数字正在迅速增加。市场营销专业人士开始关心可持续发展,更乐意选择在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公司工作。同样,决策者和监管机构一直在努力培育更负责任的营销愿景。

在赚钱的同时,有可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应该是每一个营销活动的原则性目标。市场营销是唯一的一种功能强大到足以扭转自己过去造成的损害的工具。我们希望各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好好应用营销工具。

日期:2009年10月10日 - 来自[营销]栏目

荠菜的变迁

       “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二月二,葫芦茄子齐下地;三月三,荠菜开花穿件单布衫……”这首江南民歌,我从懂事起,就耳熟能详,直到耳顺之年,仍记忆犹新。
   
  荠菜、马兰、金花菜,是江南乡间野菜的“三朵金花”。儿时,我常与村上的小伙伴一起,拿着镰刀,挎着小篮,到村郊野外去挑荠菜。荠菜常常躲在杂草之间,蔬菜丛中,很不容易找到,不像马兰那样在田埂边上触目皆是。发现一棵大荠菜,常常心头为之一阵惊喜。踏遍村前屋后,冈头冈脑,田埂路边,荒坟侧畔,一下午,能挑到一小篮荠菜就不错了。荠菜洗净后用开水一汆,挤干剁碎,拌之以油盐,十分爽口;热炒,打个鸡蛋一起下锅,非常诱人。而我更喜欢吃荠菜团子。儿时,母亲常将我挑回来的荠菜剁成馅,拌进油盐、笋头,包入米粉团子。那米粉雪白柔软,那荠菜清香扑鼻,饥肠辘辘的我,不吃它三大碗七八个不肯罢休,且百吃不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我们这一代人对于野菜的体验已不再比上一代人逊色。那时,为填饱肚子,荠菜和马兰、金花菜、紫云英,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树叶,成了人们争相寻觅的宝物。春二三月,村村巷巷的男女老少都拎着篮子,拿着镰刀,漫山遍野像发疯似地搜索野菜。那简直是一场野菜的扫荡,绿色的浩劫。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顿顿没有一丝丝油星的野菜,连同一碗碗黑色的“酱油汤”,吃得我们这些正当生长发育的中学生一个个满脸菜色,手脚浮肿得馒头一样。荠菜伴我们度过难忘的青春岁月,也成了我们生命中苦涩而沉重的记忆。
   
  到了1975年,我已在徐州三河尖煤田勘探会战指挥部工作。那年春节,常州探亲返回时,老父亲不顾一家三代人垂涎,硬在我的行李包中塞进一只咸猪头。那时吃肉仍非易事,城里人需凭票供应。指挥部位于微山湖畔的一个大村庄,我们七八个人住在一间大瓦房里。千里迢迢赶到指挥部,我把咸猪头贡献出来请大家品尝,翌日正好是星期天,指挥部负责人当机立断:下午全部出动挑荠菜,晚上包荠菜咸肉水饺。于是,大家抬着筐子拿着刀子来到村外,我没想到微山湖畔和苏南一样,地里星星点点也有不少野荠菜,那荠菜又大又壮,一下午居然挑了一大筐。指挥部大多是山东汉子,个个都是包饺子的行家里手,猪头三下五除二,咸肉很快剁成泥,和切碎的荠菜拌成馅心,一个多小时,七八斤面粉就变成一桌荠菜咸肉水饺。那真是鲜香无比,油而不腻,大家狼吞虎咽,每人吃了几大盘。到底是咸猪头呵,吃完后,不得不猛喝茶水,喝了两个多小时浓茶,嘴里还似有咸味。水喝多了,晚上睡觉就不太平了,一夜间此伏彼起,闹声不绝。在我个人的饮食史上,这是一顿难以忘却的晚餐。
   
