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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本草药理学及其经方应用举隅

来源:www.tcm100.com 作者: 200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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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典本草药理学及其于经方之应用举隅(上篇)作者:小乌龟(台湾)日日拜读汽水先生之贴文,驯染其中,浸渐若有所悟,至日昨观美国【汉唐中医】台湾后援网站倪师海厦癌症论文之首章,仿若醍醐灌顶,过往诸多未明之处,刹时消灭。诸般本草药理一齐冲入脑中,轰然飞旋,竟成不吐不快之势,信笔疾书而成此篇。经方̶......


       来源:互联网

       “药势”──古典本草药理学及其于经方之应用举隅(上篇)
       作者:小乌龟(台湾)
       日日拜读汽水先生之贴文,驯染其中,浸渐若有所悟,至日昨观美国【汉唐中医】台湾后援网站倪师海厦癌症论文之首章,仿若醍醐灌顶,过往诸多未明之处,刹时消灭!诸般本草药理一齐冲入脑中,轰然飞旋,竟成不吐不快之势,信笔疾书而成此篇。因想:知我者唯皮沙士,未是草之稿,暂且付上,唯乞先生有以正我,还以此抛瓦之文,与先生共续《本经疏证》未了之缘。
       又案:本文为未成之草稿,未成稿而托于大医王的家刊登,主要也是想得到各路高人的指正。如有不合实际之处,拜大家务必不要留手,重骂下来即可,这样我也才有一个反省订正的机会。谢谢大家。
       楔子
       在汽水先生的网站贴文中,不只一次见到对读者的提醒:“要明白一味药的药性、药理、效用,若走上西方化学的‘成分分析’这条路,就完蛋了。”这,我很明白汽水先生对读者的慈悲。
       那么,一味药的药性,自然就该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性味如何,归于某经……等等论述了。这,就一般学中医的同好而言,是对的。但,如果是对于学“经方”也就是学《伤寒杂病论》的学习者而言,光以《本草备要.药性总义篇》的理论作基础,而详熟该书中的诸般药性,恕我撂下一句恶毒一点的风凉话:你对《伤寒杂病论》的理解,就会是“时方医”的领域,想不通的,就认为那是错字、错简,而与“经方派”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
       时方派的本草学,和经方派的本草学,有着根本上不同的“认识观”,而讲难听一点,经方派之所以会堕落成今日的时方派,“本草理论”的改变,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
       即使去中国医药学院,也会听到那里的学生在说:“我们系的某某大教授说啊,光学《本草备要》是不够的啦,学药理还是要研习《神农本草经》才行!”讲得是得意洋洋,但是《神农本草经》的功夫,终究还是练不成。
       因为,他们所学的本草学认识观,绝大多是西方研究的“有效成分”,那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垃圾;而少数几个有志之士,专心研究中国本草学,晓得“桂枝解肌、麻黄散寒”,晓得“以皮行皮,以枝行肢”、“清气出上窍,浊味出下窍”了……但那仍是“时方药理学”,对经方中使用的“古典药理学”只沾上一点边儿,所以不够。
       这篇文章,便是讲一些不正经的杂谈,就当做与诸同道闲聊,来说说什么是经方中历然可见、而时方派蒙然未知的药理、药性。让初学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理路可循。
       但是,虽然说是“和初学的同道”聊聊,如果有读者是还未读过《伤寒杂病论》的,小乌龟还是觉得可以不用看,怕会徒增混乱。小乌龟的论点,大部份来自于清末唐容川的《本草问答》和邹润安的《本经疏证》,如果是汽水先生的爱弟子和好朋友们,对这两本书想必并不陌生。
       中医药理学的分水岭与本草史概说
       中医分为经方派、时方派,这,不但中国人晓得,日本人也晓得。经方派在日本叫作“古方派”,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后世方派”,意思一样。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也都晓得,经方派和时方派的“分水岭”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虽然齐名并称,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就是张元素,也就是张洁古(易水先生,易老)。而,张洁古做了一件“功德盖世,罪恶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而那件事情,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归经理论”──某某药入某脏某腑、哪一条或哪几件经。
       归经理论是错的吗?不能算错,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临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对学习中医者而言,是甚有助益的。但,它是对的吗?也并不全对。因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药的药性。
       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或《汤液经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作“经方”,汉朝到唐宋,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而以“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就叫“时方”,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农本草经》,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性.味”,也就是“什么味道”、“温凉寒热如何”,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则是“稍微提及”,例入“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不是通盘性的认同。而其后,魏晋的《名医别录》,唐代的《新修本草》、《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证类》、《大观》二本草……等诸多书籍,大都只是顺着《神农本草经》之后补入新发现的“效能”,却未曾对“本草理论”作更多的理论分析。
       到了张洁古,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发现到“太阳病病到太阳、阳明之间时,会用到‘葛根’这味药……”,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葛根是阳明引经药,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会引邪入阳明!”同样,对于柴胡,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说它会“引邪入少阳”,而至于桂枝,因为有帖“桂枝汤”是治“太阳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太阳经药”了。石膏,他也说是“大寒之药,不可轻用”。
       这,有没有错?从某个角度来说,“桂枝汤”的确是“会”作用在太阳经,而单味药的柴胡、葛根和少阳、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可是问题就在于:“不只如此而已!”后世的学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可是却变成“见树不见林”,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为这种“时方药理学”方便好用又好记,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补中益气汤”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妇人良方》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去男人下阴臊臭”专方的“东垣龙胆泻肝汤”(真的是‘痱子粉’!)(皮沙士案:),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称“伟大之方”。
       可是,归经理论,却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论。洁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内经》起家的,偏得还不太多,但愈用到后来,纰漏愈大,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一剂知,二剂已”变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
       到了后来,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末法”劣化状况,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神农本草经》,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但效果并不明显。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论、药性全都收录”而编成《本草纲目》而被倪师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源头在张元素,光是他的几句“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石膏大寒不可轻用”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太阳初感,证齐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汤;傅青主也用柴胡剂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石膏更只是“凉”而已,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很难显出药性。可是张元素之后,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绝大部份的医者,小心翼翼地就都“尽量不要用《伤寒》、《金匮》方”了。(皮沙士案:)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转机。如果以医术而论,陈修园、徐灵胎等人,因为临床功力够,其著作《神农本草经读》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都有卓然不群之见,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
       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主要的功劳,其实起自“儒家”。
       清代的儒家,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革命活动”,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朱熹乱改原文,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可是,总觉得有问题。但,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要如何平反才是?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比如说《论语》中的某个字,朱熹说是这个意思,可是先秦时代的《庄子》、《列子》、《左传》、《诗经》、《尚书》等等其他书中出现这个字时,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于是他们就晓得:那是朱熹弄错了,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习”字,先秦当时是“实践”之意才对(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学到上手、会用’的意思,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很快乐。”如照朱熹的说法,学了就一直温习,就会快乐了吗?正常人类是没这么一回事儿的。
       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是: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清.刘若金《本草述》→清末.邹澍《本经疏证》。邹澍在《本经疏证》用了“平行比对”的方式来注解《神农本草经》。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只要‘证’合,药投下去,一定会好”,总有效率达到“神的绝对领域”的《伤寒杂病论》(其他的书也不行,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未到‘绝对领域’,比对会出错)。
       他用“减法”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比如说,《伤寒论》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于是,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之结论。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慢慢减来减去,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
       这样一点一点的“相减”,仿佛在玩益智游戏,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而结果,说也奇怪!减出的一句一句,竟恰恰就符合了《神农本草经》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于是,“三贲”之一的《本草经》之谜,就和《伤寒杂病论》的绝对领域之谜,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
       如果有些药味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却也趋近于“绝对领域”的孙药王《千金方》、《千金翼方》等书,再去配合《伤寒杂病论》,一味一味相减,做分析……这种苦工,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
       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容川的理论,其《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中《本草问答》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实堪与润安先生的《本经疏证》相互辉映。
       中医的大秘密“古典药理学”,终于在清朝的最后,得以重见天日。所以,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真是大有福报的。
       至于“时方药理学”呢?果真是害人之物吗?有时,我也觉得很难论断,或许该说是“看个人”或“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吧……(皮沙士说,张元素另有秘传,都学会了就会超强,也就是说,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皮沙士案:)
       有一位时方大家,他创的方剂,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如果仲景可称为“医圣”的话,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医仙”了吧。这仙人就是明朝皇室的后裔,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傅山),他的《傅青主男女科》也是家庭常备好书,尤其是妇女病,自己在家翻书吃药,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
       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皮沙士案:),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依此事实,如果换成今日,恽子愉前辈的“看西医检验报告、透视片”来开中药,彭奕竣先生的“不开经方”、皮沙士的“平易之方”却也都其效如神,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真的是“看个人”。(皮沙士案:)
       经方、时方药理学之差异──其之一
       和人论医,有时会被反问一句:“既然你说经方派的方子这么有效,那为什么还会处在完全的弱势呢?怎么可能医生不晓得要用经方呢?”
