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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吹牛拍马的皇帝在历史上有哪几位?

来源:医源世界 作者:佚名 20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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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边的大臣们回答说:梁周翰是做文字作业的,国家取得了新成就,皇帝创始了新气象,他撰文歌颂,是他的责任啊。检点做皇帝的赵匡胤,本是一赳赳武夫,从他嘴里冒出来这句谩骂读书人为措大的粗话,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可在舞文弄墨的文人眼里,却被一句措大羞了个面子全无、灰头土脑。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春,贵......


 

在我国古代统治者的周围,总有许多的帮闲者,他们投其所好,进谀词、表忠心、舞文弄墨、偷梁换柱,为统治者抬轿子、吹喇叭,制作太虚幻境。许多统治者就是在这种自己喜爱的虚幻空气中,喝多了这些人进献的迷魂汤,以致忘乎所以,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胜。当然,也有少量统治者是清醒的,他们不喜爱阿谀巴结。他们不光会归还谀词,甚至还会痛斥阿谀者。

宋人龚鼎臣在《东原录》中记载:赵匡胤登基后,曾将丹凤门修葺一新。有个文臣梁周翰,匆促写了篇《丹凤门赋》,大举烘托丹凤门的壮丽,大拍皇上的马屁。谁知赵匡胤并不配合,带着鄙夷的神色问大臣:“为何要写此赋?”身边的大臣们回答说:“梁周翰是做文字作业的,国家取得了新成就,皇帝创始了新气象,他撰文歌颂,是他的责任啊!”赵匡胤却说:“不就是修了一个门楼吗?也值得讲这么多废话?这些耍笔杆子的‘措大’,也太爱拍马屁了!”说完,就把那篇梁周翰精心炮制的《丹凤门赋》扔到了地上。

“检点做皇帝”的赵匡胤,本是一赳赳武夫,从他嘴里冒出来这句谩骂读书人为“措大”的粗话,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可在舞文弄墨的文人眼里,却被一句“措大”羞了个面子全无、灰头土脑。而赵匡胤这一看似粗鲁的行为,关于从前被漫山遍野、翻天覆地般歌功颂德的文字,看花了眼和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来说,应该为赵匡胤的这一“英明”行为拍手叫好。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春,贵州布政司陈述说:“上一年北征班师时,皇帝的恩诏传到思南府,听到太岩山连续喊了三句‘万岁’声,这是皇帝威德远加山川效灵之应。”礼部尚书吕震看到陈述后,觉得这是一次向皇帝献媚的好机会,所以,恳求上表恭喜。永乐皇帝朱棣不光没有答应这样做,还把吕震狠狠地骂了一顿:“臣子服侍君主,应当据守道义。阿谀取容,不是贤人君子应该做的。人在山沟中呼叫标语,远处的大山发生回音,在道理上是解说得通的。布政司官员不明白事理,以为是祥瑞,姑且可以了解,你身为国家主管文化宣扬和教育作业的长官,不能辩别其荒诞,还想带头进献贺表,巴结取悦朕,莫非契合人臣以道事君的大义吗?”叱骂往后,吕震这才闭上了嘴(载于《典故纪闻.卷七》)。

像宋太祖、明成祖这样不图虚名的皇帝在我国历史上究竟不多,更多的倒是喜爱阿谀巴结、甜言蜜语的昏君和庸君。在此情况下,大臣们,特别是在皇帝身边作业的人,假如可以在君主糊涂时直言相谏,有时也能使晕头转向的统治者略微清醒一些。下面罗列两个比如,以便触类旁通。

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宦官吐突承璀为了拍唐宪宗的马屁,在安国寺建了一座巨大壮丽的碑楼,预备用来宣扬皇帝的积德行善。唐宪宗把起草碑铭的任务交给了翰林学士李绛。李绛不光没有起草碑铭,还坚决对立这一做法。他以尧、舜、禹、汤等圣人都未立碑自言圣德,只要秦始皇巡游所过,立碑文石自吹为比如,阐明不写这类拍马屁文章的道理。唐宪宗听了李绛的劝说,遂命令,以百牛拽倒了碑楼(《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记载)。

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六月,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没了汴、曹、单、濮、郓等五州。后晋朝廷组织了几个道的民夫参与抢险,总算堵住了缺口。抗灾成功后,后晋皇帝石重贵预备刻碑记载此事,并计划把抗灾成功的功劳悉数记到自己头上。可是,此事却被中书舍人杨昭俭阻止,他进谏说:“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记载)石重贵也不错,他以为杨昭俭说得对,遂中止了这一好高骛远的荒诞行为。

打败一次大灾难,竖立一块纪念碑,歌颂一下英明领导,这种在现在看来都“非常正常”的做法,却在一千多年前遭到了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坚决对立。他不光对立刻石纪功,还公开要皇帝下“罪己诏”,向全国公民作出深入的检讨。这个官员的胆子也真够大的!不过,细心想来也有道理,大灾往后,满目疮痍,连恢复都来不及,哪有心思高唱颂圣之歌呢?况且,古人都是深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和学说的。他们以为,上天在冥冥之中能干涉人事,而人的行为在冥冥之中相同能感应上天,这就是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的道理。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灾异或祥瑞,表明了上天对人世当政者的谴责或褒奖。杨昭俭以为,这次黄河决口形成的公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正是上天对皇帝的谴责,是因为皇帝的“失道”引起的。因而,让后晋皇帝石重贵颁“罪己诏”,也就有了充沛的理由,也就入情入理了。由是,“纪功碑”变成了“罪己诏”。

杨昭俭敢于直谏固然不易,但在惯于把坏事当成好事办的国度里,石重贵能听得进如此尖锐的批判,也殊属难得。

面临谀词,领导者假如可以像赵匡胤相同把献媚的谀词“归还”给献媚者,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假如不能,现在的部下,还有多少能像李绛与杨昭俭这样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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