  荠菜,由野生发展为园生,农民可以成畦成畦地播种,大片大片地收割,这应该说是农业科技的一大进步。然而,野生荠菜和园生荠菜,味道却有天壤之别。我到菜场多次买过荠菜,那园生荠菜又大又嫩,比野荠菜整齐洁净,但无论是冷拌还是热炒还是包馄饨,感觉都相去甚远。多年前,听说北京一位老革命家在上海一家高级宾馆点名要吃荠菜馄饨,食后兴味索然,便问为什么不如从前的好吃。饭店经理回答原因有二:一是现在市场上供应的都是园生荠菜,园生的不如野生的清香可口;二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吃的东西多了,荠菜馄饨已找不到饥饿时代那种特殊的感觉。听说那位老革命同意了前一种说法而否定了后一种说法,而我则认为两者兼而有之。
   
  荠菜和山芋一样,从前是穷人食品,不登大雅之堂,谁家办喜酒,如果上盆荠菜或马兰那准会令人耻笑。可现在不同了,荠菜马兰烘山芋都上了台盘,登上了高档宴席。一次我小舅子来家中做客,酒过三巡,他竟语惊四座:“当今社会,人是不三不四赚铜钱,菜是不三不四值铜钱。”不三不四的人赚大钱,现在社会上不乏其事,但不能以偏概全;而菜,不三不四值铜钱,却是不争的事实。如马兰、芦蒿之类,在餐桌上价格不菲。这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后,喜欢清淡食品和无污染蔬菜者越来越多,它从一个具体角度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日期:2009年6月26日 - 来自[饮食与健康]栏目

顺应时令的变迁 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秋季养生肺为先

  秋季养生保健必须顺应时令的变迁,注意保养肺气,避免发生呼吸系统疾患。

  起居顺时。秋季气温由热转凉,且昼热晚凉,应做到早睡以避晚凉,早起以吸纳新鲜空气。还应适度“秋冻”,注意耐寒锻炼,以增强机体对天气变化的适应能力。

  饮食润燥。秋季宜多吃生津增液的食物,如芝麻、梨、藕、香蕉、苹果、银耳、百合、橄榄以及鸭肉、蜂蜜以及新鲜蔬菜等,凡辛辣、煎烤等食物宜少吃或不吃。

  摩鼻健身。从初秋开始,每天坚持用冷水洗脸、洗鼻,然后将两拇指外侧相互搓热,沿鼻两侧上下按摩30次,每天1-2遍,以增强耐寒能力。

  秋季润躁吃“五仁”

  核桃仁。有顺气补血、止咳化痰、润肺补肾、防治头发过早变白和脱落等功能。核桃仁所含的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可降低胆固醇,对预防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等非常有益。

  花生仁。含有丰富的脂肪、卵磷脂、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E以及钙、磷、铁等元素。经常食用花生仁能起到滋补益寿的作用。

  芝麻仁。能补肺助脾,润肠通便,益肌肤。

  瓜子仁。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能促使细胞再生,防止动脉硬化及冠心病。

  松子仁。经常适量吃松子仁,可防止胆固醇过高而引起的心血管疾病。松子仁所含的磷脂对脑和神经系统也大有裨益。

  立秋喝粥调脾胃

  秋季,人们会有脾胃功能减弱的现象,特别是体虚者。营养专家称,粥是此时调节脾胃最好的饮食,立秋后早晨喝碗粥,既可泻秋凉,又能防秋燥。

  秋季最适宜的粥是玉米面红薯粥。玉米面含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红薯有祛病延年功效。具体做法是:将玉米面100克,先用凉水调成糊状,待水烧开后放入,然后将切成碎块的红薯一并放入,轻轻搅动以防止玉米面粘在锅底。熬粥时要用文火,中间可点几次冷水,玉米面红薯粥以不稀不调为好。

日期:2008年9月15日 - 来自[中医养生]栏目

药性变迁论

  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凡物之种类不一,古人所采,必至贵之种,后世相传,必择其易于繁衍者而种之,未必皆种之至贵者。物虽非伪,而种则殊矣。一则天生与人力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功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则名实之讹也。当时药不市卖,皆医者自取而备之。迨其后有不常用之品,后人欲得而用之,寻求采访,或误以他物充之,或以别种代之,又肆中未备,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药遂失其真矣。其变迁之因,实非一端。药性既殊,即审病极真,处方极当,奈其药非当时之药,则效亦不可必矣。今之医者,惟知定方,其药则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虽有神医,不能以假药治真病也。