       这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啦……好比说,“如果”如今是一个“经方盛行”的时代,若有医生开药吃坏人,保证可以被告翻。因为拿《伤寒杂病论》来一对,就会晓得他哪里诊断错误,没处可逃的。
       可是,如今的中医是“百家横行”,于是乎曾在西医卫生署管事的小乌龟的爸爸也曾笑说:“中医医坏了怎么告?除非是他开砒霜!”真的,毫无标准可言的,为了自身好存在,经方派还是消灭算了。这是略举一例。不过,在本文中,我想专注在“本草学”领域的一个大因素。
       一个人解释事物的标准,会影响到他看待事物价值的结果。如今的“经方不盛行”,在“本草学”而言的原因,就是“医生变成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什么叫做“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就是,他们只会自己所熟悉的那一两种语文,任何外文作品却要英译了才能送审,你我们所熟悉的中文著作中,觉得好看得不得了的小说,或是动人得不得了的诗,哪一样翻成英语、德语还能维持它原来的文学力道的?不可能,中国人的单音节字所形成的声律美,译成外语就没了,于是,你译得再好,也是功力折损一大截。泰戈尔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还是他自己苦苦英译再请叶慈帮他改错字的哩!
       所以,外语作品得文学奖的,什么川端康成、什么高行健,他们的作品,都是“蛮具有适合英译的特质”之作,却绝非该国家本国人最受感动之作。本国人看了,还是打瞌睡的人多些。
       而这件事情,拿到中医的世界来看:就会变成这样──考检考、特考也好,上医学院科班出身也好,《伤寒杂病论》,也就是《伤寒》、《金匮》二书是一定会读的。可是,为什么读了,而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试吃,给家人吃吃,也算是在临床了,却不会察觉出《伤寒杂病论》真的比《温病条辨》之类的其他书更正确、更有用?
       这不也是个“谜”?其实,也不是谜。
       如果你拿起今日的《伤寒杂病论》的标准本子,也就是《御纂医宗金鉴.仲景全书并注》来读一读,再拿起其他必读之书《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温病条辨》来读一读。因为你是第一次读嘛,不懂的地方,也就看一看它们的注解,参考参考其他书所论的方义、药性……。然后,你就会觉得:《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什么号称“万方之祖”的“桂枝汤”,不也就和“参苏饮”差不多?浪得虚名,难怪后来被九味羌活汤和川芎茶调散篡掉!
       这种“觉得差不多嘛”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最惨烈的一种感觉。因为在《医宗金鉴》和《医方集解》中注解桂枝汤方的注文,这种“将古书翻译给你听的语言”,就是那套一面倒、完全站在时方派角度解释事物的“时方药理学”!
       你用那套阿猫阿狗的语言来看经方派的原典,结局就是那些阿猫阿狗会得到诺贝尔奖!
       那套“解释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和侮辱。
       重审桂枝汤
       前言
       找一首经方来看看吧。“桂枝汤”如何?
       “名曰桂枝汤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温,辛能发散,温通卫阳。芍药酸寒,酸能收敛,寒走阴营。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汗中寓敛汗之旨;芍药臣桂枝,是于和营中有调卫之功。生姜之辛,佐桂枝以解表;大枣之甘,佐芍药以和中。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用以调和中气,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以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阳表阴里,气卫血营,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相和也。而精义在服后须臾,啜稀粥以助药力。盖谷气内充,不但易为酿汗,更使已入之邪,不能稍留,将来之邪,不得复入也。”
       “此足太阳药也。仲景以发汗为重,解肌为轻。中风不可大汗,汗过则反动营血,虽有表邪,只可解肌,故桂枝汤少和之也。《经》曰:‘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桂枝辛甘发散为阳;臣以芍药之酸收,佐以甘草之甘平,不令走泄阴气也。姜辛温能散(散寒止呕),枣甘温能和。此不专于发散,引以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者也。麻黄汤专于发散,故不用姜、枣,而津液得通矣。”
       这是《医宗金鉴》和《医方集解》的说法。学传统中医的人,谁也觉得有道理。但是,以经方药理的学习而言,这样,还差得太多。
       现在让小乌龟来当个导游,请读者诸君忘掉物理化学,搁下“有效成分”,进入“气功”与“巫术”这两门“科学”的领域,来再看一次桂、芍、草、姜、枣这五味药……看看和时方医家所见到的有没有不同?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岔个题,讲些别的事,故事才能继续往下走……)
       中场休息的岔题:病毒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科学”是一种慢慢“发现真理”的过程;在仲景《伤寒论》的时代,我们把病毒看做是一种“邪气”(中国人的“气”这个字就很有意思;“气”被中国人当做是“未知存在”的档案匣,凡是在该时点还不能确认的存在物,就被归于“气”类之中,等到科学渐渐发现它的存在了,就一一脱离“气”这个档案天中,例如:空气、电气……),而到后来,电子显微镜发现了这种能通过陶瓷过滤器的微小“物”(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一组基因)。于是,也就“顺便”发现了病毒的机制:一组基因,进到人的细胞内,对细胞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或许也因此破坏了生物的机能,但至少达成了它自身的目的:复制它本身。
       病毒这种东西,可往形而下走一步,也可以往形而上退一步:
       往形而下走,就是人类仿制它的生命形态而创造出的“电脑病毒”──一串指令──会令电脑为它复制、传衍这组指令。
       而形而上的,日本人的家常话叫做“烦恼”,中国人称之为“执念”──某些念头在人心中不断勾起人去重复动同样的念头,而对这个人的人生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一种没意义的,具有自我保存、自我扩张之意图的,“无限耗能回圈”。
       这种结构的存在物,它的本体,究竟是一种“唯物”的存在,还是在它背后,还存在着一种可称为“邪念”的东西在操控着?好比说,电脑病毒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设计它的人的“恶念”在创造它。
       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这是一个尚待深思的问题。先来跳开一下,谈谈另外两种东西的存在。
