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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捐献孩子器官心愿遇羁绊 “脑死亡”立法再思考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崔颖 郭翔鹤 200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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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在这片晨雾中,一个令人心酸的噩耗传来:5岁上海男孩佳佳在文登整骨医院匆匆离去,令人惋惜的是,孩子父母捐献器官的良好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文登整骨医院现场佳佳昨晨告别人世前晚值夜的佳佳妈妈孙丽(化名)在昨日清晨5时30分突然发现儿子的心跳停了。晨报前方报道人员向他们献上了素色花束,带给他们来自家乡的慰问......


  前天一场淋漓的夏雨,把山东文登市的大街小巷浇了个透,这场雨直到昨日凌晨方才止住,弥漫的灰色雾气让这座小城显得有些肃穆。就在这片晨雾中,一个令人心酸的噩耗传来:5岁上海男孩佳佳在文登整骨医院匆匆离去,令人惋惜的是,孩子父母捐献器官的良好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文登整骨医院现场佳佳昨晨告别人世

  前晚值夜的佳佳妈妈孙丽(化名)在昨日清晨5时30分突然发现儿子的心跳停了!她慌忙摇醒丈夫、叫来护士,合力对佳佳进行胸部按压,试图使他的心脏重新起搏,并接上呼吸机想使他的肺部重新“工作”。但是一切都显得太迟了。

  人们在文登整骨医院5病区

  icu病房(重症监护病房)看到的是一幅凄凉的场面:佳佳头戴一顶蓝色的nike棒球帽,身穿衬衫长裤仰卧在病床上,脚上是一双雪白的网球鞋。不久前,这双鞋曾保护佳佳的小脚在渤海湾的沙滩上飞奔,如今却再也无法展现生命的蓬勃活力了。

  佳佳依旧眉清目秀的脸庞让人感觉他像是在熟睡,脸上丝毫没有死亡的恐怖颜色。佳佳的妈妈孙丽坐在儿子遗体旁,目光呆滞,一言不发。佳佳的爸爸黑着眼圈、脸色铁青地陪在妻子身旁。佳佳的爷爷在5天内失去了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和聪明伶俐的孙儿,他毫无表情地坐在病房门口的木凳上似乎已经麻木了。

  一家普通上海人的悲剧,就这样在千里之外的异乡上演。晨报前方报道人员向他们献上了素色花束,带给他们来自家乡的慰问,更是表达对孩子父母想捐赠孩子器官的无私精神的敬意。

  噩耗传到长征医院 一切努力戛然而止

  昨天上午,佳佳不幸离去的消息传到了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连说了好几遍“太遗憾了,太遗憾了。”与缪院长同样心情的还有长征医院的其他专家。

  按照原定计划,晨报已于前天为佳佳联系了上海长征医院。而为了给上海专家提供更精确、完整的病例资料,前日晚上,晨报第一时间飞赴文登采访的人员让医生举着佳佳的头颅ct片,对着灯光一张一张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并通过网络发回了晨报。昨天下午,长征医院本来会组织专家针对佳佳的病情开展专题研讨,并随时准备飞赴山东文登提供医疗援助。文登整骨医院也准备与上海方面派出的专家联合救治佳佳,万一发生不测,也可以凭借上海专家在器官移植方面的丰富经验达成孩子父母的愿望。而现在,随着佳佳的离去,一切努力戛然而止。

  “当初的打算如今没法实现了,孩子连一点可以留念的东西都没有了……”佳佳父亲泪水横流。如果当初接到他们想捐献器官电话的单位及时作出回应,也不会导致他们寻求援助的过程延长,造成后来上海专家团的反应时间捉襟见肘。

  文登整骨医院的医生说,在这次“生命长跑”中,如果再多出24小时,佳佳宝贵的生命资源可能会给多名孩子带来生的希望。

  受捐与捐献之间断层

  在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记者看到了厚厚一叠等待器官移植的登记表,足有几百张。研究所主任朱有华无奈地表示,这些人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检查,随时可以接受移植,但现在他们除了等待,还是等待。从事肾移植研究的专家王立明说,中国目前有100万名尿毒症患者,但现在已接受肾移植的尿毒症患者仅3万多人,大部分人还在等待中艰难度日,这其中除了没有器官来源,还有沉重的经济压力迫使病人没有条件治疗,多少人就在这样的等待中离去。

  “器官捐献”引发思考再催“脑死亡”立法

  “我能理解孩子家属在捐赠受拒时的感受。”长征医院神经内科赵忠新教授流露出无限感慨。谈起器官捐献在中国的风风雨雨,这位神经科领域的专家告诉记者,与佳佳父母一样产生过器官捐献念头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但由于我国迟迟没有对“脑死亡”立法,因此由热切盼望转为极度失望的例子还有很多,医院即使有这份心,却往往在法律面前却步。

  据专家介绍,单纯从判定“脑死亡”这件事来看,若干年前,阻碍中国“脑死亡”立法的是国人心中的传统观念———“心跳还有怎么能说人死亡了?”而现在,尤其在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大脑死亡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与其无谓地耗费大量的医疗资源,还不如让生者从沉重的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或者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让亲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王立明说:“佳佳这件事情体现一个现象,就是部分市民的意识已经超前,加上器官移植的医疗技术已经成熟,我个人认为全面开展器官移植的土壤也已经形成,给‘脑死亡’立法,从法律上保障移植‘脑死亡’者器官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才能有机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器官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认为,卫生界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大大推动了我国“脑死亡”标准建立的进程。但是,制订符合中国“脑死亡”的标准没那么简单,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仅仅家属同意捐献是不够的,必须要完善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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