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07年医患关系五事件

    又是一年岁末，各式各样的盘点开始了。

    对于医患之间的种种，2007年，我们无法回避些曾经促使着这行业与社会共同反思的大小事件。

    盘点2007，我们希望能站得高，看得更远。

    事件一：“茶水门”事件

    2007年3月，因为某医学专家“拿杯茶水都能化验出问题来”的一句戏言，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记者设计了一次调查。记者乔装成，将事先准备好的茶水当作尿液送到杭州10家医院进行检验，结果居然有6家医院验出“白细胞”等超标，并认定茶水“发炎”。

    于是，调查记者推论：“这些医院的工作作风不严谨，像这样的医院能让患者放心吗？谁又能排除这种‘马虎’不会发生在患者身上呢？”

    很快，“茶水发炎”事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相关评论随之而来。就在这一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医生群体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时，一场自发性的医务人员“反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来自92家三甲医院的志愿医生进行了“用茶水做尿常规化验”的试验，结果证明了用茶水做的化验结果93.4%都能验出病理指征。

    对于此前相关报道的指责，医务人员说：“某媒体为了他们的卖点，以‘有罪推定’的固有思维演绎了一场针对医疗界无聊的恶作剧，置医患信任于不顾，作弄了医务人员，愚弄了百姓，毒化了医患关系，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记者点评：在过去的一年里，对于全国医务工作者来说，“茶水门”事件戏剧性的结局无疑令人振奋。积极参与“茶水当尿检”反调查的医务工作者们，在用清澈的绿茶为自己正身的同时，回击了那些不负责任的错误报道和恶意中伤。

    在此后各式各样的说法中，我们看到了医务工作者们将一个不算复杂的检验原理上升到医德和信誉的高度来理解。这一事件也告诉人们，在知识的不对接领域，低位者往往有负面归因，而高位者往往解释乏力，这一切都因为缺少一个共识——信誉需要信任的眼睛，真理需要真诚的耳朵。

    事件二：“白衣钢盔秀”

    这是一个因紧张医患关系导致的极端案例。

    2007年5月19日，江苏镇江第一人民医院急诊中心的医护人员向医院申请戴头盔佩警棍上班，理由是该急诊中心的多名医护人员频频遭遇病人威胁、恐吓、打骂，由此担心人身安全问题。

    在该医院急诊中心负责人向媒体记者展示的《关于加强保护急诊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请示》中，医护人员向院方提出了5条建议：每天24小时派保安加强保护；在急诊中心内增加监控摄像，以便保留证据；与公安局联系，在医院增设公安警务室；急诊中心医护人员取消佩戴有姓名的工号牌；给当班医护人员配发头盔和警棍，头盔防打、警棍自卫。在这份以“急诊医学中心”名义发出的《请示》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在没有采取切实有效防护措施前，为使急诊医护人员安心上班，下周起科室自行佩戴头盔和警棍上班，用于防护和自卫。”

    不过，考虑到社会影响等因素，该医院拒绝了急诊中心“戴头盔佩警棍上班”的要求，同时采取安装摄像头、加强巡逻等多项措施保证急诊中心医护人员的安全。

    记者点评：事实上，“申请”戴头盔佩警棍上班，并非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的独家专利。2006年12月，位于深圳市平湖的山厦医院因为与一死亡患者的家属发生纠纷，医生护士不断遭到围攻谩骂，连续数日该院医护人员戴着钢盔上班，早已在社会上引发了口水大战。

    其实，“白衣钢盔秀”的出现是医院对“医闹”现象表达无奈的方式，希冀引起有关方面对“医闹”现象的重视。尽管“白衣钢盔秀”只是医院加强自身防护、以防不测的权宜之计，然而这种以暴制暴的形式却有可能使医患双方陷入“相互报复”的野蛮丛林状态。

    事件三：卫生部鼓励第三方调处医疗纠纷

    2007年9月28日，独立于医院、患者及保险公司之外的第三方中立组织——安徽铜陵市医疗纠纷调节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安徽第一个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引起当地医疗界的关注。而在此前后，国内很多地方相继建立了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构。有媒体称，建立第三方独立机构调解医疗纠纷，标志着此前处理医患纠纷“兄弟相互鉴定”模式的终结。