       比如说宇宙好了,最近科学家计算出了“暗物质”的存在,我们这个有形可观测的宇宙,只占了真正“宇宙总存在量”的百分之四,只有百分之四而已!宇宙的其他大部分,都是未在三次元世界具现化的更高次元(形而上)的存在。我们所知的物质世界,只是“真正的宇宙”浮上海面的一小片投影而已。
       最高级的科学家不得不承认此事实,而最低级的迷信者亦信鬼拜神。似乎在中间的一般人,也就不必硬要否定“看不到的世界”的存在了。
       另外一样,同时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双重存在的证明物,就是“人体”了。
       人的身上有“经脉”,循行于人体的表面,用“穴检仪(傅尔电针)”之类的机械来测量人类体表的电流量,会发现某两点之间的电阻特别小,把这些电子循行较易的点连接起来,就画出了几乎完全等同于古书的“经脉”图形。也有人去检查“经脉”那个区块的肉体,也会发现经脉上下的肉体细胞乃至于骨细胞,其排列会形成某种方向性;可是,要因此就倒果为因地说:“那些低电阻的路径是那些排列造成的”却不行。因为,只要人一死,全身经脉就消失了,测不出来了。简单来说,就是:人体的肉身,是不具有任何经脉得以存在的凭据的。
       正如同宇宙背后有“暗物质”也就是天外之天,人类亦有可称之为“灵魂”之“身外之身”的存在。而经络,就是长在灵魂上的“灵体的器官”,它和肉体的诸脏器有极密切的关系,却不是“就完全等于”肉体的脏器。
       这一点,也就是“物心不二”(佛教语是叫“色心不二”)的观念,是中医哲学所特有,西方心理学也承认,而西医却尚无能实践的观念。
       光是用电阻测量、或能量照相的“科学”方式,就会发现人一“生气”,就立刻会共鸣到肝经上,而对该经络的能量和物质化的“肝脏”部分造成坏影响。哪里有病,哪一经的能量就会测得出怪怪的地方,中国人说“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你要说“胆这个小球球怎么会管到人体的决定权?”但胆经不对劲时,被胆经挟在中间的人脑下视丘,就真的也跟着变成有点疯疯的,而不能决定要发烧还是要降温……。(皮沙士案:)
       再回题
       当“病毒”这个东西侵袭人体的时候,西方的医学会以微观的方式“看到”细胞在被病毒指使着去不干正经事而去造病毒。这是一个层面,不错,它存在。
       但是,除此之外,在物质之外,病毒是有“本体”的,它的“本体”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的,而且和“病毒的肉身”也就是电子显微镜看到的病毒是“分离”的。
       这一点,“病毒”和“细菌”不同,细菌确确实实是一种小“植物”,灵魂不会脱体作乱。就算它有毒,它也不太会去“矫”它的存在环境,环境允许它生长就乱长,环境不允许,来了抗体或抗生素,它就死。并不比杂草更凶猛。
       可是病毒不一样。它“霸道的支配意志”会显现在人体的侵占上。而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西药能杀灭病毒。因为病毒混入了寄主细胞核,等于是变成寄主的一部分,要杀就连寄主一起杀,药到命除病也除,死人是不会感冒的。
       和病毒最像的东西,于人体,就是癌症了。有几种皮肤癌或子宫癌,西医也说那是病毒感染而细胞变质,恶化成癌细胞。而倪师海厦也说:“百病皆因风始,癌症医到后来,变成感冒,感冒能当场解决,癌症就会好,不能解决,癌症就会回来。”如果给西医听到,一定觉得有人要发狂了。但其实这事情并没有那么深奥。
       有这么一个西医的实验:
       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癌症是“癌细胞吞掉好细胞”,想当然尔。不过,这个实验是:把癌细胞和好细胞之间隔着一片玻璃片(还是水晶片?有出处那本书我弄丢了,一直没再买回来),不让它们真的接触,可是,隔在彼端的好细胞,还是渐渐会被“带坏”而变成癌细胞。也就是所谓的“基因”,根本就可以因为磁场之类的“形而上”之力,而像录录音带一般“转录”过去。
       癌细胞是“物质”,没错。但“癌症”也是一股“能量”,而且是有意志力的能量,这是第一点。
       而这一类的“能量/物质”,进入人体,又是如何运作呢?
       以病毒为例,它的传导,可以是从能量,也可以从是物质……
       曾经有机会遇到台湾地位崇高的西医崔玖教授,小乌龟问了一句话:“崔教授,您觉得病毒是能量还是物质?”崔教授马上正色道:“当然是能量!是一种‘讯息’,不是物质!”崔教授会这么说,是因为她有一次发俗称“蛇缠身”的“带状疱疹”,那是一种病毒感染,西医认为是“沿着神经节”传染的病。可是崔玖教授自身发过带状疱疹的经验却是:红疹在身上“画下了小肠经的图形”!人家是神经和经络的大行家,当然就会晓得:“那不是神经节!”小乌龟的干哥哥也有一天晚上在家发蛇缠身,从后腰绕向前面,刚好是中国人奇经八脉中的“带脉”(如果从上背向下斜绕是神经,平绕是带脉),而家里没有药,我干爹就叫他吃“小建中汤”顶一顶,说也好玩:那条红线,就又循原路缩回去了!
       不过,小乌龟的西医朋友,却也跟小乌龟说:他在西医院看到的,真的有人是沿着“神经节”长的。那,由此看来,病毒果然是一种物质了。也就是说:病毒这个东西,真的是存在于“跨两个次元”的暧昧领域的:有能量、灵的部分;也有物质、DNA的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这样,有人感冒,帮他切个脉,如果当时我们的体力不是很好,马上就会把他的病气吸进来,不要几分钟他的证状我也全套统统有,开给对方的药第一包得扣下来给自己吃……没有潜伏期什么的,直接就过来了。这是“灵气”的病毒。
       有些比较厉害的病毒,从“气”传的能力就比较差,比如说要防爱滋病,竟然一层保险套就可以挡下来(这在西医而言,至今仍然是谜。因为病毒就是因为‘小到可以穿透陶瓷过滤器’才会叫‘滤过性病毒’的,保险套的结构,洞洞大得很,照理说是过得来的,可是爬不过去。没人晓得是为什么。)。而像SARS,只要带原者没发高烧,就算你在他前面玩,沾到他喷出来的飞沫,或给他把把脉,也没事。而脑炎,西医自己也说了,感染到的人只有十万分之七会发病……。
       病毒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存在。
       但是,当它感染到人体,发病了……它那“灵魂”的部分,却都几乎都是依附在人体有电流循行的部分──经络或是神经,而它磁场影响的范围,则以“邪气”的存在方式进攻人体的部分。
       用古书的例子简单来说,就是“太阳病”的“头痛、项强”,那是病毒依附在太阳经所造成的经病;可是全身性的“恶风”或“恶寒”,病机学说所谓的“风伤卫、寒伤营”的状态,则是它的触手“邪气”的影响范围。至于实际上一粒一粒的“病毒”在哪里有几只的问题,古方派或时方派中医根本不需要管它。
       因为就大通则而言,只要把它的“灵”和“物”之间的“邪气”部分消灭,凭依在经脉上的本体(灵)就会被赶跑,物质化的“病毒”也会一下子都消失。于是乎,初感用桂枝汤、麻黄汤发发汗,把邪气逼出去,感冒二十分钟就好了,细胞中的病毒到哪去了哩?不知道,也不必知道。
       正由于病毒有这样的存在方式和消灭它的方式,“本草药理学”的研究,就不能不正视每一味药作用在“气”的层面及其功效。
       只说“有效成分”,那是执着在“物”的层面;但只去分析它的能量、波动,那又太唯“心”论了。可是,“心”、“物”二元论本来就是西方人做学问的办法,他们会觉得:你如果不把心、物区隔开,灵疗、药疗混在一起,变因太多,没办法“科学而客观地观察”。
       纯就西方式的研究,“物”的“有效成分”存在否?当然是存在的,比如说黄连、黄蘗中提炼出的“小蘗碱”,单用来止痢也很有效。可是“常山”的有效成分,却是提炼出来了也没效,一定要连植物煮下去才行;瓜蒂散亦然。(皮沙士案:)或许,倪师海厦所说的:“黄砂糖不伤身,精制的白砂糖就会伤。”、“天然的食品不补到癌症,合成的营养补充剂会补到癌症”等等事情,也和“形”“气”的问题有些关系。精炼太多次所留下的成分,或是化学合成的成分,比较不带有“灵气”,也就是“另一个层次的生命能”,没有灵魂的,“死掉”的营养,活人的身体认不出它,同属于“死气”的癌细胞,却物以类聚,大大方方地接收它了。这几十年,爱斯基摩人开始吃精制糖之后,糖尿病患者亦暴增四倍。