 

日期:2008年5月15日 - 来自[卷上]栏目

湖南花垣调查:农村合作医疗五十年的变迁

李仕权 制
李仕权 制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新要求,并强调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要“以农村为重点”。2003年开始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今年9月底已覆盖了全国85%以上的县(市、区),为全国农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关心农民健康。由于历史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后期,农村合作医疗两起两落,其半个世纪的变迁,折射出我国农民医保制度趋于完善的发展脉络。
  日前,记者走进湖南省花垣县进行了深入采访调查,解剖“麻雀”,呈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的演进历程。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背景下,农民的医疗保障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始终是这一话题的主线,该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几经起落。直到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华大地的田间地头展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新在何处?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今天,其地位和作用如何?面对农民的期待,这一制度还存在什么问题?
  湖南省花垣县因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闻名,却是贫困山区,近八成人口是农民。农村合作医疗在这里的变迁,可视为该制度在我国农村演进的一个缩影。日前,记者走进花垣县调查。
  农民兄弟敢看病了
  农村卫生被激活了

  今年2月,花垣县排碧乡板栗村村民隆玉关在长沙湘雅医院,面对小儿子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4万多元清单时,一度陷于绝望。
  如今,隆玉关指着快满周岁的儿子说,没想到新农合给报了1万多元。“钱都是借的”,他说,如果没有报的这笔钱,孩子如何继续治还费思量呢。孩子要定期复查,新农合还每年报1000元,“为我们想得周全啊”。
  “看得起病了”,村医吴正毕说,以前村民即便得了大病,大多只到村卫生室拿点药扛扛,很少外出就医,“看不起”。这在排碧乡卫生院得到证实,院长麻明芝指着计算机上近两月来就医的参合农民清单说,现在22张病床都不够用,以前,床位都空着。
  花垣县新农合对农民住院费用,按乡、县、省以上三级分别报销60%、50%、30%。虽然属低水平、广覆盖,但健康保障的效果明显。花垣县合作医疗管理局局长石国强说,“从不敢去医院到敢去医院”,使农民患病之初就得到及时治疗,不仅有效缓解因病致贫或返贫现象,也极大保护了农民劳动生产力,促进了社会公平,保障了社会稳定。
  而在花垣县县委书记宛庆丰的心里,新农合的好处远不止上面那些,那是“百姓得实惠,政府得民心,卫生得发展”。
  曾经一段时期,当征税收费成为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其公信力降到一个低点时,2003年起开始的新农合让农民恢复起对政府的信赖。
  “以前我们干部怕见老乡,老乡怕见我们。现在,好多老乡还经常来串门呢。”道二乡党委书记吴兴勇说,新农合加上取消农业税,不仅密切了干群关系,也解放了我们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搞新农村建设。
  更重要的是,新农合“一棋”激活农村卫生全局。
  花垣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失去依托的乡村卫生机构陷入困境,农村公共卫生削弱,医药费用上涨,农民对看病难、看病贵反映强烈。农村卫生工作成为制约“三农”工作的短板。
  新农合成了有力的抓手。先要让参合农民“有地方看病”,原已启动的乡卫生院、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力度,政府投入到位。在道二乡,已启用的新卫生院基本医疗设备齐全,前后两栋小楼,与周边局促的旧房对比鲜明。而不远处的乡政府,尚住在破旧的二层平板房内。
  “有地方看病”还要“看得好病”。农村公共卫生设专人,乡村医生能力培训空前强化,每年补助村医1000元解决其基本困难。吴正毕说,这几年参加上面组织的培训次数明显多了,每次都带回“简单、有效的中西医实用技术,老乡很欢迎”。麻明芝说,县里医生经常下乡来,“县乡村医疗体系资源得到整合”。
  传统合作医疗水平低
  新农合群众基本满意