    然而，对于这种以第三方机构来调解医疗纠纷的现象，卫生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并未表态，这也让各地探索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模式的有关部门和人士有些担心。

    直到10月10日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明确表态，各地通过建立第三方机构来调处医疗纠纷的办法是值得肯定的，卫生部也希望各地积极探索，化解在医疗活动中出现的医疗纠纷，以及一些造成医患双方都为难的问题。

    毛群安认为，国家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医疗事故鉴定办法，但在临床上出现的大量医疗纠纷不是事故，而是纠纷，其调处也是目前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面临的难题，因此，卫生部对各地积极探索采取多种方式来调处医疗纠纷是支持和肯定的。

    记者点评：制度学派将保证制度实施的方法三种：一种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即双方各自约束自己，自觉遵守已有承诺，以道德自律维持；第二种方法是“制度的相互实施”，即双方互相监督互相约束，如果一方不遵守已有的约定，另外的一方可以实施报复严厉惩罚对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报还一报；最后一种是“制度的第三方实施”，即在一致同意下大家把监督的权利交给某个利益无涉的第三方，由第三方执行监督和惩罚。

    当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以暴制暴的“制度的相互实施”显然不可取，而“制度的自我实施”还有待道德秩序的完善，此时“制度的第三方实施”或将有所作为。

    目前，我国并不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自然也不会缺少相关鉴定专家、仲裁部门，但缺少一个独立高效的能够在患者与医院之间寻求公正合理利益的“仲裁机构”。因此，在卫生部明确表态鼓励之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力量值得期待。

    事件四：“拒签致死悲剧”

    这是一个由互不信任的医患关系催生的极端案例。

    2007年11月21日下午4时左右，北京某医院，一名孕妇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医院。面对身无分文的孕妇，医院决定对其免费入院治疗，而随孕妇同来的“丈夫”却拒绝在医院的剖宫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在长达3个小时的僵持中，该男子一直对众多医生的苦苦劝告置之不理。为了让该男子签署同意手术单，甚至医院的许多病人及家属都出来相劝，一名住院的病人当场表示：如果该男子签字，则立即奖励他1万元钱。然而所有说服都毫无效果，医院紧急调来已经下班的神经科主任，经过询问，其精神毫无异常。

    该医院妇产科医生在3个小时的急救过程中，一方面请110紧急调查该孕妇的户籍，试图联系上她其他家人；一方面上报了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得到的指示为：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在“违法”与“救死扶伤”的两难中，医院的几名主治医生不敢“违法”进行剖宫产手术。

    当晚7时20分，22岁的孕妇因抢救无效死亡。该男子当场大放悲声，不断地指控医生“是凶手”。

     “拒签致死悲剧”发生后，有关这名叫肖志军的男子一直拒绝签字的原因流传着几个版本：一是坚持认为妻子李丽云只是感冒，无需转到妇产科；二是害怕剖腹影响二胎。事后，李丽云父母否认肖志军和李丽云是夫妻关系，并打算起诉肖志军和医院。

    记者点评：古语说，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医者不可不仁慈，不仁慈则招非。不信任使医生将自己限于协议（如手术同意书）的文字，不期望成为病人福利的维护者、咨询者和保护者；不信任还导致该做的手术，医生担心有风险就不做了，或什么检查都做，以免病人投诉；不信任导致病人或家属采取非法手段索赔，医患关系恶化。

    其实，“拒签致死悲剧”何尝不是互不信任的医患关系催生的极端案例？

    自从“拒签致死悲剧”发生后，引起了医学界、法律界和伦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各方围绕医疗制度、生命权以及悲剧发生后的问责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有人为肖志军的愚昧麻木悲哀，有人为医疗法规的不尽合理叹惋，更有人为医院所谓的束手无策愤懑。见死不救丧医德，是不少人对医院方面的指责，而对此，“仁至义尽”的医院似乎也满腹委屈。

    在所有纠葛之中，我们分明越来越感觉到，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迫在眉睫。

    事件五：卫生部将对医务人员医德考评

    12月19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建立医德档案，并进行年度考评，以促进医德医风的改善。