       而,同样是西方人在研究的“同类疗法”和“花波疗法”呢?他们这种“喜欢凡事要清清楚楚”,内外不可相及的性格,就要删除掉“物”的层面来做研究。比如说同类疗法,把一小撮砷放到水里面,再把那水冲淡100倍,然后重覆此动作,如此重覆很多次,100的负n次方这样下来,水里的砷的平均浓度连一个分子也没有了,但那种“被砷加持过的,保有砷的波动的能量水”,却可以拿来治砷中毒。而花波(台湾俗称‘花精疗法’,但为避免和‘精油’类的东西搞混,在此依小乌龟老爸的建议,称之为‘波’。)也是,在太阳光下,用水去撷取花朵的波动,冲淡10的n次方倍,再拿来治病。可是,“同类”和“花波”这两种“唯心去物”的医疗产品,以临床疗效而论,会发现它用来做心理谘商“调理情绪”的效果,远远胜过“治肉身的病痛”。本岛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崔玖教授用“花波”、“同类”二法治疗爱滋病患者,二十几个病人,没有一个发病,没一个死,原本个性晦暗的也变开朗了,病毒指数节节下降,可是,完全转阴性的,没有。治都治到灵魂上去了,缺乏对肉身的作用点。趋近于《内经》“移精变气”的“祝由”之法。
       走极端的二者,都有其力量上的限制。
       而中医的药理学……不,不只药理,根本在哲学上,就不是“心物”二元相对论,而是“心、气、物”三层结合论,练功的人会晓得“精气神”三宝,说白话就是“体、气、心”,这三样东西,虽然处在不同的次元,却是可以互相转换、不断交流的。“炼精化气”是把肉体的“质”转化成能量介体的“气”,“炼气化神”是把“气”能转化成“灵”能,而“炼神还虚”的“合道”状态,则是脱去一个灵魂“自我执着”的壳子,而变成宇宙法则(道)的一部分……。
       中医的领域,不是直接针对修行,而是把“病人”拉拔成“平人”的状态,不要被病苦拖住,这样才能够往“真人”的方向去进步、修行。所以敦煌遗书中的《汤液经法》才又被叫做《辅行诀》。
       但,中医既然会动到“气”的层面,“心”和“物”的层面,就一定会被牵涉到。说中医的很多理论需要去“悟”的,和这也大有干系。同样在说“寒”或“热”,这是在说物质层面的“温度”?还是“气”的层面的能量感知?这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三次元世界的人,所有形容的字汇,很难脱出五感的感受范畴,于是只好借用五感范畴的字汇去陈述形而上的东西,甚至是拿来作为借喻的“象征符号”。像是中医所说的“心”,很多时候指的都是灵魂的思考中枢,而不是西医所认识的“心脏”;而西医所说的心脏,在很多疾病的印证之下,和它相合的中医名词,常常是“心包络”而不是“心”。像倪师海厦用厥阴经药“乌梅丸”去掉包住“心脏”的湿痰,那个“心脏”如果以十二经论,对应到的就会是手厥阴心包而非手少阴心。又比如说,唐容川说“命门”的功用是“小小火去煮滚一大锅水”,你拿到中研院去发表看看,马上就会被围剿:“人体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临床上有所深研的中医学习者,一定就会晓得:唐容川讲的是真的──只是说的不是物质世界的存在。
       中国人之所以叫“中”国,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很晓得“不偏”的道理,很知道如何消除二元对立的难题,而且很实际,晓得“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最重要的是这套理论能“现在就”治得好病,而不是在唯心或唯物的层面兜圈圈,等兜完都死几亿人了。
       所以,看本草,小乌龟亦以这个角度切入。
       重审桂枝汤
       正文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一般所言的“万方之祖”,“桂枝汤”,也就是敦煌遗卷《辅行诀》中的“小阳旦汤”。
       首先,这个病“太阳中风”是怎么得的呢?一般而言,会得“桂枝汤证”的人,常常是身体不很强健的人。也就是“腠理比较虚疏”的人,当他受到风寒的时候,他皮肤的抵御力不很好,风一吹,就像“吹绉一池春水”那样,风气的振波就透进皮肤,浸入肌肉里面了。
       而人体中运行的“气”,在这里可以大分为两种,一种是保卫你的“卫气”,一种是滋养你的“营(荣)气”,而“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这里的“脉”指的不是经络,而是血管。血管中伴随着血液一起流动的生命能,叫营气;而血管外的肌腠、组织之间的生命能叫卫气。而无论是营气或是卫气,都来自于两路大本源:一路是吸收食物的精华而传布至全身的脾胃之气,一路是经过命门之火灌注能量而具有生命能的,“足太阳膀胱经”中的“寒水”之气。
       一般分辨桂枝汤证和麻黄汤证的二分法,就是说桂枝汤证是“风伤卫”,而麻黄汤证是“寒伤营”。风气是克土气的(风=木,木克土),所以直接会欺负在肌肉上(肌肉属脾土),侵入人的“卫分”(“分”在这里是“份位”,也就是范畴、领域的意思),而“麻黄汤证”的寒气是沈实凝重的,所以窜入人体时它不会像风气一样一大片松松地来,而是像针尖一样刺穿进来,或者直接穿入“营分”,或者直接“同气相求”,附着于属性同属于水、属肾的“骨节”之中。
       简单来说,桂枝汤证就是风邪(五邪的属性,容待下一章再论及)传入了人体的卫气之中,也就是大约波及皮腠和肌肉的范围,而还没有穿透进血管、骨节的一种状态。因为卫气被搅乱了,已经不很强的卫气变得更弱,表阳虚,所以汗流得出来,不会像麻黄汤证那样汗被束住。而因为肌肉中已有了风邪混入,一再吹到风,身体就觉得“屋漏偏逢连夜雨”,感到很不爽快,也就是“恶风”。(这和麻黄汤证寒邪被束在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麻黄汤证的“恶寒”不只是怕受到寒,而是根本就觉得全身发冷,即使烧到39度半也要裹大棉被,而且骨节很痛,不像桂枝汤证仅是或许会有的肌肉酸痛而已。)
       而风邪打过了皮肤这一关,肺主皮毛,当然也会被带到,所以有时也会流鼻水、打喷嚏,但不会变成像麻黄系汤证那种“拟似肺炎”的症状(细菌感染的典型肺炎,白血球会增高,纯病毒的不会,所以叫“非典型”肺炎。这种病早就发生不知多少次了,只是前两年被西医纠出来,冠上SARS之名,闹得满城风雨。)
       风气侵入肌肉,脾胃主肌肉,这两者是相通的,会互传,所以同样那种风寒之气也会压在脾胃上面,寒气会让胃寒,会反胃;而风气即是木气,风气压在脾胃上,刚好其能量状态同于《金匮》五脏传病所说的“肝(阳)虚则克脾土”(皮沙士案:),也就是肝乘脾的状态,这也会使人反胃。只是五脏的肝乘脾是把到弦脉,而外感受风,身体的抵抗力想往外推,所以呈现“浮脉”,又因为推出浮脉的“卫气”已经被风邪拖住了,所以浮脉也不会很强,软软的。换而言之,姜佐景所编的《经方实验录》说“桂枝汤证”是“肠胃系感冒”,而麻黄汤证是肺系感冒,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就他们的临床经验,吃“冰淇淋”一样可能导致“桂枝汤证”,从脾胃这里传到肌肉的也会变成桂枝汤证。(皮沙士案:)
       以上是用白话大概带了一下《伤寒杂病论》中“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发烧不发烧不一定,看其人当时抵抗力的状态),鼻鸣(据日本森立之的考证,鼻鸣即“打喷嚏”)干呕者,桂枝汤主之。”二条,不过,还有一样东西,在囊括了桂枝、麻黄二证的“太阳病总纲”:“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之中,还有项痛,脖子、后脑勺僵硬的症状,那又是什么呢?
