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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永利:中医实验研究不仅仅是验证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皋永利 2006-9-21

摘要: 一直以来,不少人对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医颇不以为然,特别是对某些中药或方剂疗效的研究,认为实验的方法只不过是对临床疗效的一种重复验证,除此之外毫无意义。客观地说,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医,首先体现了中医研究对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的接纳,认识到“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恩格斯《自然辩......


一直以来,不少人对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医颇不以为然,特别是对某些中药或方剂疗效的研究,认为实验的方法只不过是对临床疗效的一种重复验证,除此之外毫无意义。笔者以为这种认识过于肤浅,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深层的意义却落在了视野之外。客观地说,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医,首先体现了中医研究对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的接纳,认识到“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是中医的进步。另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在验证的同时去深化对中医理论的认识。
  从现代科学水平阐释中医疗效
  中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其科学性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它具备了知识性、规律性、真理性、实践性等科学的本质特征。但是,科学性与科学水平则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医学虽然从古代发展到今天,历经两千余年,但仍属于古代科学的范畴,其水平与现代科学存在时代差距。也正是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在现代社会中,中医的许多东西,特别是治法、疗效方面的问题,用现代实验的方法去进行科学阐释便成为需要。
  首先,实验水平上的验证,是对中医疗效的客观确定和微观认识。中医疗效,是在宏观水平上的总结,具有笼统性和模糊性,是基于对整体现象的观察,没有真正从结构上去认识疗效的确切靶点和靶位,也就是说它的作用点和线路不清楚。在治疗过程中随着证候的动态变化方药会随证加减,而其药味的变化和量的变化,内在客观依据不清楚。通过实验的方法,寻找中药或方剂的有效组分和作用于人体的确切部位,理出中药与疾病的线性或非线性关联,便可对中医疗效做出客观解释。如对方剂配伍的理解,就会由以单味中药为单位的配伍上升到以中药有效组分为单位配伍的水平;对方剂与脏腑之间关系的理解,就会上升为有效组分与靶点或敏感点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上的深化,不是在改变中医理论,而是对传统中医理论的科学提升。中医同西医一样,治疗的对象都是人,社会对它们疗效要求的标准应当是同等的,那就是既肯定又明确。肯定即是要求疗效稳定确切,明确则是要求疗效机制客观清楚,也就是说,应当在现代科学水平上对疗效作用与机制做出说明。这也是中医国际化的基本要求。用实验的方法对疗效进行客观确定,有别于中医宏观的以证候进退为依据的疗效判断,它对疗效的把握从现象观察深入到对机体内景的认识,由古代科学水平上升到现代科学水平,是对中医疗效机制的现代阐释。
  其次,通过实验研究,明确中药的不良反应。中药不良反应的频繁发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迫使我们不得不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去研究它,实验方法则是其主要的研究手段。中药不良反应的确切发现,是科学进步的表现,它使中药的安全性纳入了科学的监控之中。中药传统的“十八反”、“十九畏”,只是古代水平上的粗线条的估计,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标准。而且,这些也仅仅是其中对部分的总结,只能算是经验,称不上是规律性的东西。只有通过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通过严格意义上的验证,才能对中药的不良反应得出清晰而正确的结论,才能使传统中药变成现代中药。现在仍有一些人对中药研究的严格要求和科学管理表示不解。这实际表现出的是中医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就像有学者说过的一样:“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传统医学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渐渐出现。传统社会是伦理优先的“熟人社会”,医疗行为不需要客观中介,完全依靠医者自律和患者信任,所以没有形成对中医的实证要求。但在现代法律优先的“生人社会”,医患双方的自律与信任难以为继,因此,客观中介便成为必需。西医有实证基础,医患通过各种客观检查证据为医疗活动建立共识,故较好地适应了现代社会,成为主流医学。而中医因为没有形成客观实证的基础,医患共识难以建立,故对现代社会适应不佳,渐渐边缘化。就中医的古方而言,极少有注明不良反应的,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是需要借助现代科学进一步研究加以补充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古方、名方就不可以怀疑,马兜玲、鱼腥草等不良反应的发生,应当引起中医界同仁的反思。应该充分认识到,严格进行中药不良反应研究,是现代科学对当代中药水平的要求,更是当代社会人类健康对它的要求。
  从更深层次揭示中医规律
  中医对人体疾病的认识,是通过“由外测内”而获得的;其对病机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古代哲学的层面上,对某些规律的认识缺少人体内在的生理病理的客观支持,表现为认识上的局限和粗浅。由于方法和水平的限制,中医的某些理论的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些不足和缺陷。就中医学的气、阴阳、脏腑、经络、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而言,它们如实地反映着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客观现象和规律,两千多年的临床检验证明它们基本“符合事实”,理论的预见大多能够得到证实,但是其真理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许多理论带有科学假说的性质,还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理论的严格程度,尚需要进一步验证和修正。假说与理论并非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判断究竟属于假说,还是属于科学理论,完全取决于它在实践中特别是科学实验中被证明的程度。客观地说,在中医理论中,有一些是揭示普遍规律的,有一些则只是说明概率形式规律的。例如中医的“不通则痛”理论,就是表达的概率形式规律,它不能确定所有人在气机不通的时候都会出现疼痛。如老年或身体虚弱的病人,正气已不足以与邪抗争,所以在气机被阻的情况下就不一定有疼痛的表现。就医学而言,假说也好,概率形式的规律也好,要真正转化为真理性的理论,惟一的途径就是对研究的对象——人体,从现象与内在结构的联系上做出客观的说明和验证。
  揭示逻辑关系是科学研究中的关键之处。明确的逻辑关系惟有从严谨的推演中获得。而中医理论的总结则主要依靠的是传统的归纳方法。杨振宁教授在《〈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中曾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那么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中国古代没有对于推演法的重要认识,这是一个致命伤。”受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中医缺少的同样不是向上“求整体”,而是用推演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向下“求部分”。
  说到求证部分,便一定会有人说在用还原的方法研究复杂性的人体。有人对于复杂事物研究方法总结出了几个要点:一是着重研究系统集成的方法对整体性质的影响。二是着重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对整体性质的影响。三是寻找复杂系统的“靶点”或“敏感点”,以便用“四两拨千金”的方式改变体系的状态。并举历史上法国的拿破仑、中国的诸葛亮善于用兵布阵打仗的例子来说明。其实上述每一个要点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它的要点中忽略了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单元的基本结构与功能。试想:如果你对构成整体的基本单元的结构与功能不清楚,何以去组装?如果拿破仑、诸葛亮不了解每一个“兵”的特点,何以去用兵布阵?又何谈“四两拨千金”?只有对每一个功能单元了如指掌,才可能谈得上它们对整体的关系和作用。
  事实证明,判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依靠实验方法,并借助理论思维,才能弥补单纯观察的不足。而且科学史也表明,近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突破,一般不是直接来自生产实践,往往要通过实验这个环节。例如放射性化学元素的发现,基因学说的形成,电磁感应定律的确立等等。可以这样认为,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医,不仅能验证假说,而且是从更深层的人体微观世界去认识中医的规律,弥补由于直觉、顿悟带来的缺陷,去除偶然性,显示必然性。除此之外,进行中医实验研究,在验证中医的同时发现机遇,可以寻求新的突破。这也是用实验方法研究中医的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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