  新农合的“新”,来自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基础上,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渐成燎原之势。1956年,花垣县开始推行,到1968年,该县道二公社(现道二乡)11个大队(村)全部办起合作医疗,成为当时的“典型”。很快,“合作医疗全县一片红”。
  然而,在排碧乡岩罗村老村医杨再立印象中,那时的合作医疗“水平低”。合作医疗多以大队为单位,每人每年交0.5到1元。资金来源实行社员个人交一点,集体公益金提一点,采种制中草药积累一点。尽管统筹层次和筹资标准很低,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医疗需求低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吃药问题。
  然而,由于没有政府制度化的组织和财政支持,靠农民自发的合作医疗迅即陷入筹资难,制度巩固、发展、提高更难。1979年后,农村生产责任制推行,集体经济不复存在,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的合作医疗濒临解体。到1985年,全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降至5%。
  “传统合作医疗的问题,是缺乏财政支持。”曾认真调研过农村合作医疗的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向春玲认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呼声强烈,卫生部要求各地重办农村合作医疗。然而,由于筹资、运行等基本模式仍延续以往,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并未有根本改观。到1997年底,全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7%,参合农民不到10%,且年度增长不到2%,原有意图没有实现。各地的意见反馈到高层,如何保证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成为关注重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浮出水面。
  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见》,要求各地选两到三个县(市)先行试点,再逐步推开。
  花垣县作为湖南省3个试点县之一,被列入全国首批试点范围,当年8月1日启动运行。第一年度,在15%农民外出打工的情况下,17万农民参合,全县参合率达74%。2005年,上升到78%。2006年,政府给农民补贴,实现100%。截至目前,新农合运行顺畅,资金安全,补偿到位,调查显示农民基本满意。新农合初步显示良好的“持续性发展”预期。
  “持续性的保证,有赖于新农合区别于传统合作医疗的五个"新"上。”向春玲认为。
  一、新农合是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而传统合作医疗主要靠乡村集体自行组织。
  二、政府投入占大头的新农合资金来源稳定。而传统合作医疗资金,主要靠个人缴纳和集体经济补贴,政府财政不负筹资责任。
  三、新农合以“大病统筹”为主,兼顾门诊,重点解决农民因大病致贫、返贫问题。传统合作医疗主要解决小伤小病,抗风险能力差。
  四、新农合以县为单位统筹和管理,传统合作医疗多以村为单位。如花垣县全县23万农民与一个村的几百人相比,统筹的范围大,互助共济的能力越强,基金运用越充分。
  五、与传统合作医疗保障形式单一相比,建立新农合的同时,建立起医疗救助、低保、社会捐助等渠道相配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农合补偿较低的不足。
  筹资成本有些高
  补偿水平有些低