       “中风”的桂枝汤证,常常是会头痛(大约是太阳穴一带)的,后颈僵也是常有的,而这些,为什么听起来和前面“风邪传入肌肉”好像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呢?这要讲,就有点玄了。
       感冒是一种“病毒性疾病”,前章也说了,病毒的本体是一种“邪灵”般的存在,它伴随着风气进入人体,但它本身不等于风气。风气攻人的“气”,病毒攻人的灵魂,而灵魂上的系统,就是“经络”。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因为营卫之气是发自于脾胃和太阳经寒水气,所以一旦营卫受邪,必定会共鸣在脾胃和太阳经上。而反作用在太阳经上的那一部分,就是病毒本体(形而上的本体)的进攻路线。人身的太阳经,四条干道走在督脉两侧,输送被命门火充过能量的水精之气(这时原本的寒水之气,灌过元气之后,已可算是“暖”水之气了)来引导全身的水分布和水循环,过夹脊,上头顶,再像下雨一样润泽全身,而后脑勺的“风池”、“风府”诸穴,正是人体的一大罩门,病毒可以直接从那里钻到人的膀胱经上。在营卫受风受寒的同时,也就是病毒凭依上太阳经的时候。营卫受邪,拖住太阳经的正常运作,水精之气上不来,从颈到头的神经就会“干掉”(“干掉”是一种象征的讲法,大约是在说氢离子不够,电流传导不良),于是,就会后脑勺僵、头上气不通而痛了。(皮沙士案:)
       而,这些症状,却是发在“太阳经”的路线上,看到这种种的证据,我们就可以判断病毒是侵入太阳经了,所以总称之为“太阳病”。病毒对人体所造成的破坏,正好等同于今日电脑病毒对电脑系统乱下的指令一样,它会握有一定的“权柄”去乱搞人体的“寒水气”所及的系统,所以刘力红的《思考中医》也讲:太阳篇的好多证和方,都关系到人体的“水”的分配!
       那么,现在人体受到病毒的干涉,而机能混乱了。桂枝汤又能如何拆解这个局面呢?
       桂枝汤的五味药:桂枝、芍药、炙甘草、生姜、大枣,我们来一味一味地看:
       ◎桂枝
       肉桂树这种植物,中国古代叫它做“梫”树,因为它具有一种“侵”的力量。在肉桂树的周围几公尺的范围,是长不出其他杂木的,“风气=木气”会被它净空、排除。
       而这力量有多强呢?中国人也做过实验:把肉桂木做个小木桩,钉到其他树上,那棵“被害树”第二天就死掉了。它可以把木气打到魂飞魄散,无法再留存于树中支撑那棵树的生命力。
       那,这种“侵”的磁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呢?
       我们来借一个西洋传说来看看:
       肉桂树(cinnamon)在西方还有一个别名,叫“Judas Tree”(犹大树),传说中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是在肉桂树下上吊的。一个人,被鬼迷了心窍,做了坏事,好死不死走到这棵树下,他身上的邪灵被这棵树的磁场赶走了,于是就良心发现,上吊自杀了。肉桂树“侵”力的传说,在西方人的集体潜意识中,似乎也留下了痕迹。
       而肉桂、桂枝的药性是辛甘温热的,质地是油润肥厚的,这种树的木头亦是鲜艳的橙色,它的气味嗅起来……好比说加了肉桂粉的卡布基诺咖啡……给人一种很开心、热情、不很理性的、情感洋溢的调子……这些调性,正好就像人的“心脏”。所以,桂枝在入了脾胃以后,它的能量会先“同气相求”,而往“心脏”归并。(《伤寒论》治心阳虚亦是以桂枝、甘草二味药组成的“桂枝甘草汤”),而因为我们取的是它的树枝嫩尖,照中医的理论,一样药物入了人体,它灵魂的记忆,会使它的能量想跑回它原来的位置,于是,和心脏结合后,桂枝药性就会沿着动脉往人的四肢末梢冲去(如果小建中汤只是要治心悸,就不必用桂枝,像《汤液经法》就是用桂心的),而冲入脉管中的能量,自然就成为人体“营气”的一部分,其“侵”力令尚未侵入营分的风邪无法进入营分,这种预防的措施,也是仲景“治未病”的一种思考。其实,即使寒邪钻入了营分,桂枝辛热的药性也可以驱赶它,所以麻黄汤也需要加桂枝这一味药在营分中镇压,才能用麻黄开汗孔,再把它送出去。
       桂枝,还有一个层面的药性,在论桂枝汤时不必提到,但和一些其他的方子有关系的,就是它“通阳”的特殊功用。所谓的“通阳”,就是把人体中隔绝四散的阳气,再重新打通贯、串起来。这,如果请读者想像前述桂枝的能量沿着脉管飞奔出去的画面,应该是不难理解。也因为这样,在《神农本草经》中,说到桂枝,会说它“治吐吸”。
       所谓“吐吸”,就是一个人呼吸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呼吸很浅,好像才吸进一口气,就马上要呼出来了。这件事的运用,又可以就“病理”和“心理”两个层面来说:
       西方心理学也晓得,人的肉体并不只是肉体,它同时也是和心灵有相关性的。当一个人有情绪压抑时,就会把一部分的能量封死在肉体的某一部分,而让那一块肉体变得紧紧的、死死的、失去弹性。所以这样累积的压力大了,人就会觉得身体这里僵那里紧。而在人可以主观感觉到的,就是觉得自己“呼吸变浅了”。其实一个人的呼吸,就纯解剖而言,也就是肺中空气一出一入而已,无所谓深浅。可是,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压抑的情绪,他一吸气,全身的肉都是活生生有感觉的,所以会觉得全身都随着呼吸在流动,庄子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如果不论练内功练通了,真的气会通到脚底的那种典型范例,在此也是颇具象征意义的。如果是有压抑的人,因为他有很多肉都僵死、麻木了,所以他本人感觉到的呼吸一定会比较“浅”。桂枝系的补药,像桂枝龙牡汤、小建中汤之类的,多吃、常吃,如果是情绪有压抑的人,你一定会发现:原本的那个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变得愈来愈会发脾气了!当隐藏的封印被桂枝冲开时,就是会有这种现象。而一般所谓“少根筋”、很“两光”的神经质的人,吃了桂枝龙牡汤之后,你也会发现,原来代表“神经质”的脉象“肝脉分岔成两三条”,很快就归并成完整的一条了,可是,这个人,原来不怕、不气、不紧张的事,现在却变成会怕、会气、会紧张了。(皮沙士案:)
       不过,这其实都是好现象,和平的“假象”远不如“真”来得可贵。所以,若有人觉得桃园一带的某位医师怎么那么凶,那只是人家比较老实;有些一辈子赢得“好好先生”“好好太太”美名的人,会把脉的人一搭他们的肝脉,反而会发现其实这些人的脾气有多坏!(皮沙士案:)
       而就病理而言,一般说呼吸浅的人是“肾不纳气”,所以桂枝或肉桂“通阳”的药性,在这里也很有用。如果去翻翻《傅青主男女科》,就会发现:要直接补肾的药,傅青主多半会加一点炮附子,可是,放在大剂滋阴药队中用来“引火归元”的方,就一定是用“肉桂”。《神农本草经》也说肉桂这味药是“为诸药先聘通使”,除了本身温补肾阳之力之外,它“通阳”的效果亦为其他药物形成了一种“搭铁轨”的效果。这个药性的特征在桂枝汤本方不显著,可是在桂枝龙牡汤、天雄散、桂甘龙牡汤、肾气丸之中,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主结构之一。最近皮沙士教小乌龟用“保元汤”,一见其中有“肉桂”当反佐,小乌龟就大赞:“哗~!好帅!好帅!”