    《指导意见》规定，医师、护士及其他卫生专业人员都要参加考评，分为自我评价、科室评价、单位评价等三个步骤，考评结果与医务人员的晋职晋级、岗位聘用、绩效工资等直接挂钩。同一天，卫生部部长陈竺强调，要在卫生系统加强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端正医德医风。

    一石激起千层浪。《指导意见》发布后，立刻引来众多议论。其间，有赞许，医疗管理部门终于意识到了医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了；有担忧，医德考评制度面临沦为新的形式主义的危险；也有批评，患者评价的缺位是考评制度的致命伤……

    记者点评：对于“失去医德，医患关系将会怎样”类似命题，答案不言而明。尽管如此，临近岁末的这则消息却引发了不少争议。

    尽管《指导意见》罚则并不具体，尽管准确鉴别医务人员履行职责是否认真、服务态度是否恶劣有一定难度，但该《指导意见》的出台无疑是件好事，如果能落到实处，对于医德医风的改善肯定会有所促进。

    事实上，医德考评所涉及的内容，在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早有规定。遗憾的是，长久以来，个中一些细节常为人所忽略。毋庸讳言，看病难、看病贵之所以成为顽症，除与体制有关外，与医务人员的医德多少也有些关系。

    我们希望，建立医德档案是改善医德医风的一个新的起点，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让患者在医务人员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优质服务和人文关怀，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记者手记

    重建医患信任

    ■语冰

     “你相信我吗？”对于医生这样的问题，有多少患者会坚定地回答“我相信”呢？

    目前，医患之间存在的一个死结在于无法迅速进入沟通程序，瓶颈就在于不少患者像肖志军一样出于自己或者听来的经验，他们对医生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失去信任感。

    以医疗事故的处理为例，除了鉴定医疗事故本身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因为鉴定者要在执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中抽选，患者和家属担心存在同行袒护，常常不愿承认对医院有利的鉴定结果——这是人们呼唤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任”缺失之后，大家都在期待，希望“法律”能给乱麻一团的医患关系理出头绪——这正是“拒签致死悲剧”中在场医生们犹豫不决的原因所在。

    在医学生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未来的医生们也对法律寄予了厚望。在“解决医患纠纷的关键因素”和“遭遇医患纠纷的应对措施”两个问题下，医学生们的选择惊人的一致，绝大多数寄望于“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寻求相关法律援助”。

    当“医者父母心”的道德训诫所维系的医学伦理已经不能说服医患双方的时候，医学生们更倾向于法律也许可以理解。虽然这种想法与上一代的想法并不一致。一项针对医学生父母的调查结果表明，父母们对解决医患纠纷更倾向于“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而不是制定法律。也许父母们都有过这样的心境：与其说是担心医生的水平不够高，还不如说更多是担心问而不答的冷淡脸色，或者不能得到期望中详细、浅显的解释。

    现在医院院长们都在告诫医生和护士，要注意患者的权利告知、知情同意，如果是治疗过程中有变化，也要做到及时通知，取得谅解。这些内容本是医患双方的必要沟通，但现在听起来却有种警戒的意味。

    尽管医院程序上的告知比以往更加滴水不漏，但医生可能会拒绝有风险的操作，或者根本就不说那些可能引起患者不快的话，而这种状况使医患双方陷入了更加缺乏沟通的恶性循环。

    医学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92家三甲医院“用茶水做尿常规化验”的试验，证明了用茶水做的化验只有93.4%能验出病理指针。

    或许99%以上的成功率对一个医生来说堪称优异，但对1%疗效不著的患者而言，足以引起不满。频繁发生而善后艰难的医疗纠纷，正冲击着医疗秩序和医患双方的信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立了“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后，从前医学界常说“冒99%的风险去争取1%的希望”的话，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从医院溢出的压力正日渐变成社会心理，并传递到未来的医生那里。

    医患双方的高度紧张和提防，不仅导致看病的过程令人身心俱疲，而且导致医护人员不愿意承担高风险治疗，尽管他们从医学院毕业时曾宣誓过，为救治病人要勇于承担这些风险。

    我们何时重新找回医患之间的信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