  然而,推进中的诸多困扰挑战着新农合的“持续性”。
  “筹资难,成本高。”虽过去3年多,吴兴勇仍难忘试点第一年筹资的难度。2003年3月起全乡工作重心转到新农合,先是两个月基线调查,5月预备会,6月动员会,6到7月筹资。全部28个乡干部分解包村,他包的村在4公里外,240多户。然而,在经历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几起几落和诸多乱收费后,一开始农民对新农合充满抵触情绪。当年,该村参合率71%。
  “事后一算,全县当年收参合费230多万元,光开会、宣传、日常管理等运行成本就达50多万元。”宛庆丰还发现,此后两年运行成本也没有像期望的那样大幅下降,“城市职工可以强制性从工资代扣,农民只能一户户去收缴,不愿交的还要耐心说服。”
  按规定,运行成本不能动用新农合基金,只能县乡自行消化,这给贫困地区的县乡财政极大压力。而且,新农合的动员组织牵涉乡村干部的过多精力,影响到其他工作。
  “补偿水平偏低,化解农民大病风险能力有限。”石国强表示,随着初期“10(中央)+10(地方)+10(农民)”方案到如今的“20+20+10”方案,该县补偿比例也由原先50%(乡卫生院)、40%(县医院)各提高10%,报销封顶线也由2003年的3000元,逐年提高到5000元、1万元、1.5万元。
  即便如此,对花销过万元的患大病农民来说,40%到60%的自付部分仍是不小的负担。花垣县推行新农合前曾做过测算,按2003年消费水平,要根本解决农民看病补偿问题,每个农民至少达到117元,目前的50元尚不足其一半。
  不仅花垣县,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对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乏力,“简、便、验、廉”的中医药应用不够,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新农合中定位尴尬等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基层工作人员建议,在新农合向全国推广后,将县级统筹逐步扩大到市级甚至省级,并实现此项制度在各地之间以及与城市基本医保制度的对接,解决流动人口的异地医保问题。对贫困地区,政府应加大包括补助地方新农合运行成本的财政支持力度,适当减少当地农民应缴数额。鉴于新农合的低保障水平,应当及早健全完善彰显医保“底线公平”的医疗救助体系。
  “虽然,新农合不完备,但它第一次使中国农民享受到政府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阳光。”向春玲说,这是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进步。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按中央部署,2010年新农合基本覆盖全国9亿农民。“那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项社会保障项目,世界将为之瞩目。”
日期:2007年11月16日 - 来自[农村医疗卫生]栏目

公共危机与规制变迁——美国《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形成史(之二)


  
  对越来越不合时宜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法律修订小组从1933年起开始了这部法律的修订工作,但小组成员谁也没有意识到修订过程的困难重重和随后讨论审议的步履维艰。法律修订者积极努力工作,自觉征求产业界的意见,并在草案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于1933年4月27日请制药企业代表召开座谈会。草案完成后,便立即提交给了国会的农业委员会,但农业委员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审查这部法案,之后草案递交给了参议员科普兰德(Copeland)。科普兰德早年是一名眼科医生,在1918年出任纽约市卫生委员会主席,1932年出任美国参议员。科普兰德被认为是一个“有着超强交际禀赋的人”,他身上镌刻着理想主义者的痕迹,从1920年开始,他就对FDA给予了恒久不变的支持。科普兰德在没有阅读完修订草案的情况下,就同意了该部草案,并将其提交给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及其子委员会审议,法案编号为S.1944。
  1933年12月7日和8日,美国有关部门召开了围绕这部法案的听证会。听证会上更多的声音是在代表产业界利益,产业界认为只要对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中的个别条款进行修订就够了,无需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修订。企业反对将规则制定权授予农业部以及FDA,认为这样会给予规制机构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规则的不确定性和不公平,并有可能使药品规制机构变成医药企业的“沙皇”。
  《新共和》杂志认为,这是产业界向罗斯福总统及其新政的首次公开宣战。其中最有力的反对者当属专利药联合会(PA)和美国制药企业联盟(UMMA),他们认为产业界的自我规制,效果会优于更为严格的政府规制;认为拟议的法案侵犯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石。同时认为处方药的引入,会剥夺美国人民自我药疗(self-medication)的权利。卡尔金斯(Calkins)在1933年略带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医生的处方,你我就无法去服用阿司匹林片剂、石蜡油、苏打水,那真将面临一场困境。法案中当然并没这么说,但在这些条款下,这些情况已变成了可能。”这位专利药制药联合会的法律顾问甚至说,“在我此生中,从未读过或听说过这样一部条款如此怪异,目的如此邪恶,(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此有害的法案。”
  在听证会后,法律修订小组对这部法案进行了修改,对产业界利益作了很大妥协,修改后编号为S.2000的法案提交给了1934年1月4日的第73届第2次国会会议,然而在2月27日到3月3日的听证会上,各方依然各执一词。在本届国会的剩余期限里,立法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或许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在这个阶段,国家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复兴,而非药品规制。
   南开大学法学院 宋华琳
  文章属学术性探讨,除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不作为执法依据。
日期:2007年8月24日 - 来自[动态]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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