       如果把桂枝“通阳”的性质也考虑进来,《神农本草经》中,它主“上气”、“咳逆”、“结气”、“利关节”等效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把桂枝汤中的桂枝从三两加到五两,那就变成了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一般说“清气出上窍,浊味出下窍”的道理,只是在说某味药的气味决定它进入人体后运行方向,可是《伤寒论》却会以人工调整的方式来改造一味药或一首方的走向。其调整的诀窍,就在“浓度”。当桂枝的浓度增加时,它在一帖汤中的比重就相对地变成“浊味”。于是,当心阳虚连带命门火衰,肾中的冷水闹叛变上攻心脏而形成冲逆之气时,加了浓度的桂枝,就不往上发表解肌,而变成一棵树倒挂下来的姿态,反过来向下去压制这股寒水气了。(《伤寒杂病论》中的其他浓汤、淡汤之法,则容后再叙。)(皮沙士案:)
       ◎芍药
       说了往外伸展的桂枝,再来就可以说说往内收敛的芍药了。芍药的收敛之力,甚至不必讲得那么形而上,有一部分是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
       芍药一进入人体,马上,构成大部分内脏(心脏除外)的平滑肌就会松开,于是原来在绞痛的症状就会立即缓解。肚子绞痛、胆结石剧痛是用芍药甘草汤,月经痛有当归芍药散(预防药也可用小建中汤)……这些大家都晓得了。而在平滑肌松开的同时,其中的大静脉管也会一起松开,于是乎,就会把四肢中静脉里面原本流不回来的血液一起吸回来,原本瘀结不通的静脉血,就这样被扯通了。(皮沙士案:)
       所以芍药甘草汤治脚痛或是腿部静脉曲张一样是很有效的。只是病得不重的人不太适合拿它来做保养药,有病则病受之,没病的时候一吃,就会连续几个小时像是云霄飞车向下俯冲时“肚子突然空掉”的感觉,蛮难受的。(皮沙士案:)
       这样把血拉回来,不但是破瘀血,同时也等于把血拉回内脏中,所以四物汤用芍药来“敛血”。(皮沙士案:)
       也因此,芍药本身亦是养肝血、柔肝解怒的主药。它的别名有“解仓”、“甘积”、“余容”等等,一看就晓得是让人“肚量变大”的药。
       桂枝沿动脉向外冲,芍药从静脉往内扯,刚好形成一圈完美的大循环。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比较形而上一点点了。先来说个民间故事罢:
       相传华佗医术甚高,但一直不了解芍药这味药的药性,所以没用过它(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故事一定是捏造的,中国人早在华佗之前就很会用芍药了),有一天半夜,华佗就听到后院有女子哭声,出去一看,一位美女哭着跟他说:“我是你家种的芍药的花魂,你却不好好器重我,我觉得好冤,被看不起……”后来又过了几天,华佗不在家,华太太月经痛,灵机一动挖了芍药根来吃,就好了。华佗回家得知此事,深悔自己学艺不精……云云。
       故事就只是故事,借它来打个比方而已。
       其实,当到了中医,学会了把脉,对“气”就会有一种感觉、直觉,讲神话一点,和各种草木动物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沟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开悟的大圣人,根本用感应的就会晓得一味药的药性了?)。可是,在这个故事里,偏偏大神医华佗和芍药朝夕相处,却也“感觉不出”它的药性。也就是说,芍药这种东西,很会“把自己的气敛藏起来”。
       这个药性,在临床上是真有其事的。如果以仲景方而论,三两芍药对三两桂枝,刚好可以把“桂枝汤”的作用范畴圈在人身的体表轮廓之内,让它不要太散。而如果是桂枝汤证误用了下法,邪气内陷而胸口胀满时,那就要用“桂枝去芍药汤”,解掉这一层封印,桂枝汤才会有冲力把邪气顶出去。但如果是到了《太阴篇》,风邪已完全入了里了,那就用“桂枝加芍药汤”,把力量都束回来,纯打内战就好。
       而在补剂的“小建中汤”中,桂枝汤加倍芍药再加麦芽糖(饴糖),因为造酒的时候,是上面那层液体蒸馏出酒,所以酒可以“引诸药至至高之分”,而下面的余渣最底下可以提炼出麦芽糖,因此饴糖的药性除了补脾胃之外,更可说是把桂枝汤的药性黏住,然后压到腹部以及肚脐以下。原本入心的桂枝,就被拉了一些药性到小肠及丹田的区块,在小肠(小肠本来和心就是表里关系,小肠火来自心火)区块的桂枝“心火”药性大大帮助了人的消化能力。而丹田一暖,命门火也大大得助,同时补消化又补肾阳。(我对小肠的看法可能有失,请救我一救。皮沙士案:)
       而加倍的芍药,搭上了桂枝,桂枝外散的力道被缩小,作用点又拉低了,就会变成从脾胃斜上去“平肝”(治肝虚乘脾),再加上芍药原本就有养肝血的功效,合起来就变成补肝了。所以小建中汤几乎是五脏皆补,很神,如果还要加强补肺,再加点黄耆、半夏,变成“黄耆建中汤”就得了。(前一阵子小乌龟的表弟来家里,小乌龟急着出门,换衣服,表弟看了说:‘你这种从不运动的温室植物人,怎么会有胸肌!’小乌龟很不屑地回了一句:‘吃小建就有喇!’)
       芍药的药性,说是“通阴”、“破阴结”也行,说“敛阴”也行,两个层面都是对的。
       而合一些较燥的补脾胃药,例如白术,亦可以把它的药性拉进来补到脾阴。如果脾阴已太多,会腹泻了,像真武汤在此时就要去掉芍药。(皮沙士案:)
       吃当归会上火的人,据皮沙士所教导,是因为当归会释出肝中所藏之血,平常体质寒而脉管偏窄的人,一下子容不了血量暴增,就会因此而牙龈肿了。这种人如果在当归剂中加一些芍药(可以比当归多一些,但不要多太多),再拉些血回肝脏,就不会上火,这个道理亦可见于四物汤之中。有不少人,吃当归会大上火,吃同样是大暖药的小建中汤却会上身清凉,口舌生津,或许亦和此理有关?(皮沙士案:非)
       芍药其实不是酸的,是一种“有味道,但不知是什么味道”的怪味(真是死性不改,连味道都收敛起来!),《本草经》也只写做“苦平”,或许是它收敛的药性,恰与“酸”收敛的特质相同,所以后世本草才都说它“味酸”吧?
       ◎生姜
       古时候的“强”字写做“彊”,姜,就是一种很“彊悍”的药,又被称为“御湿之菜”,可以“彊御水气”,把身体诸系统中多余的停湿停寒打掉。所以有些体质寒的人吃白菜会没力气,炒白菜时放一点姜就没事。如果用得多,重大的“水毒”也能治(皮沙士教的)。(皮沙士案:尿毒的方中加生姜30克及姜汁10cc来发汗,流的汗都是尿毒味)
       不过,生姜的药性比较“散”,可以用在补药中,本身却不是补药。李东垣就劝人“夜不食姜”,因为会散气。而治咳嗽也不用“生”姜,因为它会让人的气更冲上来,肺寒咳嗽用的是“干姜”,它晒干之后,冲力就会转化成热力,可以从脾胃把肺烘暖,烤干寒饮。
       而在“桂枝汤”这个方子中,前面讲的生姜药性,只和脾胃受寒的“干呕”有一点关系,却还没有讲到真正的重点。如果读者是心细如发的名侦探,就会发现前面治“太阳中风”讲到桂枝、芍药,感冒要如何好?似乎还欠临门一脚,而这一脚,就在“生姜”。
       中国本草书常说:“孕妇食姜,令儿歧指”,你看姜这个块根生新分支的方式就知道,都是从趋近九十度的角度横岔出去,所以,如果这种能量人体摄入太多,就会害胎孩的手指分岔,五枝长成六枝。
       如果没有生姜,桂枝在动脉中的药性就一直沿着血管冲到底,离不开“营分”这血管之内的范畴,桂枝破风邪的“侵”之力再强,对嚣张于“卫分”的风邪来说,也像是过站不停的子弹列车,风邪站在月台笑着挥手说拜拜就好,打不到它哩。必须有生姜“横开”的药性,才能把桂枝的力量通到分支微血管及脉管之外,到达风邪所在的“卫分”肌腠之间。
       所以,号称“通调营卫”的桂枝汤,其实“通营卫”的主力是在生姜和大枣(大枣后面会说)。有些人营卫不和,吃补药也会因为营卫不通而滞住药性,补不进去反而弹回来上火,很多补药都会叫人用“姜、枣煎”,就是在处理这个层面。当然,这种case,直接吃小建中汤也很好。(皮沙士案:)
       在“桂枝汤基本结构”的处方中,生姜和大枣相互之间的加减,可以对该方“矫”出“偏入营分(血分)”,或是“偏入卫分(气分)”的效果。
       生姜加量的方,例如“新加汤”、“黄耆五物汤”……其中新加汤,桂枝多载了人参(补气津)缓重的药性,又因为生姜加量清卫分凝滞之邪,二者皆分消了桂枝的冲力,所以“桂林古本”中要“去芍”,解除它对于桂枝的束缚,药力方足。而治“血痹”的黄耆五物汤,生姜加倍,以“身体易麻”为由,多将桂枝的药性带进微细血管以充肌肉中的氧气,原来也是要去一味药来解放桂枝的力道,可是通血的“芍药”于血痹有不可取代的功用,于是就去掉了使药性变缓的“甘草”(去甘草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下文‘甘草’中再述)。
       而偏入营分的桂枝系变方,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当归四逆汤”,因为它的主要病机是血不足、血滞、血寒,所以姜减量而枣加量(基本变化由十二枚加至十五枚,《桂林古本.厥阴篇》中,当归四逆加参附及加萸姜附二汤,则加至二十五枚。刘力红《思考中医》另有“群阳会”、“群阴会”之说,可参。而〈妇人杂病〉中的“温经汤”一方,虽不用枣,但属血分药,生姜亦减量。
       《神农本草经》中说,生姜“久服去臭气,通神明”,生姜这味药,对于驱除日本人说的“水毒”所生的腐臭气是相当有用的(仲景用生姜的真武汤,基本上就比用干姜的《汤液经法》玄武汤功效更神妙)。基本的结构是“生姜、黄耆同用”可以去体臭。日本方面用“防己黄耆汤”(其中生姜比例相当大)治狐臭,据说大有效验。只是小乌龟非常不擅长用“防己”这味药,随便吃一点点,连吃几天,就会胃寒到变成又头痛又反胃的吴茱萸汤证。所以也无法真的向读者推荐这个方,尚有待高手指点。(皮沙士案:)
       ◎大枣
       除非是特别要入肾,否则用“大枣”就是用“红枣”,不是黑枣。(皮沙士案:)
       大枣肉黄皮红,又甘润多汁,补脾而又能兼入心补心,是养营血的好药。这些功用,不必说经方家,会一点中药的人大都晓得的。
       这个效果,在“桂枝汤”中,即是从脾胃之分(气分)补入营分,支援桂枝,做为桂枝行营分的后备补给。所以才说桂枝汤中调营卫的主力在“姜、枣”二药。而它含有大量的综合维生素,吃大枣等于吃“克补”、“善存”,对病人也是有用的。(皮沙士案:)
       以上是最基本的必要药性。
       而,大枣,另外还有几个层面的药性,在桂枝汤中也是有用的,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枣虽然是甜的,但中国人却说它的皮“微带辛味”,既有“辛味”,便是略有“金”气,而这“金气”是哪里来的呢?
       枣木是一种有刺的树。中国人对于有刺的树通写作“朿”,长得直而高的就写做“枣”,长得低矮而横向蔓延的就写做“棘”。
       因为我们的基本理论是“物心不二”──有那个形体,就有那个能量──所以,有刺的植物,它的灵魂一定含有某种“锋锐之气”,它的磁场才会在这物质世界中“铸造”出那样的形体。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皂角刺”了,又尖又直,简直不像是树木,而像是铁工厂做出的钉子。而这味药当然也是“溃肿攻坚”的要药了。据李时珍《纲目》所载,皂角树要结皂荚的时候,最好在树身凿个洞埋一些铁粉进去,该它吸“铁精之气”,皂荚才会结得好。而如果在制这味药时,用了铁锅煮药或用铁铡刀碾药,那些铁器都会很快就坏掉,因为令“铁之所以为铁”的“铁精之气”会被这种药吸走。──以上是在岔题说皂角树,不是枣树。
       而枣树呢,这方面和皂角树就有一点一样也有一点不一样。枣树虽然有刺,但不太尖,可是,它的木纹却是非常细致,可以做高级家俱的。枣树在开花结果之前,中国人发现,要拿刀斧在树皮上乒乒乓乓乱劈乱砍一通,结出的枣子才会肥润甘美。
       也就是说,枣树的生态,和锋锐杀伐之气有关,可是锋锐杀伐之气却不是它的终极,而只是一个过渡期,到最后,它会吸纳那些锋锐杀伐之气,而把它化成极精致柔和的补养营血之力。
       所以,中国人用枣子来“安神”,道理就在这里。《神农本草经》说它“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主大惊/和百药”等等的药性,和其他补药就有了一些些的不同;而它“和百药”的效果,也就不同于甘草的“解百药毒”。
       最近,想到大枣的药性,就会忍不住联想到倪师海厦的“用重摇滚来平定心情”其事。外刚内和之人,举措或同于此类欤?(希望不要犯到什么师门的大不讳……冷汗……)
       所以,在诸药药性各异,而药性和邪气相刃相斗的当下,有“大枣”这味药在其中“化杀伐之气为补养之力”,岂不妙哉?对病人是很体贴、很有爱心的。
       这一类“转化”的药性,在时方中还有一味不怎么重要的药味“楮实”可以一提。楮实在“还少丹”中可算是以此类药性做反佐之药。楮实子、楮树,台湾多得很,古时候的中国人,在种楮树之前,会先播麻的种子,等麻长高了,再一把火烧掉,这样子,紧接在后的楮树才会长得好,不然会又干瘦又易夭死。可是呢,长大的楮树,却是一种树汁多得不得了的树,割了一碗还有一碗……也就是说,楮实具有一种“转火气为水润之气”的功用,在还少丹这种大剂补阳补火药群中,反佐此一味药做调节,亦是一种制方的巧思。
       大枣本身,还有另一种物性,就是“榨不出汁”。你看美国加州密枣之类的东西就晓得,汁和果肉融成黏糊糊的一团,弄弄就变“枣泥”,不是果汁。而在桂枝汤的结构中,桂枝会助膀胱气化,生姜逐水气,芍药通阴以利尿,保湿的甘草只有二两,再多会拖住药性……从某个角度而言,保水的力道尚嫌不足。有了“最榨不出汁”的水果大枣坐镇,脾胃区块的水分就稳住了,营养也比较不会流失。黄耆建中汤“腹满者去大枣”亦同此理。这是大枣的另一层物性。
       而大枣这种“固脾胃区块之水”的效果,在“奔豚病”的证治中也可见一斑,前面说“桂枝”时也提到,桂枝加量可以反向下压,所以用“桂枝加桂汤”;除了桂枝加桂汤有大枣之外,奔豚才刚要发,尚在“脐下”时,对证的“苓桂甘枣”汤,亦是桂枝加到四两把方向转下,而大枣加至十五枚,把脾胃区块的水固定住,不要让肾区块抢去用来作乱。至于已经取道肝胆区块攻上来的“奔豚汤”证,水已经被抢走了,用大枣也是亡羊补牢了,没效了。于是就不用大枣,而用较多的生葛根去把水抢回来(葛根的药性,容本文下篇再述)。(皮沙士案:)
       而“入营”的药性,本来就是基本,前面“生姜”部分也已说了。那你说,大枣的药性这么温和,是不是不加也可以呢?感冒药还是感冒药嘛?这,民国初年陆渊雷的学生宋道援,在对证的前提下用大青龙汤而不加姜枣,两服下去,病人就死了。可见它并非可有可无之物。
       ◎甘草
       甘草“生用泻火,炙用补中”,这个,看《本草备要》就有了。大家都晓得,用甘草泻火,和用苦寒药泻火是不一样的。甘草、黄耆、人参同用,那是“甘温除大热”,元气够,抵抗力好,自然就不会“发炎”也就是“上火”。而单一味生甘草的泻火,与其说它是“泻”,不如说它是“缓”。就好像西药中的类固醇那样,一投下去,细菌也变慢动作,身体的反应也变慢动作,大家都慢了,气氛就没那么火爆了。它消炎的作用虽很好,但副作用却也和类固醇差不多,大量久服也会变月亮脸。(皮沙士案:)
       至于它“解诸毒”的效果,也可以说一部分包含在“缓”的效果之中。另外就中医的思考,则与它的“甘”味有些关系。像日本人古时候,如果中了河豚毒,就要把人头以下埋进土里过一宿,说这种“土气”可以解毒。而地球这一大块“土”,的确,很多毒素埋进地下之后,过很多年,也就分解掉了。这是土的性质。而甘草是诸药中之至甜者,所以也具有这种“土性”。
       各种力道猛烈的药,不论寒热,加了甘草(生炙皆有此效),它们的力量就会变温和一些,这是甘草的“缓”性调和于其中故。
       而甘草又叫做“国老”,也就是朝近中侍奉过两三代君主的老臣。这种人,在故事中,多半是“和事佬”,总是在排解纷争。一帖方中加了甘草,它就会像个和事佬一般,居中做协调人,让桂枝做桂枝该做的事,芍药做芍药该做的事……各尽其分而不相争。这个药性,相信大家也都晓得。
       用炙甘草这味药,当然,也可以说是同时有用到它缓诸药、调和诸药、补中焦脾土元气……这好几个层面的药性。不过,其实,在不同方剂不同的甘草用量中,可以看出该方所“取用”的不同层面。
       伤寒方中,甘草有用四两的(甘草干姜、芍药甘草、甘草泻心、炙甘草汤等),有用三两的(理中、小柴胡汤、柴芍草枳〔四逆散〕),有用二两的(桂枝汤系、四逆汤、白虎汤、桔梗汤等),有用一两的(麻黄汤、调胃承气汤等)。
       最简单可以看出来的是:如果只是要它“缓诸药”的药性,那放一两就可以了。而如果主力是要用它补中焦,通常是三两起跳(当然还是有例外,如〈厥阴〉黄连茯苓汤,人虚者加甘草二两)。
       于是,许多方剂中的“二两”就变得有些不可解了。是“要补又不能太补,要缓又不可太缓”的意思吗?当然这么想也是可以的。
       但,在不少“二两炙甘草”的方剂中,更可以从中揣摩出甘草除了前述药性之外的另一种特殊药性──“定方位”。
       什么是“定方位”呢?
       就是,有了这二两甘草的“土”气,其他的药物,就会以此为座标轴,而分得清“上下”的方向,药性轻于甘草的就向上,药性重于甘草的就向下,整个方的作用点,会变成“先以脾胃为集合点,再各自出发去做各自的事”。
       也就是说,二两及二两以上的甘草,使用的时机,多半是“能抓得准病邪的位置”的情况。如果某种病、证,是病位“不确定”或“不存在”时,甘草就有去除的可能。
       病位“不存在”的代表,是白通汤和乌梅丸。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阴阳离决”,寒处大寒,热处大热,彼此各据一方不相接触,这种时候,刚好位在中间的甘草,踩在没人相斗的空洞区块中,则无所用武之地。
       病位“不确定”者,简单来说,即是“有病则病受之”之方,让药自己去找病,不先给多余的方向提示,免得反而走错路。
       因为没有甘草的方子太多了,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只随手捻几个例子来看看:麻黄汤只有一两甘草,所以,药的作用方向不确定,你要用来开肺也行,要用来宣肾治感冒并发急性肾炎、蛋白尿也行(皮沙士教的刘渡舟用法)(皮沙士案:);真武汤无甘草,其中药味可以自由排列组合,变成了“治病种类最多”的奇妙方剂(详细于本文下篇〈五脏调律〉再述);治血痹的黄耆五物汤,它痹不一定是痹手还是痹脚,去甘草除了之前所述解除对桂枝的束缚之外,同时也解除了对特定作用点的限制;薏苡附子散,胸中湿寒之气压住心脏乃至闷痛,散剂的意义乃是要它一入喉就药力炸开,不得以脾胃做起点,故不用甘草;麻黄附子细辛汤以肾区块做起点,不用甘草(尚未入里时,则可用麻黄附子甘草汤);受惊留下的伤痕“惊痰”可能在任何地方,故柴胡龙牡汤不定方位,让它自己去找病……。
       当然,因不欲其药性过缓而不用甘草的方,当然更是多了,只是这种的读者一看就会明白,故从略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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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桂枝汤本身并不是发汗药。桂枝汤服下后,除了啜粥充谷气以助汗之外,还要盖点东点,把汗微微逼出来,这样,经过前述五味药的力量,就可以以那几滴汗做媒介,而把风邪驱出体外。如此,就功德完满了。
       这,与其说是“药效”,读者会不会觉得,感觉起来,也很像是一种“内功”呀?桂枝、芍药画出了一个动脉出、静脉回的大圈圈,大圈圈中又包含了姜枣入营出卫的小圈圈,再加上甘草为这两个圈圈定出一条地平线……嗯!果真很像是一个古写的“旦”字哩!难怪《汤液经法》桂枝汤的原名就叫做“小阳旦汤”!(这是小乌龟的个人自由联想啦……)
       像张元素治外感的九味羌活汤,或更早宋朝严用和《和剂局方》治伤风诸经头痛的川芎茶调散,所显现的是另一种思考。羌活汤或茶调散,用的都是入诸经的驱风药,是“用药归经”理论的一种实践,这是时方派用药的主导性思考之一。(皮沙士案:)
       然而,桂枝汤,则是“辨证”必仔细推敲出病在哪一经,用药却不必随经,从营卫之气的这一头“脾胃”把药力从营分送进去,解掉卫分的风邪,同时也就治好了卫气的另一头“太阳经”中的病毒(严格来说,好像是营血出于脾,而卫气出于太阳经?)。与曹颖甫齐名的伤寒家陈伯儃,于其《读过伤寒论》中言桂枝汤乃“从太阴底面以开太阳”,庶几得之,真乃卓见。
       和读者一帖桂枝汤就讲这么许久,也真是辛苦读者了,不过,是否,再回头看看前前段《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对桂枝汤中诸药的认识,就会发现,经方派和时方派眼中的每一味药,真的颇有不同之处?(皮沙士案:)
       (下篇待续)
       200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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